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滅亡之後，中國簽訂的最恥辱的一個“賣國”條約就是袁世凱和日本簽訂的《二十一條》了，日本借歐洲各國都在進行一戰，無暇顧及東方的時候，企圖把中國的領土、政治、軍事及財政等都置於日本的控制之下的二十一條無理要求，這些條款稱中日“二十一條”。
1915年1月18日，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覲見中華民國的大總統袁世凱，遞交了二十一條要求的文件，並要求政府“絕對保密，儘速答覆”。在接到日方“二十一條”後，袁世凱作為一國總統，對日本提出如此苛刻的條款，是很激憤的。
但是當時的中國實力對比日本來說，還是太過於弱小，根本不敢直接拒絕日本，歐美國家根本無暇制衡日本和中國，更何況英法國家還需要日本來解決遠東地區的德國實力;如果此時開戰，結局很有可能比二戰時期更糟糕。
當晚，袁召集緊急會議，國務卿徐世昌、陸軍總長段祺瑞、秘書長梁士詒、政事堂左丞楊士琦、外長孫寶琦、次長曹汝霖等出席。次日至21日，又連續開會三天，詳議對策。在領土和主權問題上，袁世凱表態堅決拒絕。
在歷經84天的談判中，前後會議25次，會外折衝不下20餘次。從談判時間之長，我們即可看出交涉之艱辛。袁世凱及北洋核心經過不懈努力，終於讓日本廢除了在領土和主權等核心層面上要求，但是依然還是被迫簽訂了恥辱的《二十一條》，或許不應該叫《二十一條》了，而是《中日民四條約》。
但是當時的學生、知識分子們是盲目的，其實當時如果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簽字的話，對中國是利遠遠大於弊，但是有些國家不希望中國藉此機會壯大，於是不斷煽動動亂，最終中國沒有在“巴黎和會”上簽字，理所當然的也沒有享受到戰勝國“紅利”。
當時的學生和知識分子不知道說是“弱智”也好，說是“不懂國事”也罷，打出“誓死力爭，還我青島”、“收回山東權利”、“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廢除二十一條”、“抵制日貨”、“寧肯玉碎，勿為瓦全”、“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等口號;如果當時真的“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不知道這些遊行的人中，有幾人敢上戰場，幾人做漢奸?
並且要求懲辦交通總長曹汝霖、幣制局總裁陸宗輿、駐日公使章宗祥，學生遊行隊伍移至曹宅，痛打了章宗祥，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數理部的匡互生第一個衝進曹宅，並帶頭火燒曹宅，引發“火燒趙家樓”事件。
這裡主要說說被燒了家的曹汝霖，曹汝霖真是“賣國賊”嗎?他能決定籤不籤《二十一條》嗎?沒有實力，如果當時拒絕日本的要求，後果這些學生知道嗎?沒有飛機大炮和戰艦，拿什麼來抵抗當時已經躋身世界列強的日本?
1915年5月9日，曹汝霖等將“二十一條”親送日本公使館時，曹汝霖也是“餘心感淒涼，若有親遞降表之感”。
曹汝霖在回憶錄《一生之回憶》中對這段歷史記述道：“此次會議，我與陸子興(章宗祥別號)總長，殫精竭力，謀定後動……日本提之二十一條，議結者不滿十條;而第五項辱國條件，終於拒絕而撤回。會議結果，雖不能自滿，然我與陸總長已盡最大努力矣。”“世人對此交涉不究內容，以訛傳訛，盡失真相。”
上世紀20年代，由曹汝霖發起，共有20多人出資，在阜城門內白塔寺溝沿建了一所醫院，取名中央醫院。醫院落成並買進所需醫療器材後，尚餘20萬元，存在由曹汝霖代管的新亨銀行。中央醫院屬於慈善性質，用這20萬元支撐醫院的開支，窮人來看病，一概不收醫療費。
曹汝霖主持中央醫院達十餘年，日軍侵佔華北後，曾想強佔這家醫院。曹去找日軍交涉說:“這家醫院原來是私人經營的，而且是慈善性質。”日軍方罷手。抗日戰爭時期，曹汝霖不與日本人合作，拒絕擔任偽政府總理大臣一職，後被動掛上偽華北臨時政府最高顧問、華北政務委員會諮詢委員等虛銜，但並未給日本人出力，算是保持了晚節。
時至今日，學術研究越來越多地顯示，袁氏在對日“二十一條”交涉中固然飽含屈辱，但實在談不上“賣國”。
簽訂《二十一條》被袁世凱視為“奇恥大辱”，他告誡國人說：“經此大難以後，大家務必認此次接受日本要求為奇恥大辱，本臥薪嚐膽之精神，做奮發有為之事業。……埋頭十年，與日本抬頭相見，或可尚有希望。若事過境遷，因循忘恥，則不特今日之屈服奇恥無報復之時，恐十年以後，中國之危險，更甚於今日，亡國之痛，即在目前!”
正是處於警醒後人的目的，袁世凱決定將五月九日定為“國恥紀念日”，並寫入教科書，以待後來者奮發圖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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