北平和平解放時我是國民黨北平市政府的一個工作人員，親身經歷了從北平被圍困到和平解放後，辦理移交的整個過程。今當北平解放40週年。回憶前塵，歷歷猶如昨日。
1948年下半年，蔣介石所發動的反人民內戰，在各個戰場上著著失利，用美國武器裝備起來的所謂精銳部隊大量被殲滅。濟南、開封、洛陽、石家莊等較大城市相繼解放。蔣介石雖曾親自來北平坐鎮指揮東北戰事，結果也無濟於事。加工政治腐敗，經濟破產，特務橫行。內部鉤心鬥角。爭權奪利，早已失盡了人心。人們普遍認為國民黨徹底垮臺已無可避免。就連國民黨北平市黨部書記長金克和都曾說過：“國民黨不亡，是無天理！”當時到處瀰漫著沮喪、失敗和絕望的情緒。
11月，遼瀋戰役結束，東北全境解放，北平的形勢更大為緊張。大官鉅富紛紛攜帶金條美鈔飛離北平，任現職的高級軍政官員自己不便離開崗位，也都把家屬送往臺灣或其他自認為安全的地帶，機關中南方籍的工作人員大都辭職南去，只有那些因各種原因走不了的，只好留在北平，聽天由命了。
戰局變化之快出人意料，12月上旬，北平和華北各城市已被包圍分割。平郊已有戰事。傅作義將軍宣佈要進行“北平保衛戰”並做了種種佈署。我作為社會局的代表曾到復興門外新北京“華北剿總”（後遷至城內中南海）參加一次會議，這次會議由一位副總司令主持，主要內容是佈置儲備物資，以備圍城時調配使用。令社會局對工商界（包括外商）所存重要物資如糧食、煤炭、石油等調查登記。並將城外物資迅速運入城內。時間緊迫，要求嚴厲。這項工作在社會局屬我主辦。為此我不得不大忙特忙起來。
傅作義將軍那時雖已與人民解放軍暗中聯繫，但在表面上還出佈告，下命令，表示決心固守北平，與城共存亡。併發布禁令，對破壞治安、搶劫財物、強姦婦女，侵佔、盜賣公物、造謠惑眾以及軍政人員擅離職守因而影響軍事者一律處死刑，就地處決。派楚溪春為軍法總監兼黨政軍督察總監。派白世維、張民治等6人為督察專員，負責執法。警備司令部也規定晚8時開始宵禁。嚴格戶口管理，凡不報戶口的人，一經查出隱藏“匪諜分子”的，戶主同處死刑。“剿總”的軍法處長大特務張慶恩更指使特務各處捕人。社會局的一個附屬機關有一人因姓名相同被誤捕，後保釋出來。據他說特務用刑極為殘酷。北平人民處於白色恐怖之中。
由於石景山發電廠和門頭溝煤礦已被解放軍佔領，電源、煤源斷絕。冀北電力公司依靠城內發電設備，僅能供給路燈照明和軍政機關、自來水公司、廣播電臺用電，一般市民只能用煤油燈照明，入夜一片黑暗。我那時因工作繁忙，每天深夜才能回家，但見路燈昏暗，宵禁中街巷闃無一人，平時繁華熱鬧的城區一片死寂，只有巡邏和崗哨士兵喝問口令。因缺電，工廠機器不能運轉，大都停工，但糧食加工不能停止，於是有些棄置多年的舊日碓坊的畜力石磨又被啟用。自來水時時停水，各街巷的舊水井又成為人們的重要水源。城內垃圾、糞便運不出去，到處垃圾成堆，糞坑滿溢，……總之，城市正常的生活規律完全被打亂，處於一片紊亂狀態。此外，還發生過南苑飛機場油彈庫爆炸失火、西交民巷平漢路局鍋爐房爆炸等事件，死傷多人，聲震全城，更增加了市民的恐慌感。
