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影四十載獲獎無數，她是華語影壇首屈一指的女性導演；從銀幕到熒屏，她在影視兩界自由穿梭，遊刃有餘。兩位惺惺相惜的女導演，共話一段屬於她們的光輝歲月。許鞍華、李少紅作客本期《可凡傾聽》。
點擊文末左下角“閱讀原文”觀看許鞍華、李少紅專訪（上）
在電影導演這個領域，女性是絕對的少數派。她們中的佼佼者可謂是巾幗不讓鬚眉。這些優秀的女導演們帶著對電影的滿腔熱忱，勇敢地闖入這方歷來由男性主宰的世界，同時也憑藉著自身的才華和女性的特質，為電影百花園增添了一抹別樣不同的亮色。走進本期《可凡傾聽》的就是這樣兩位女導演——許鞍華、李少紅。
曹可凡：謝謝兩位導演的光臨，我知道許鞍華導演跟李少紅導演，你們曾經在1995年一起參加了柏林電影節是嗎？兩位導演跟我們回憶一下當時參加電影節的情況。許導？
許鞍華：我記得我看見李少紅導演，我覺得怎麼這個小女孩，居然是一部大作的導演。
曹可凡：那李少紅導演呢？
李少紅：因為那個時候，我們1995年去的時候，其實我非常忐忑，有關錦鵬導演的《紅玫瑰與白玫瑰》，還有我們的《紅粉》，實際上我覺得從製作上還有從各方面資歷來講，我很怕我不可能得獎，所以再加上看到許鞍華導演，其實我當時特別激動，是因為我們學電影的時候，我上電影學院的時候就看她的片子，看《投奔怒海》，我真的是非常驚訝是一個女導演，當時我就在心裡樹立了一個榜樣，我覺得我一定要像她那樣。
在1995年舉辦的第45屆柏林國際電影節上，許鞍華執導的《女人，四十》斬獲最佳女演員獎，李少紅則憑藉《紅粉》榮獲傑出個人獎。這一年，許鞍華48歲，已是一位從業近20年的資深導演。1975年，她作為一代電影大師胡金銓的助手入行，獨立拍片後很快憑藉《瘋劫》、《胡越的故事》、《投奔怒海》等作品，成為上世紀80年代香港電影新浪潮的代表人物之一。而1995年的李少紅剛滿四十歲，《紅粉》是她的第四部電影作品。
李少紅：我們拿了（柏林電影節）銀熊獎，其實我特別意外，因為我們當時成本很低，只有250萬。在非常艱苦的情況下拍完了那部戲，而且其實跟關錦鵬導演的題材什麼都非常類似。而且他們的演員都非常棒，陳沖什麼的。
曹可凡：我記得您是用了王志文跟何賽飛是吧。
李少紅：我用的是王志文、何賽飛還有王姬，我們等於從飛機場下來以後直奔放映廳，就站在那兒，筆直地把《紅玫瑰與白玫瑰》看完了。當時看完以後我們大家都沒有說話。
曹可凡：壓力陡增是嗎？
李少紅：對，覺得競爭對手好強。
曹可凡：李少紅導演這部片子得了銀熊獎，許鞍華導演當時是《女人，四十》這部片子，其實這部片子成本也不是很高。
許鞍華：不高，兩百萬多一點。
曹可凡：那部片子是得到了什麼樣的殊榮？
許鞍華：我們也是非常喜出望外的，蕭芳芳得了最佳女演員，想不到的。
曹可凡：《女人，四十》其實在許導的電影履歷當中也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當時蕭芳芳的聽力已經出現問題了嗎？
許鞍華：對，她說每天不能拍超過7個小時，因為一過了7個小時她就不行了，真的我每天就拍她7個小時，她很好，都是一條過的，到了有一天是真的不行，就求她多拍一個鏡頭，她一拍完這個鏡頭，這個喉嚨她給我看裡頭，都腫起來了，立刻就真的不行，她不是開玩笑。
曹可凡：所以她在一個失聰的狀態下要能夠拍完一部片子，然後憑藉這部片子在柏林電影節得到最佳女演員，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許鞍華：而且她不止聽不到，她這個耳朵不停地有聲音在吵。
