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是記者節，但幾乎沒人知道，除了本身是這個身份的人，即便是這個身份的人，也並未當回事，比起晚幾天的雙十一的火爆，就顯得太過於冷清了，可以說是無人問津的地步，可見這個節日是多麼不重要，影響是多麼小。
很多人感慨，“記者節還在，記者不在了”，身邊媒體人從大佬到小小編，似乎都喪失了鬥志，得過且過，只說好不說壞，原本的使命感也就幾乎消亡了。
做媒體大致六七年了，除了傳統媒體被快速推向幾盡消亡的感覺外，更深刻的感受是人心的變化。
快節奏，高效率，坦誠地講，這是個笑貧不笑娼的時代，對於詩歌，對於藝術亦然。所以大家都陷入了“焦慮”，畫家急，企業家急，普通人也急。我們做媒體的，急也沒用。
前幾年做採訪，聯繫畫家，他們大多是歡迎的，是煞有其事的，至少是當回事的。他們可以靜下心來，好好聊一聊他的經歷、心得、感悟、藝術，多數人還可以說不以賣畫為目的。可是近兩三年，總覺得藝術家像熱鍋上的螞蟻，不管是面對誰，都迫切地希望別人能買畫或者帶來買畫的客戶，一說做採訪，他們特別直接地問：“對賣畫有用嗎？”“能賣嗎？”“不能賣我做了幹什麼？”
記得葉永青在“鍍金時代”的展覽中寫過這麼一段話：“鍍金時代？不就是土豪的年代嗎？沒錯，金是一樣的金，豪也是真正的豪，我們中國人當代生活現實其實是為這個時代真正實實在在地貢獻了一個＂土＂字！在當下這份資本權貴光鮮恢宏無畏的豪氣與排場面前，文化大抵紛紛改變了用場。過去，文化對於社會和生活起碼可以當塊遮羞布，是赤裸裸的慾望和人世苦樂的轉化與掩飾，無論在優雅溫情或悲壯離亂的年代，文藝甚至可能是慰籍人心的良方；而今天，政商社會與日常生活變得愈發地無知無恥無羞無愧，人們都只顧在任何機會中登堂入室爭上前臺，像孔雀一樣恨不得時日開屏秀出全身家底毛色自戀自芳，如是，我們時代的文化就是宛同一群為悅己者容的孔雀體例的表現。”
以前大家對於金錢的渴望還是有一塊遮羞布的，如今卻是開門見山赤裸裸的，好，直接也沒問題，但是還急。沒錢的畫家這樣，有錢的畫家也這樣。我很想弱弱地說一句：我是做媒體的，是做宣傳的，沒有宣傳，沒有媒體，怕是酒香也怕巷子深。
前幾天和一個老師聊天，他說：“你們做媒體終究是為他人做嫁衣，你們看似什麼好的都見過什麼都吃過，但是終究不是屬於你們自己的。”深有同感，這些年，不斷奔跑，宋莊、798、順義，我們做藝術家，向來都沒有收費，我們需要跑路，趕公車，趕時間，沒有固定的自己的時間，有時來不及吃飯餓著肚子，有時轉完好多地鐵再打車，儘管不易，但是訪談時都虔誠的，用力的，採訪完要聽錄音，一個小時的錄音整理也得要五個小時，直到一篇文章完成，至少是一個周的時間，我們花很多的物力、精力、心血去做，並不是真的需要感激，若是大家都能體諒一下彼此“不容易”就非常不錯了。
我是非常喜歡自己這個職業的，但最近漸漸生了慘淡之心，很多事一拖再拖，很多采訪能不做就不做，自己並不喜歡這個狀態，但是也怕極了畫家們殷切地渴望“賣畫”的心理。有位同行說：在一活動中見到一個畫家，去打招呼根本不怎麼搭理，而說有人想買畫，畫家立馬態度轉變，變得熱情起來。
許是這幾年書畫市場的一落千丈，整個經濟又不景氣，導致大家都急不可耐，更深次的原因一定是人心的浮躁，對藝術也少了太多敬畏心。多少人畫畫的時候都在想這一平尺多少錢，這樣的情況下是很難出好作品的。
在我見過的畫家中，孫秀庭是一個特別純粹的人，他不停地畫畫，不停地探索，一年多次拖著幾個油畫箱子輾轉貴州、安徽、江南等各地去寫生，對待每一幅畫都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不喜歡的人想買他斷然是不賣的，市場有也好，無也好，對他似乎並沒有太大的影響，更不會釣名沽譽，有深厚的功底，有很多自我的探索，卻在邊緣裡，他當然不在乎這個“邊緣”，甚者樂意這個邊緣裡自得其樂。
我問過他：你不急嗎？
他說：每年給人畫一兩幅，夠生活就行了。其他的順其自然，有也好，沒有也罷。
在中國傳統文人畫裡，是以“賣畫”為恥的，曾有人描寫八大“故求其畫者，多索之醉中，且多就山僧屠沽之徒購得，若顯貴以數金易一木石，蘄不予，性情如此。”富貴者求之而不得，屠夫僧人他卻慷慨相贈。文人們把繪畫當成交友、修身養性的雅好，能換點酒喝也是甚好。當然畫家要生存，賣畫無可厚非，也不必藏著掖著，但是到了見人就想賣畫的地步就真的很糟糕了
除此之外，畫廊也是非常直接，“你們能實現直接的銷售嗎？”特麼不願敷衍，不願學那套“我有xxxxx資源，能做什麼什麼”，大家相互認真敷衍的樣子，相談甚歡，然後又各自沒事人似的，說好的“合作”呢？說好的能做的事呢？特別無語。
在一次講座上，一位老師說“藝術媒體之所以死亡是因為選錯了掙錢的對象，藝術家是不可能也沒有錢讓你掙的，所以藝術媒體最終就只能餓死”，看似風光的媒體多少是背後連工資都發不出來的呢？
尊敬的畫家們，不能把每個媒體人都逼成經紀人！賣畫很難，不是貌似有很多人脈就可以賣得出去，隔行如隔山，各司其職或者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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