在圍城中，人們相見，互相詢問：“你作何打算？”回答往往是“聽天由命”“過一天算一天”。有一次，我遇見中統特務李鯤生我問：“李幫辦，你準備怎麼辦？”他回答說：“毫無辦法，只好等著當俘虜。”又說：“你們是普通行政人員，不要緊，我們是‘國特’，共產黨來了，饒不了我們。”不過，他並沒有在北平當俘虜，而是逃到綏遠，綏遠解放時被捕送回北京槍斃的。當時因不斷有公務人員棄職潛逃（市黨部書記長金克和，市教育局長王季高，市府統計長肖振凱、市警察局內四分局局長周雲蒸等棄職外逃），楚溪春的黨政軍督察總監部控制了飛機場，凡乘飛機離平者須經該部審查批准，以禁止黨政軍人員外逃。國民黨為爭取高級知識分子，動員北平各大學教授撤退，教育部並數次派專機“搶救”，先後有北京大學校長鬍適、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北平研究院院長李書華等及一批教授和他們的家屬數十人南去，但多數教授，包括身為國民黨員的教授都沒有走，這大約同中共地下黨做了工作有關。有些知識分子思想有矛盾，他們對反動腐敗的國民黨不滿，但又怕在共產黨的“極權”統治下不自由，猶豫不決，我認識的一位教授就是這樣，結果聽了學生的勸告，也沒有走。
就廣大市民來說，只怕北平打起仗來他們的生命財產遭受塗炭。特別是傅作義將軍的部屬大肆宣傳傅當年守涿州、守太原、守綏西的事蹟。說北平城防固若金湯，定可長期固守，市民就更加恐慌，深恐長期被圍困，像長春那樣餓死人。傅還下令組織城內居民到城外給部隊挖戰壕，構築工事。各機關公務人員也被動員分批服役。我本可找人代替，為了想看看城外情況，曾親自去服役一次，那是在出城不遠的朝陽門外，只見東嶽廟以東的一些房屋被拆毀，地面挖了幾條縱橫交錯的交通溝，稍遠處有幾座碉堡、鐵絲網等，過去熱鬧的朝外大街遍地破磚爛瓦，一片殘破景象。
1949年1月9日，正當北平成為危城人們惶惶不安的時候，國民黨前任北平市長何思源先生忽然回來了。那時北平城外機場已不能使用。傅軍在城內東單、天壇趕建了兩個臨時機場。他是在天壇機場降落的。何先生是我的老上司，他任國民黨山東省政府主席時，我在他手下工作。1946年11月他調任北平市長，我隨他來北平，任市政府機要秘書兼秘書處第二科科長。他在任市長期間，對處理學潮問題，採取了同情保護進步學生的態度，沒有執行蔣介石鎮壓學生的反動政策；曾促請李宗仁緊急制止了一次軍統特務大規模屠殺學生的殘暴行動，避免了一場流血慘案，又在偽國大選舉中，不理睬蔣介石的指示，大力支持李宗仁競選副總統，引起蔣介石的惱怒，1948年6月被免職。他卸任5天，北平發生了警備司令陳繼承下令槍殺東北流亡學生的“七五事件”，傅作義請他幫助處理善後問題，接著他就帶領全家到青島避暑去了。然後他又到南京、上海、蘇州、杭州、無錫、臺灣等地走了一趟。
當北方開始緊張的時候，約在1948年10月底，美軍與國民黨政府商定，由美軍出艦船及其他交通工具撤離在華北的外僑婦孺，因何夫人是法國人，也被通知撤退，一部分行李已送天津裝船，何先生由南京來電叫家屬不要走。到11月間他回北平一次，又匆匆去南京，家屬始終在北平未動。當時我們都很奇怪，何先生並非在職官員，國內外關係很多，他是最有條件逃走的，為何把家屬留在北平？這次他又重返危城，更為人所關注。我聞訊後急忙去看他，只見他精神很好，家中坐著幾位客人，有市參議會議長許惠東，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原市府人事處長兼新聞處長李同偉，還有兩位記者，正在談論北平和平問題，原來他這次回來是要促成北平和平解決的。他說：“北平是我青年時期求學的地方。我又在這裡當過市長，決不能坐視北平200萬市民的生命財產和文化古都的歷史文物遭受炮火的毀滅，所以趕回來發起和平運動。”他的正義和勇敢的行動使大家很受鼓舞。我心中的苦悶的情緒也為希望所代替。我們這些他的老部下都積極贊助他的和平活動。特別是李同偉在新聞界很熟，幫助做了不少宣傳聯繫工作。