曹可凡 ：耳鳴。
王冠：當時這部戲拍了多長時間？
許鞍華：拍了29個工作日，在一個半到兩個月以內拍完。
李少紅：《女人，四十》其實我們當時在柏林電影節看的時候，我也是特別感動，因為我覺得就寫現實題材，我很驚訝的一件事情就是說，其實香港有很多導演在堅持走現實主義電影的路線，因為我們在上學的時候一直認為香港導演更多的是很商業化的導演。我覺得許鞍華導演讓我感動的是，她一直在走這條路，一直到現在她都是。她聚焦在一些現實生活中的人物身上，而這些人物是在你生活的周圍處處可見的，他們的命運，還有在這中間講了很多歷史的和時代的變化，這點我很感動，而且還有香港有那麼多非常好的演員，讓我也是非常羨慕。包括蕭芳芳，當時我看《女人，四十》的時候，其實我對她的生活並不是很瞭解，但是我真的是特別被她感動。因為她能把你帶進去，她演員的素質和素養都非常（高），讓你作為一個導演來說，很渴望跟他們合作。
在許鞍華長達40年的電影生涯中，1982年的《投奔怒海》是相當重要的一部作品，曾榮獲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兩項大獎，還刷新了香港本地文藝片票房紀錄。由於影片在海南島取景，許鞍華成為最早來到內地拍片的香港電影人。而當年名不見經傳的劉德華，也是因她的慧眼而初次登上大銀幕，由此開啟了巨星之路。
曹可凡：少紅導演，您剛才說，您在北京電影學院讀書的時候，就看許鞍華導演的作品。
李少紅：其實在學校的時候我就看過《投奔怒海》，我當時比較震驚的是，因為它那個場面，還有它的題材，特別不像是一個女導演拍的，這個對我來講是非常震驚的一件事情。
許鞍華：我看《血色清晨》我也覺得不像一個女導演拍的，可能我們自己有性別歧視。
曹可凡：現在大家看到很多香港的電影導演都來到內地拍攝，大家已經是司空見慣，可是要知道許鞍華導演是在改革開放初期，也就是1981年的時候，就到內地來取景拍攝《投奔怒海》，當時你怎麼會想到要到內地來取景？
許鞍華：是那個時候我們的製片人夏夢，她想拍一個講越南難民的戲，我們那個時候沒有辦法去越南，可是我就看紀錄片等等，想象，就儘量找，在海南島跟湛江，像越南，越南人看了都沒有說不像。
曹可凡：我知道其實當時拍《投奔怒海》的時候，你們選擇的第一個男主角的人選是周潤發，後來換成劉德華，這個當中發生了一個什麼樣的變故？
許鞍華：因為寫的時候心目中就是他（周潤發），可是因為那個時候如果你去了內地取景，在臺灣就進入“黑名單”了。所以他就推了。我們那個時候已經去了海南島，開拍可是還沒到他的戲，攝影師就推薦劉德華，因為上個戲他跟他合作過，我就請他過來。
曹可凡：可是劉德華這人挺鬼的，這是劉德華親自告訴我的，第一他覺得非常高興，許鞍華導演給了他這個機會，第二，他一定要搞清楚為什麼周潤發不演。他就跑到片場去找了周潤發，周潤發說你傻呀，我現在已經有名了，我不能丟失這個市場，你還是無名小輩，你啥也不是，你哪有市場可言。所以這部電影就成就了劉德華，是劉德華的第一個大銀幕的角色。
當許鞍華拍攝自己的第四部電影《投奔怒海》之時，比她小8歲的李少紅正在象牙塔內求知若渴。1978年，李少紅考入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與陳凱歌、張藝謀、田壯壯、江海洋等成為同學，他們這批人，日後成為了第五代導演的中堅力量。
曹可凡：那時候你們班裡的每一個同學，你們都用一個電影給你們起一個外號，什麼“歡騰的小涼河”什麼的，您的外號是什麼可以說嗎？您還記得嗎？
