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衍任相，“庆历新政”仍然在积极推行，但却碰到了更加巨大的阻力。保守派继续纷纷指责“新政”操之过急、考核太苛、贬官太多、打击面过宽，等等。这段时间，是“新政”推行过程中斗争最为激烈的时期。仁宗皇帝左右摇摆不定，推行新政相当困难；范仲淹又被罢相，远在边疆。有些年轻的改革派官员，感到愤怒和不满。
1044年（庆历四年）十一月，进奏院的刘巽和苏舜钦，邀集一些文人朋友聚会，喝酒吟诗谈心，还找来歌妓作乐。这类的聚会，本来是很普通的，没有任何政治色彩。可能是当时的斗争形势复杂，这些参加和支持改革的文人学士心情沉重，在言谈吟诗当中，表达对当时社会政治的关心，失去了应有的谨慎。据说，曾经有一个官员想参加这次聚会，遭到苏舜钦的拒绝。这个人便怀恨在心，向监察院汇报，说苏舜钦不仅盗用公款，任意挥霍，还在宴会上作《傲歌》，大骂周公和孔子，实际上是借机攻击皇上。
所谓盗用公款，实际上多数是利用卖废纸的钱，根本算不了多大的事。最为皇帝不快的是吟《傲歌》。写这首《傲歌》的作者是王益柔，其父王曙是前朝的宰相，推荐过欧阳修等人。王益柔经范仲淹推荐，任集贤院校理。这位校理年轻气盛，在宴会上挥毫写下了《傲歌》。这首歌词的内容，现在已经不得而知。根据“傲歌”这两个字，可以想象，字句狂傲，有所谤讪。
老谋深算的御史中丞王拱辰，便抓住这个导火线大做文章。王拱辰抓住这首《傲歌》，指使监察御史刘元瑜专疏提出弹劾，指出这些人是在反对皇帝。宋祁、张方平也参加助阵。宰相章得象、晏殊不置可否。还有一批人暗中支持王拱辰。因为，这次弹劾触动了最敏感的神经，仁宗皇帝下令出动御林军，把参加诗会的主要人员全部逮捕。
这场斗争的锋芒，一开始是对准苏舜钦和王益柔。最终的目标是打击范仲淹和杜衍。
苏舜钦，字子美，颇有文采，诗与梅尧臣齐名，甚为欧阳修所重。他年轻好胜，敢于发表尖锐的意见，是改革派的一位活跃人物。他善散文，在政论中，指出范仲淹的政治措施：“皆非当今至切之务”。他虽然支持范仲淹，但是并不满足于范仲淹的一些做法，要求做进一步的改革。他认为，范仲淹只触动了一些皮毛，并没有触动根本。他的有些意见，刺痛了保守派权贵们的利益。苏舜钦入进奏院，是范仲淹推荐的。
而改革派的骨干之一——当朝宰相杜衍，又是他的岳父。
与苏舜钦较好的、较有才华的一批文人如：王洙、刁约、江休复、周延隽、吕漆、周延让、宋敏求、章岷、徐绥等人，也一律贬官外任。对王益柔，本来计划从严惩办，由于韩琦力排众议，才免遭大难，处理的结果是：落职，出兼复州酒税。
这场党争，历史上称为“奏邸狱”，苏舜钦等一大批改革派官员被贬。
仁宗皇帝对“庆历新政”动摇了。1045年一月，才上任120天的杜衍被罢相；三月，富弼也被免职，离开朝廷，派遣去河北；欧阳修也因为公开为范仲淹等人呼喊，被降到滁州。至此，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被迫结束了。
从1043年九月起，至1045年三月结束，“庆历新政”前后总共只有一年半的时间。
王拱辰、吕夷简等人的进攻，蓄谋已久，其动作是闪电式的，迅雷不及掩耳，既猛且狠。“庆历新政”，正处在摇篮里就被扼杀了。对改革派发动进攻的是一直不赞成改革的保守派人物，下命令的却是曾经下决心支持改革的仁宗皇帝。充当总指挥、调兵遣将、冲锋陷阵的是掌握弹劾大权的御史中丞王拱辰，跟随他行动的还有鱼周询、刘元瑜等人。他的幕后还有吕夷简、章得象和晏殊等人。王拱辰在办完这桩事情之后，曾经洋洋得意地说：“吾一举网尽之矣！”
一代名臣范仲淹，被贬谪以后，在他那篇著名的《岳阳楼记》里唱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悲壮诗句。这是用他血泪写下的名句，已经流传千古，并将永远流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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