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秉承“世敦儒业”的家风，刻苦读书，十几岁就写出著名的《赋得古原草送别》，显示出过人的天赋。白居易不仅是一位著名诗人，还是一位清廉勤政的官员。唐德宗贞元十六年，他考中进士，曾任秘书省校书郎、周至县尉、翰林学士、杭州刺史、刑部侍郎、太子太傅等职，会昌二年，以刑部尚书退休。
“西湖筑白堤，龙门开八滩，倡乐府，诗讽喻，志在兼济天下。
履道凿园池，香山卧石楼，援丝竹，赋青山，乐于独善其身。”
这是悬挂在龙门东山白园乐天堂的一副长联，是白居易一生为文为官的写照。
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代表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诗歌中《续座右铭并序》《狂言示诸侄》《遇物感兴因示子弟》等多篇是对家人进行规诫的作品，体现出白氏独善其身、兼济天下、清正廉洁、不慕名利等家风。
清简为训 廉明公直
白居易成长在一个下层官员家庭，祖父擅长五言诗，十七岁就科举明经及第，曾任巩县县令。父亲白季庚也是明经出身，曾任徐州别驾、衢州别驾、襄州别驾、大理少卿等职。白居易的外祖父同样是明经科出身，曾任鄜城县尉，是大历年间有名的诗人。他的外祖母和母亲，也都有较高的文化，家族中其他人做官的也很多。在《许昌县令新厅壁记》中，白居易曾称颂白氏的家风和叔父的政绩：“吾家世以清简垂为贻燕之训，叔父奉而行之，不敢失坠；小子举而书之，亦无愧辞。”
在这样的家庭氛围熏陶下，白居易对官场上贪渎敛财的不正之风非常反感。隋唐时期处于科举制度的草创阶段，科举考试盛行向权贵请托之风，但白居易“三登科第，名入众耳，迹升清贯，出交贤俊，入侍冕旒”。他为自己没有门第可以依靠，也没有去攀附达官显贵，完全凭借自己的努力、苦读而感到无比自豪。
他对后代子孙谆谆叮嘱：你们不要贪图富贵，不要忧虑贫贱，不要在意外界的评价，不要对人傲慢，也不要屈从别人的脸色，要和正直清廉的人交朋友，这就是我的座右铭。不敢拿来规诫别人，把它抄录下来随身携带，时时勉励自己，死后就留给后人。他还严厉地说道，如果后人违反我的训诫，那就不是我的子孙。
白居易在自己的宦海生涯中，实践了这个准则。在离任杭州时，他带走了两片石头作为纪念，就是这区区两片石头，他却觉得价值千金，取之有愧，生怕玷污了自己的清白操守。可见其在杭州为官期间，是何等的清廉。
知足常乐 独善其身
从考中进士任校书郎起，到刑部尚书退休，白居易矢志追求的除了为官的善政爱民、廉明公直，更有做人的知足常乐、独善其身。唐宪宗元和三年，白居易新婚时，曾作《赠内》向妻子剖白心迹，诗中写道“所须者衣食，不过饱与温。蔬食足充饥，何必膏粱珍？缯絮足御寒，何必锦绣文？君家有贻训，清白遗子孙。我亦贞苦士，与君新结婚。庶保贫与素，偕老同欣欣”。
他列举了黔娄妻、冀缺妻、陶潜妻和梁鸿妻四个典型人物，希望妻子能以她们为榜样，继承好传统。对于如何安贫守己过日子，白居易说，衣食温饱即可，不要追求奢华生活，要粗衣蔬食，勤俭持家。
善政爱民 兼济天下
白居易的长辈多担任地方官。他的父亲白季庚担任徐州彭城县令期间，徐州城被叛军重兵围困，白季庚挺身而出，率领城内民众坚守城池，保住了州城，也保障了运河的畅通。叔父白季康曾任溧水县令，也留下了“洁廉通济”的好评。白居易青少年时，曾随父亲、叔父等在徐州、江南、襄州等地旅居多年，对民生有亲身体会。受长辈的影响，他逐渐树立起公忠体国，兼济天下的理想与信念。
白居易在自身清正廉洁、淡泊名利的同时，还教育家人、晚辈要节俭、清廉。
他在《赠内》诗中写道：“君家有贻训，清白遗子孙。我亦贞苦士，与君新结婚。庶保贫与素，偕老同欣欣。”他新婚燕尔就想到要与妻子恪守妻家祖上“清白遗子孙”的家训，保持清白、节俭的生活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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