李少紅：我當然記得，但我的外號不太好，我也不知道他們為什麼給我起一個叫“女人比男人更兇殘”。
曹可凡：當年有這部外國電影。
李少紅：起這個名還挺逗的，後來我確實拍了《血色清晨》，拍了《銀蛇謀殺案》，我印象中《銀蛇謀殺案》的時候我第一次走上舞臺，電影放完了以後不是要跟觀眾見面嗎，我一上臺的時候，我就覺得底下人都在那兒吆喝，我也不知道我怎麼了，我就以為我的扣子系錯了還是怎麼了，就是大家都在（起鬨），後來我才知道大家沒想到是一個女的。就覺得又矮又小一個女的怎麼那麼兇殘。
曹可凡：那個年代女導演不多。
李少紅：對，另外就是當年也被《大眾電影》舉報了18處兇殘鏡頭，因此大家就覺得這個名給我起得非常準。
曹可凡：女人比男人更兇殘。
王冠：當時你們班女生有幾個？
李少紅：我們班有9個。
王冠：那還好，比我想象的多，我以為只有一兩個，他們平時私底下如果聚在一起看片子，討論，會帶女生一塊兒玩嗎？
李少紅：帶，因為他們要有吃有喝的，一般女的都幫他們做吃的。
王冠：他們太壞了吧，你給他們做過什麼吃的？
李少紅：那時候上學就是在朱辛莊，在農業大學那邊，旁邊都是菜地，後面都是村子，雞蛋、雞還有什麼都是我們去拿糧票換來的，那時候電影學院也不讓用電爐子，我們就偷偷地去把線掛在上面，也沒有鍋，就是把臉盆洗乾淨，就拿那個來做雞湯，大家就高談闊論談電影，其實那時候老師跟我們一起聊，就是喝著我們洗臉盆做的雞湯。
曹可凡：剛才說的這些同學，現在都是中國電影的頂樑柱、大導演，那個時候他們是什麼樣的，比如田狀狀、陳凱歌、張藝謀導演這些？
李少紅：陳凱歌永遠特別文藝青年，領袖氣質非常濃。他交流方式是把郭路生的詩給你抄一遍送給你，這個我就有一份。田壯壯就不一樣，壯壯是一個很實際的人，因為他在上電影學院之前他就已經拍過電影，所以他經常會告訴我們，不要看書，就是拍，電影是拍出來的，不是看書看出來的。
王冠：他講究實踐。
李少紅：他講究實踐，所以我們那時候分組拍小片的時候，他就會說不管是不是你那組，你也要去幫別人拉線，去搬移動道、拿燈、拉線，你就知道電影現場是怎麼回事。
曹可凡：張藝謀導演是比你們要大好多，他當年進電影學院其實已經超齡了。所以那個時候是不是像他現在那樣看上去經常“苦大仇深”？
李少紅：老謀老謀，老謀深算。
曹可凡：他年輕時候也這樣嗎？
李少紅：他是攝影系的，我印象中特別用功，做筆記，我們有幾個愛做筆記的同學，我們會互相交流筆記，等於默記鏡頭，把一部電影整個鏡頭全部默記下來，在本子上面，回去把它謄出來，就是一個電影的分鏡頭一樣的了。那時候交流筆記就是看誰記得最全，我也有幸被他們交流過，張藝謀那時候是一本一本的記得特別多，所以我們都很想去跟他交流，看看是我記得多還是你記得多。
1982年，李少紅畢業後分到北京電影製片廠工作，在當了幾年副導演之後，1988年憑藉獨立執導的第一部影片《銀蛇謀殺案》嶄露頭角，此後的《血色清晨》、《四十不惑》、《紅粉》等作品接連在國際影展上獲獎，奠定了她在影壇的地位，也讓人們見識到了這位看似柔弱的女子身上潛藏的巨大能量。
王冠：許導，對於李少紅導演的作品您關注過嗎？
許鞍華 ：有，我聽到人家說，北京有一位女導演拍的一部叫做《血色清晨》，是從南美作家改編來的一個我們都覺得非常好的故事，然後我們就千方百計找了帶子來看，看了以後覺得拍得非常好，可是後來有一部《四十不惑》就找不到帶子，所以就沒看。
曹可凡：這部《血色清晨》實際上是根據馬爾克斯的小說改編的。
李少紅：對，馬爾克斯小說。
曹可凡：第五代導演其實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受拉美文學的影響特別大。
