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美東（北京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研究員）
在人類文明演進的“變局”中，中國人應對變局的意識從敏銳、遲鈍、急迫，又轉到了敏銳，經歷了一番變化。
黃大慧（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教授）
對於中國的快速崛起，美日歐出於地位和心態的不同，對此持不同的態度和立場。
左鳳榮（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國政室主任）
在後冷戰的全球化時代，中國是發展進步最快的國家。
王文（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絲路學院副院長、特聘教授）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對國際格局巨大變遷和國內治理出現綜合難度的重大判斷。
話題緣起：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前中國處於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者同步交織、相互激盪”。這無疑是對當今時代形勢作出的一個重大戰略判斷。那麼，這個戰略判斷是在什麼樣的背景下提出的？應如何理解和把握“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主要表現？“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對中國意味著什麼，又該如何應對呢？本刊特邀專家學者對這些問題進行深入解答。
——編者
西方發展經驗在非西方世界出現“水土不服”，全球權力重心正在逐漸向亞洲轉移
主持人：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6月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提出了一個重大論斷，即“當前中國處於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此後，他又多次重申這個論斷。請您談談這個“大變局”變在哪裡？我們應該怎樣認識？
王文：首先，“大變局”是對國際格局發生巨大變遷的重大判斷。西方出現了自工業革命以來的第一次全面頹勢，老牌強國雲集的歐洲已陷入老齡化深淵，社會結構受到多子化的穆斯林與中東湧入的數百萬難民的衝擊，經濟增長長期乏力，領人類啟蒙運動與工業現代化之先的歐洲日益成為暮氣之地，甚至被稱為人類“博物館”。美國也不再是18世紀末《獨立宣言》發表時的那個“美國”，盎格魯-撒克遜傳統在美國出現式微之勢。在移民融合中，白人可能會在2035年前後在人口比例中降到50%以下。力挺保護主義、民粹主義與孤立主義的特朗普以“退群”“砌牆”“貿易戰”等方式，試圖力挽美國霸權之頹勢。同時，新興國家集體崛起，全球政治出現大覺醒，西方發展經驗在非西方世界出現“水土不服”，各國根據國情走自己道路之風日盛。國際社會的行為體現出“新中世紀主義”浪潮，非國家行為體如跨國公司、非政府組織、意見領袖，還有“獨狼”式恐怖主義者、極端力量甚至智能機器等或好或壞的因素都日趨成為與國家平行的國際形勢影響因子。
其次，“大變局”也是對國內治理出現綜合難度的重大判斷。互聯網像打開了“潘多拉魔盒”似的使社會出現了扁平化的治理困境與即時化的管理挑戰。中國數千年來一以貫之、自上而下式的垂直社會結構面臨衝擊，數字化時代的信息擁有人與流量佔有者逐漸取代職別高低、財富多少、地位貴賤等傳統標準，成為社會權勢與運行規則的一個新標尺。互聯網使得均衡發展的迫切性急劇增加，但發展主義的陷阱在資源消耗、生態壓力面前卻暴露無遺，節約型社會的創建與高質量發展的推進對政策的平衡感要求極高，甚至是對數百年來發展哲學理念的突破。中國目前面對著頗大的貧富差距，全面消除貧困成為人類社會發展前所未有過的“奇蹟般”任務。與此同時，金融風險也不容忽視，中國是否能夠持續保持從冷戰結束以來“從未發生過金融危機的大國”紀錄，是一種相當嚴重的考驗。
最後，從全球權力重心的角度看，當下也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領導力繼20世紀初之後再次出現洲際式轉移。一戰後，全球權力重心從歐洲西移至北美，現在，隨著亞洲崛起，全球權力重心正在逐漸向亞洲轉移，這反映在亞洲國家的市場活躍度、創新研發投入、工業製造規模、電子商務普及度、移動支付普惠性、基礎設施便捷化等方面，甚至還包括時尚、旅遊、電影、小說等消費文化行業，亞洲的全球號召力與軟實力越來越多地使西方相形見絀，以至於出現了集體性的西方焦慮。
在人類文明演進的“變局”中，中國人的應對意識也經歷了一番曲折變化
主持人：如果把視野放到人類文明演進的大格局中，該如何看待這一“變局”呢？
程美東：從中國近代史來看，1874年李鴻章在一封奏摺裡面提到“今則東南海疆萬餘里，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聚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託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李鴻章在這裡所描述的變局實際上指出，當時的中國從長期習以為常的內陸文明突然面對浩瀚無際、知之甚微的海洋文明的新世界，這種變化的確是大變。