後來才知道，何先生11月間匆匆去南京，是傅作義將軍派他去的。那時傅有一想法，認為自己有幾十萬軍隊，可在華北與中共合作，成立一個華北什麼委員會，請顧孟餘當主任，他自己任副職或常委，專管軍事。要何先生到南京去找顧孟餘，並看看李宗仁有何辦法。何當時就認為傅的想法不對頭，不過他也想去同李宗仁談談，就答應去南京。他到南京後住在李宗仁處，見李宗仁受到蔣介石的牽掣擺佈，又受一些黨棍政客的包圍，似乎缺乏創造新局面的魄力，而北平戰事已迫在眉睫，他就決心回北平進行局部和平活動。10月間蔣介石發表何為徐州剿總政務委員會委員兼常委，他辭不就任。此次又到南京，引起蔣介石的注意，特務們對他進行監視，他回北平是利用特殊關係秘密走的。
何回到北平後，當即會見傅作義將軍，彙報和分析了南京的情況，他對傅說：“我沒有去找顧孟餘，現在已談不到什麼‘合作’的問題，無人可依，也無路可走，南京四分五裂已管不了我們，你應該當機立斷，早日和平解決，不要搞南京的政客那一套。”
何思源先生在傅的默許和市參議會議長許惠東的積極支持下，即以北平市民的名義，發起和平運動。通過各種渠道廣泛進行宣傳。北平市民天天聽到城外炮聲，有時炮彈落入城內。眼看攻城大戰就要開始，非常恐慌，大家都渴望和平解決，但無人敢出頭說話。何思源以他的地位和聲望公開倡議和平，立即得到廣大市民的熱烈擁護。他一時成為最重要的新聞人物。常常為新聞記者所包圍，他每天收到許多不相識的人來信向他致敬，說他“功德無量”，希望他的和平行動早日成功。10余天之內就收到群眾來信200多封；一些知名人士也支持、鼓勵他奔走和平。特別是故宮博物院的馬衡院長只怕故宮的國寶毀於兵災，簡直把何看成救星。
他的和平活動雖然得到廣大市民的擁護和讚揚，但也遭到兩家軍統小報的攻擊，說“有投機政客以和平為名，宣傳投降，動搖軍心”。有人告訴他說：“人家說你投降。”他憤然說：“我從來不投降，日本人抓了我的老婆孩子要脅我，我都不投降，今天我無官一身輕，哪裡都可去，為何要投降？我這是愛國救民的行動！”又有一天社會局局長溫崇信對他說：“和平當然很好，我只怕演出一場投降的醜劇。”何說：“從某一方面說，也可以說是投降，但不是醜劇。”
傅作義將軍與何思源、許惠東商定，1月16日在市參議會召開“華北各界和平促進會”會議，各軍將領也參加，共同討論北平問題。並由何思源和許惠東以市民名義向各軍事單位負責人做工作。16日一早，何思源就由許惠東陪同，逐一訪問各兵團部、軍部的將領石覺、李文、黃翔等及208師青年軍、裝甲兵團、憲兵19團等部負責人，向他們說明形勢，呼籲他們以北平市二百萬市民的生命財產和文化古都的歷史文物為重，放棄無謂的抵抗，和平解決，徵詢他們的意見。被訪問的將領都說什麼也不知道，無意見。其實他們什麼都知道，彼此心照不宣。中午在市參議會座談並聚餐。有北平、天津、河北、山西、綏遠、熱河、察哈爾七省市參議會的議長或代表，北平市及河北省各界代表、各軍將領及北平市長劉瑤章等參加。許多人發言，一致要求和平解決，在座軍人一言不發。但也不表示反對。在討論通電內容時，何思源提出三點要求：一、將北平改稱北京；二、中央政府設在北京；三、按中共所提八條進行改革。大家同意。用大會名義分電南京政府和中共毛主席。推選出和平代表11人，以何思源為首席代表，定於次日出城向解放軍前線指揮部正式接洽。並通過電臺廣播通知解放軍方面。