李少紅：是的，對於我們來講，其實文學給了我們很多營養，而且給了我們很多很厚重的歷史和社會的那種基礎，所以我們向來都會覺得文學改編是一個很重要的電影途徑。所以最早《血色清晨》的時候，實際上是我們想拍一個農村的農民的電影，我們那時候跟肖矛，我們編劇在討論的時候，永遠在拿馬爾克斯的小說《一件事先張揚的兇殺案》來做例子，後來我們突然覺得我們為什麼只把它作為例子，我們其實可以直接改編它，因為它有很多很像中國當時的農耕環境的那種文化習性，還有文化的背景，後來我們就直接借鑑了他的小說。因為那個時候你知道是很早了，就是1990年，我們都不知道怎麼去找馬爾克斯，也不知道怎麼去解決版權的問題。後來我們就給大使館寫信，才知道他那時候在墨西哥，然後我們就給墨西哥大使寫信，說我們想改編這樣子的一個（作品），後來他建議我們說，你們可以用借鑑或者取材於馬爾克斯小說這樣子的一個說法，他也負責幫我們把這封信轉交給了他。所以後來我們片子1991年在威尼斯電影節上放的時候，電影節的主席還特意把馬爾克斯請來了，但是當時沒批准我去，為這個我號啕大哭一場。錯過了與他能夠見面的一次機會。
曹可凡：這是莫大的遺憾，許導，除了像李少紅導演的片子您關注，像張藝謀、陳凱歌、田壯壯導演的片子，您看了之後給您留下一個什麼樣的總體印象？
許鞍華：一浪一浪的新導演出來，我們不停地受到很大的衝擊，其實挺害怕的，因為覺得他們都（很強）。我老實說，比如我一看《黃土地》，我覺得他們比我們好，是看了《黃土地》、《大閱兵》開始的那幾部戲，接著就看了少紅導演的那個戲（《血色清晨》），所有這些戲我都覺得其實非常優秀，可是那個時候我們對內地是不太認識的。反正好電影是這樣子，無論文化共通不共通，你都感覺它是個非常感動跟優秀的作品。
曹可凡：我記得侯孝賢導演跟我說，他第一次在一個國際電影節的中國電影周展映上，第一次看到了《黃土地》，看完之後非常激動，所有臺灣地區的導演都站起來鼓掌，他熱淚盈眶，所以少紅導演，你們當時這批同學，我覺得像是一個文化群落，在那樣一個改革開放的初期能夠橫空出世。
李少紅：我自己覺得大概可能有這樣兩三個方面的情況，一個就是我們這撥人基本上都是先接觸了社會，然後回頭來學電影的，所以是帶了很多思考，就是人生和你在社會中遇到的很多問題的思考，回來重新學電影的人，第二個就是我們是第一批電影學院，“文化大革命”之後第一批應屆生，這一批應屆生特點就是有老有少，年齡差別很大。有張藝謀這樣的，當時都快30歲了，也有我這樣的，比較小的，我當時都算是偏小而不是最小的，我們之間的年齡一差差了一二十年，參差不齊的。其實他們帶回來的社會閱歷是不一樣的，這也是一個非常大的特點，還有一個這方面的特點就是，其實我們那時候是科班出身但是非科班的一屆大學生。因為當時電影學院開始招生，實際上沒有教材，因為斷代了，斷了十年，實際上當時整個電影教育是跟不上的。當時拿出來的教材還是上世紀50年代蘇聯專家的教材來給我們講蒙太奇，所以這些東西實際上造成我們是師生同學，就是老師跟學生一起看電影，一起討論電影，這個氛圍實際上看上去很不專業，但是卻給我們帶來了一個得天獨厚的學歷，這個學習的經歷是再也不可能複製的，就是有一個文化討論和對電影認識的過程。這個過程是大家共同一起來完成的，這個也是我們非常大的一個特點。所以這些想法和思辨，有話要說和有心情要表現，在那個時候就出來了這樣一批導演。
END
↙↙點擊“閱讀原文”觀看視頻全集（上）
閱讀更多 可凡傾聽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