從目前有確切的文字記載的商朝一直到明朝中後期的中國，可以說應對大變局的意識還是很敏銳的。那麼，這個歷史之“局”是什麼？我覺得就是兩點：一是以亞洲大陸為主要範圍的地理空間世界；二是以農耕文明為中心的社會活動內容。這兩個方面共同構成了古代中國的歷史之“局”，也就是李鴻章心中近代之前中國“三千年之局”。那麼這個歷史之“變”是什麼呢？就是從遊牧文明向農耕文明之變、從低級農耕文明向高級農耕文明之變。可以說，面對16世紀之前3000多年那樣的歷史變局，中國人積極進取、開放包容的變革意識是很敏銳的。
15世紀末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可以說人類世界進入到了海洋文明時代，海洋文明時代從空間上打破了人類之間以海洋分割而各自孤立地發展的狀態，人類社會從此逐漸進入到世界交往和全球化時代。這個時代的世界之“局”也有兩點：從空間上來看就是要注重以海洋為樞紐的全球化，從內容上看是以工業文明為中心。這個時代之“變”就是如何從農業文明轉向工業文明。而在這個時代中國在應對世界變局上反應遲鈍、應對失誤，非但沒有引領世界潮流，反而嚴重落後這個時代大變局。
進入20世紀，經歷過甲午慘敗和戊戌維新的失敗，再經過義和團運動失敗、八國聯軍侵略，中國人應對現代世界變局的意識越來越清晰和急迫——必須要徹底變革現實，要從制度和文化兩個層次來變革才能跟得上時代的變局。
21世紀的世界變局相比20世紀又有了一些變化，這個時代的世界之“局”也有兩點：從空間上來看呈現出從海洋時代向太空時代前行的趨勢，從內容上看，以工業文明為中心轉向以信息化為中心。這個時代之“變”就是如何從傳統工業文明向現代信息文明轉型。應該說，這個變局還不能說是成型的，只是一個方向和趨勢而已，但的的確確與20世紀的世界變局不同了。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國家採取了一系列高瞻遠矚的措施，就是敏銳地意識到新時代世界變局的特點而採取的佔領戰略制高點之策。
近百年來世界的發展變化，一直都是由大國關係引領並受大國關係發展影響的
主持人：具體來說，這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從何開始，如何演變的？從國際關係的角度，該如何看待“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黃大慧：回首過去的100年，國際社會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和一次冷戰。第一次世界大戰是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過渡時期所產生的不可調和的矛盾的結果。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世界權力中心開始從歐洲向美洲和亞洲轉移，美國和日本對長期以來歐洲主宰世界的國際格局發起挑戰，而在同一時期，世界其他地區基本處於從屬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在反法西斯同盟和法西斯軸心國之間展開的正義與非正義的較量。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歐美列強和日本主導的國際格局不復存在，社會主義的蘇聯憑藉其為二戰勝利做出的歷史性貢獻，在世界贏得威望，中國也以其在二戰期間的英勇抗戰和巨大犧牲開始在世界政治舞臺上嶄露頭角。
左鳳榮：回顧近百年來世界的發展變化，我們看到，國際局勢一直都是由大國關係引領並受大國關係發展影響的。20世紀初，當時經濟實力最強的國家是美國，但美國在對外政策上奉行孤立主義，不願參與世界事務，國際形勢的發展由歐洲強國：英國、法國、德國、俄國所主導。後起的德國向老牌的帝國主義國家英國和法國發起挑戰，於是形成了以英法俄為首的協約國集團和以德奧為首的同盟國集團，1914年7月兩大集團在歐洲大陸展開廝殺。戰爭的結果是挑戰霸權的德國遭到慘敗，奧匈帝國、奧斯曼土耳其帝國解體，英國和法國雖然取得了勝利，但也遭到了嚴重削弱，俄國則發生了革命。戰爭後期參加大戰的美國成為贏家，但時任美國總統威爾遜領導世界的計劃卻不被美國人所接受，實力強大的美國重回孤立主義外交。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傳統歐洲大國主導世界的格局開始被打破，蘇聯這個世界上第一個向資本主義發起挑戰的國家迅速發展，日本這個“脫亞入歐”的亞洲國家迅速崛起，加上不甘失敗的德國努力復興，大國力量又進入重組時期。20世紀30年代德意日以反共為掩護結成同盟，重又向英法發起挑戰，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和蘇聯成為超級大國，這兩大強國改變了長期由歐洲強國主導世界歷史進程的局面，開始決定世界的發展方向。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美蘇冷戰的陰影下度過的。
黃大慧：冷戰是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在政治、經濟和軍事等多個方面的對峙和鬥爭。1991年冷戰結束以後，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國際格局在經歷了短暫的“單極時刻”之後，呈現出“一超多強”的態勢。在這一態勢下，除了美國是超級大國之外，繼承了蘇聯主要遺產的俄羅斯仍然是唯一擁有能夠與美國相抗衡的核武器的國家，作為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俄羅斯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也不可低估；歐共體向歐盟的成功發展有力地表明瞭歐洲是國際政治中的重要力量；以中國、印度和東盟等為代表的亞洲的崛起，同樣顯示出該地區除了日本以外的其他國家正在確立和發揮他們在世界事務中的重要作用；而佔有聯合國多數席位的發展中國家作為一個整體對國際事務的影響也不容忽視。