奔走和平要冒一定風險，早在1948年4月因他反對鎮壓學潮，得罪了軍統特務，在坐汽車行徑景山東街時，就被特務打過黑槍，有些朋友為何的安全擔心，傅作義將軍也曾建議他住在華北總部內。他說：“我為人民爭和平，就不能顧惜自己的身家性命。我什麼也不怕！誰敢打死我，他要向全市人民負責！”就在要出城接洽的當天凌晨3時，他的錫拉衚衕寓所被炸，全家6口人，小女兒魯美被炸死，其餘5人受傷。
當天早晨我到社會局上班，忽聞何思源家昨夜落了兩枚炮彈，全家有死傷，非常震驚，急忙同社會局局長溫崇信、民食調配委員會總幹事師志真坐汽車去探望，在協和醫院的地下病房裡，我見到何思源先生全家5口人都裹著紗布躺在病床上，慘遭橫禍，令人難過。何夫人和大公子理路傷勢最重。何先生及次公子宜理、女公子魯麗受傷較輕。只見警察局副局長兼黨政軍督察專員軍統特務白世維兩隻袖子卷得高高的。一手拿著暖水瓶，一手拿著熱毛巾，在那裡跑前跑後，殷勤伺候。當我聽到何家被炸的消息就感到蹊蹺。炮彈怎麼落得這樣巧，兩枚炮彈都落在臥室屋上？見到白世維，我心中就明白了幾分。何先生對我說：“剛才中共代表來慰問，我沒能見他。”我問：“難道他們已能公開活動了嗎？”何不答。我也不便再問。白世維走過來說：“何先生，你有什麼事，是否讓永光留下？”何搖頭。我說：“白局長偏勞了，有你在這裡照顧就很好了”。當天，何為防止特務暗害，轉移到市立北平醫院地下室，對外說傷勢很重，謝絕探視。
後來才知道，這次爆炸原來是蔣介石親自下令軍統特務頭子毛人鳳對何實行暗殺，毛人鳳召集手下的大特務幾次策劃，派大特務葉翔之帶領四名特務專程飛來北平佈置，由軍統北平站站長王蒲臣和李連福執行爆炸的。原計劃在何的寓所附近對何狙擊，又恐兇手不易脫身，乃改用在何的臥室屋上放置定時炸彈的辦法。幸而兩枚炸彈沒有同時爆炸，何夫人和兩個女兒住的裡間屋先爆炸，何先生聞聲奔向裡間救人，他和兩個兒子住的外間屋才爆炸。結果沒有炸死何思源，只炸死了小女兒。蔣介石很不滿，對毛人鳳大加斥責，毛人鳳等也後悔不該改變原方案，在他們看來，為了消滅何思源，犧牲個把特務也是值得的。
在被炸的前一天，警察局局長楊清植和市參議會副議長唐嗣堯到何思源家，對何奔走和平表示慰問。說何先生為地方如此造福，他們照顧不夠，問生活有無不便之處，是否需要警察局派人警衛，又到各屋看一遍，問居住條件是否適宜，極表關心。唐還以“北大老同學”身分大套交情。原來他們是來觀測各人床位，以便安放炸彈的。特務們的陰險、狠毒、卑鄙真是到了極點！同一天，中共地下人員張實同志，也秘密到何家，提醒何要提高警惕，可惜未能引起何的充分注意，後悔無及。中共的關懷和特務的暗害，恰成鮮明對比。
何思源先生沒有被炸彈所嚇倒，第二天就扶傷起行，與其他代表共10人一起出城，中共人員張實化裝成何的護理人員同行，越過火線，前往解放軍前線指揮部，表達了北平人民的和平願望。他們受到莫文驊政委等領導人的熱情接待，莫政委向他們講明瞭黨的政策。當晚解放軍為他們舉行了歡宴。傅作義將軍已與解放軍談判了一個月，未能達成協議，解放軍給傅下了最後通牒，限期接受條件，這時限期已經迫近。莫政委問何：“傅作義為何到現在還不簽字？是否有變化？”何回答說：“我們出城的時候，去問傅先生，我們見了解放軍，怎樣說明你的態度？他乾脆地說：‘我傅作義服從人民’。傅先生是明白人，不會有變化”。
