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ong>（史论纵横谈风筝第20期）
从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角度有多种观点，既然是看待，那就肯定是有偏差的。
在《风筝》的最后（可能是未删减版的），是这样解释郑耀先和他在军统的兄弟之情的，同志之情，兄弟情，夫妻情也好，这些都只能算是小情，但是我们党对人民的责任，国之大义，这个是大情。正如小家与大家不能两全，大义与私情不能两全，必须做出痛苦的选择。
对于赵简之这样，虽然看起来很讲义气，但是对待人民不择手段，残忍杀害无辜的人，顾私情的话会对那些无辜死去的人没有交代。在郑耀先被游击队枪击之后，赵简之为了报复，抓了很多无辜的人把他们枪毙了，虽然只表现了一处，也表现了赵简之极为残忍的一面。
这应该算是官方的观点了，《风筝》审核了五年，估计要是不喊点口号，弘扬一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估计得审核十年。
纵横最近买了一本王立群老师写的《历史从未走远》这本书，在第一篇中，就讲了伯夷和叔齐的故事，包括伯夷和叔齐互相让王位而出走，阻止武王伐纣，后来不食周栗的故事，鲁迅先生认为伯夷是恪守旧礼，不懂得变通的人，毛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中说“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人”。
然而，伯夷和叔齐的故事，难道就真的是这样的吗？伯夷和叔齐，不贪恋权力，不被荣华富贵所吸引，尤其是不食周栗的精神，和朱自清先生不吃美国救济粮很有点相似之处，这种高风亮节，这种气节和风骨，难道不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内核吗？
所以，我们读历史也好，看电视剧也好，也是在寻求那些能够帮助于我们了解这个世界的东西，所以，赵简之的兄弟之情，在国家面前也并非一无是处。
当兄弟之情与国家之情相违背，尤其是在威胁到国家的时候，我们当然要大义灭亲，而赵简之、宋孝安这些人，只是人民内部的斗争，所谓立场不同，政见不同罢了，何必要赶尽杀绝，以宋孝安来说，本身就已经是要回台湾替母亲养老，郑耀先在得知后，依然没有放过他，这种价值观念，不知道现在还值不值得宣扬。
赵简之是一个很讲义气的人，不单单是对郑耀先，在他和宫庶都被包围的时候，赵简之以身犯险，吸引敌人的注意，让宫庶能够逃脱危险，在监狱中被徐百川指认后，他虽然恨徐百川出卖了自己，但还是以死劝徐百川不要出卖郑耀先，尽管赵简之死得其所，没有什么值得惋惜的，然而这种精神还是值得赞扬的，这种精神难道不也是根植于我们中华民族精神内核中的“义”吗？
现在，口口声声说老人倒在地上没有人扶，公交车上没人给老弱病残让座，实际上就是对“义”的缺乏，如果这个国家不讲“义”了，那么和鬼子还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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