左鳳榮：冷戰結束後，和平與發展的潮流在加強，經濟全球化以加速度的方式快速推進，實現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原來脫離世界經濟體系的東歐地區加入到經濟全球化的大潮，歐共體發展成了歐盟，改革開放的中國迅速融入世界，印度、巴西、南非等新興經濟體的影響也越來越大。
美日歐出於地位和心態的不同，對中國崛起所持態度和立場不盡相同
主持人：那麼，在大國關係的引領下，如何認識美日歐等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影響力？面對中國的快速發展，這三方態度如何？
黃大慧：進入21世紀以來，國際格局朝著多極化的趨勢發展，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以美日歐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的整體實力出現相對衰落，對世界事務的主導能力下降；而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和一大批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進一步改變了國際力量的分配，推動了國際格局向著更加均衡的方向發展。到2010年，中國超越美國成為世界製造業第一大國，同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快速發展帶來了深遠的影響，世界第一次面對一個在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上不同於西方國家，同時又在政治、經濟和軍事等領域全面發展的崛起大國，中國因此成為推動“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關鍵力量。美日歐作為現行國際體系的主導者和維護者，當然不願意看到非西方國家的崛起，但這三方出於地位和心態的不同，又對中國持不同的態度和立場。
對於美國而言，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執行了一種“接觸加遏制”的兩面下注的對華政策。但是，隨著中國實力的上升，美國“接觸加遏制”政策中的接觸力度減小、遏制力度加大。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年底發佈的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明確將中國確定為戰略競爭對手，再加上美國實行的經濟單邊主義和貿易施壓政策，更使中美關係面臨著更多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也對整個世界格局的變遷產生著微妙的影響。
對於日本而言，中國的崛起使得日本自1968年以來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時代終結，也改變了近代甲午戰爭以來日本在東亞地區的優勢地位。中日兩國國力的此消彼長帶來了中日關係的結構性變化，也導致了日本對中國認知的變化，日本開始視中國為競爭對手。因此，日本一方面加強對中國的“硬制衡”，包括增強自主防衛力量，強化日美同盟，通過經濟援助等手段拉攏東南亞國家，另一方面加強對中國“軟制衡”，包括打造“日美印澳”價值觀聯盟，通過制度和規則來“規範”中國，在全球發動針對中國的“國際輿論戰”，造成兩國關係持續緊張。當然，日本在“制衡”中國的同時，也不得不採取“協調”策略，尋求從中國經濟發展中獲利。
對於歐洲而言，歐洲在經歷了幾次格局變遷之後，對於自身實力地位和發展目標有了清晰的認知，對待中國崛起也比美國和日本更加坦然和務實，所以，歐洲一方面會跟隨美國和日本壓制中國的崛起，另一方面也會抓住中國崛起帶來的機遇，促進自身的經濟發展。這在以英國為代表的歐洲國家不顧美國勸阻而加入中國倡導的“亞投行”過程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中國已經成為影響當今世界大變局的重要因素
主持人：那麼，這樣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對中國會產生哪些影響？
左鳳榮：2008年發生的世界金融危機是一個轉折點，全球化進程受到質疑。這次危機突顯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固有的矛盾。那些追逐利潤的資本家享受著全球化的最大紅利，他們把企業和資金轉移到勞動力成本更低的發展中國家以獲得更大的收益，造成了老牌工業化國家產業的空心化和貧富差距拉大。這種不公平為民粹主義的發展提供了土壤。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有了英國的脫歐和美國“政治素人”特朗普當選總統。特朗普認識到了美國在走下坡路，他要改變這種情況，以讓“美國再次偉大”為目標，搞“美國優先”。於是，特朗普以單邊主義代替多邊主義，以貿易保護主義代替自由貿易原則，頻繁退出美國起主要作用的多邊國際組織，旨在不受約束，憑藉自己的力量重塑對自己有利的世界，改變了冷戰結束以來高歌猛進的全球化進程。