次日，他們回城向市民彙報了出城接洽經過，北平市民心中一塊石頭落了地，大家放心了。他的和平活動反映了北平人民的願望和要求，正如《人民日報》1949年2月1日社論所說，“代表了真正的民意”，也為傅作義將軍的起義作了社會輿論準備。他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的貢獻和重大犧牲人們不會忘記。
傅作義將軍於1949年1月22日發表文告，宣佈“獲致人民公議的和平”；並公佈了北平和平解放協議的部分條款。當時的國民黨北平市長劉瑤章先生曾召集市政府人員傳達協議內容。要求全體人員遵照協議，保護好財物檔案等準備移交。協議中有一條是北平原國民黨軍政人員將給予優待，不咎既往。大家聽了，無不歡欣鼓舞。在尚未接管的幾天裡，市府曾有少數人鼓動一部分人員脅迫劉瑤章和市府秘書長高文伯，要求發放錢款，企圖製造混亂，乘機撈一把，未能得逞，交接還是順利的。
2月1日，我們這些舊市府人員在市政府大門口迎接葉劍英市長和徐冰副市長蒞任接管，葉市長和徐副市長都講了話。葉市長說，今天市政府交接與過去不同，不是何市長接熊市長，是改朝換代。蔣介石的政府是反動的政府，專門壓迫剝削人民，為帝國主義和四大家族謀利；我們人民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雖然都是市政府，性質完全不同。葉市長宣佈對舊人員採取包下來的方針。他說：“大家不要怕失業，我們要把全部人員包下來，人民政府有許多事情要做，需要大批幹部。你們有工作經驗，這是很可寶貴的，但要轉變立場，從為反動派服務，轉向為人民服務。這就要努力學習革命理論和革命政策，學習新的工作方法，使自己的思想得到改造。”葉市長態度誠懇坦率，平易近人，沒有國民黨大官們的那種官架官腔，使我們這些舊人員感到耳目一新。而且他語言風趣，當他第一次提到‘蔣介石’的名字時，他說：“蔣介石把自己抬得至高無上，要當‘最高領袖’，你們聽到‘蔣委員長’、‘蔣總統’要立正，我叫他‘蔣介石’你們聽不慣吧？不要緊，以後就習慣了。”說得大家都笑了，空氣立刻活躍起來。聽了葉市長的講話，舊人員心服口服，大家消除了顧慮，覺得前途充滿光明。接管後，舊人員基本上都被留用，開始了新的生活。
從解放區來的老幹部都樸實、廉潔，辦事堅持原則，作風正派，贏得群眾尊敬，成為我們舊人員學習的榜樣。即使他們當時還不熟悉城市工作，有的事沒辦好，被某些人嘲為“土包子”，但因為是出以公心，沒有以權謀私現象，而且他們不斷總結經驗，提高很快，還是受到群眾擁護的。在他們的帶動和影響下，解放了的北平，社會風氣頓時變得質樸、務實、健康向上，舊社會的虛偽、腐敗現象有了很大改變，也使我們這些留用的舊人員增進了為人民服務的方向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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