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年間，陝西漢中營卒鄭魁，因把砒霜放到饃饃裡殺人而被判死刑，賣砒霜的、賣饃饃的以及死者的鄰婦，三個證人的旁證供述，齊全在檔，案子已成定局。只待上級巡撫衙門審批，便可立即處決案犯。
時鄧廷楨任陝西巡撫，審閱案卷後，心生疑慮，便暗中把賣饃的證人找來詢問：“你每天能賣出幾個饃？”賣饃的回答有幾百個之多。鄧廷楨又問：“一個人大約買幾個？”賣饃小販回答約有三四個。
“既然如此，那你每天能接觸到一百多買饃的人了？”
“是的。”
“一百多個人的長相、姓名、年齡，你都能記住嗎？”
“不能。”
“那你如何單獨記住了鄭魁，在哪天、買了你的饃呢？”
小販不由驚愕，鄧廷楨一再追問，他就回道：“原本不知，是縣衙差役前來告知，說官府審訊的殺人犯已經招供，只缺一個賣饃的證詞，問小人何不為他做證？於是，小人便按縣裡衙役的要求，做證供述是鄭魁在某天到我這裡買了一個饃，把別人毒死了。”
據此，鄧廷楨隨即傳喚死者的鄰居婦人，稱也是受官差指使作的證，只有賣砒霜的人說的是真的。原來死者曾經跟鄭魁有爭執，他被瘋狗咬死後，嘴唇青黑。死者的家人，便誣告說是鄭魁毒死。鄭魁也確實買過砒霜，但那是用來毒鼠用的。
一樁已經證據“確鑿”的案子，就此翻案，鄭魁自然無罪開釋，死者家屬也因誣告得到處罰。然透過此案，卻折射出清代訴訟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誣告現象十分普遍，當時有“無謊不成狀”“十告九誣”之說。
百姓借誣告以謀利和復仇是主要目的，被告在被誣告後，往往要被官府關押，甚至有可能遭受刑責，並被胥吏敲詐。為求脫身，他們往往願意出錢與原告和解。而官府審判，只要不是極為重大的案件，在司法實踐中往往允許和息，並不追究。當時不安分的人往往以此誣告他人，然後趁機詐錢，錢到手後，再向官府申請和解，具結完案。
如“葉墉誣告縣書沈念曾等浮收”一案，葉墉乃南匯縣監生，素不安分，因交稅之事與縣書沈念曾等人有嫌，便誣告他們浮收，沈念曾等人為免訟累，只得出錢和解，共出五百七十錢與葉墉，葉墉收到錢後向衙門申請和息結案。
百姓的誣告行為由於官員規避審判責任的策略行為而得不到嚴懲，這又鼓勵了民眾的誣告，使誣告行為更加氾濫，循環往復令晚清社會風氣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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