在後冷戰的全球化時代，中國是發展進步最快的國家。把中國與俄羅斯做個對比的話，看得更清楚。中俄都是大國，同為轉軌國家，中國人口多於俄羅斯，但俄羅斯資源比中國豐富得多。在中俄百年交往中，無論是俄國還是蘇聯，其國力一直都在中國之上，中國在大多數時間裡處於受其宰割的地位，中國因此失去了大片領土。進入新世紀以來，中俄兩國的國力實現了歷史上第一次大反轉，中國和美國同為GDP超過10萬億美元的國家，而俄羅斯的GDP僅相當於中國的十分之一。美國抱怨其製造業向新興國家轉移，導致美國“鏽帶”藍領工人失業嚴重，是中國的成功使美國中產階級、傳統制造業地區“鐵鏽帶”成為全球化的失敗者。當然美國人的說法顯然是片面的。實際上，這是全球產業分工發展的結果，但這從另一個側面也說明中國的實力強了，中國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
未來的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中美兩大強國如何相處，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已經成為影響當今世界變局的重要因素。從20世紀發展的歷史看，美國遏制和打壓可能與之競爭的強國是其一貫的政策，美國對華髮起貿易戰，並不奇怪。但是，中國的發展並不取決於美國，而取決於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
第一，中國有近14億人口，人口數超過發達經濟體國家的總人口數，中國人年均國民收入接近9000美元，這意味著中國有容量越來越大的市場。世界上任何國家都不會無視這個市場的存在，美國的企業家也不會都聽任特朗普指揮，特斯拉到中國設廠就是明證。因此，美國的貿易戰不會嚇到中國人，更無法阻止中國的發展。
第二，中國堅持走與世界各國合作之路，構建開放型經濟，得到了世貿組織成員國的擁護。美國的貿易保護政策不得人心，2018年4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佈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指出關稅和非關稅貿易壁壘的增加將破壞全球價值鏈，減緩新技術的擴散，並將導致生產效率和投資下降，加劇全球產業鏈低效化的風險。中國努力加強與世界各國在多邊框架下的合作，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
第三，中國不會受中美貿易戰的影響，堅持走改革開放之路。改革開放促進了中國的發展與進步，也是中國國力增強的法寶，中國自然不會放棄。2018年4月以來，中國明顯加大了改革開放力度，降低關稅、促進投資便利化、擴大開放領域、實行供給側改革等。9月30日中國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宣佈自11月1日起降低部分商品進口關稅，降稅商品共涉及1585個稅目，約佔中國稅目總數的19%，平均稅率由10.5%降至7.8%，平均降幅為26%，中國的市場越來越開放。美國民眾很快會發現，貿易戰並不會給美國帶來“讓美國再次偉大”的繁榮，而是讓美國喪失了在中國這個大市場的不少機遇，那時他們將體會到經濟規律的作用強於政治家的意志。
世界正進入一個高度不確定的時期，中國是世界穩定的重要力量。中國人清楚中美關係的重要性，我們始終堅持構建與美國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我們也相信中美關係不會回到美蘇對抗的冷戰時期，因為中國不是蘇聯，中美關係有良好的社會基礎。儘管特朗普政府不斷升級對華貿易戰，把中國說成是美國問題的根源，但各種民調顯示，美國民眾對中國人民的好感並沒有明顯變化。美國需要學會與一個日益強大的中國打交道。無論美國怎麼看中國，中國都會保持自己的戰略定力，把自己的事辦好，繼續深化改革、擴大開放。
如何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主持人：在“大變局”的今天，中國該如何應對新形勢？有哪些時代課題需要我們去解決？
左鳳榮：中華民族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我們愛好和平，決心要走出一條大國崛起的新路，走和平發展的道路，把推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自己的外交目標。在2018年6月召開的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把握國際形勢要樹立正確的歷史觀、大局觀、角色觀，這為我們看待世界和中國提供了科學的方法。中國人相信歷史的大潮在滾滾向前，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不可阻擋，相信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建立的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是全球穩定的基礎，相信中國有力量能使國際局勢朝著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中國人民善於把外部的壓力變成發展的動力，只要中國堅持正確的發展方向，世界局勢就會減少不確定性，中國會為自己的發展創造更有利的條件。
王文：中國崛起面臨的複雜挑戰，超過過往500年大國興衰過程中的任何一個大國。中國要克服的不只是美國作為霸權國的壓制、圍堵與老牌傳統大國的競爭、博弈，力求不陷入大國競爭的“修昔底德陷阱”，還要面臨著新型全球化下強勢個體、跨國公司、國際組織的“分權”與各類後現代主義思潮的社會滲透，保持國家主體性與民族認同感的延續與穩定。
在這種前所未有的複雜形勢面前，中國人需要主動謀勢，洞悉未來，既要進一步加大開放力度，繼承優秀文化，學習先進技術，解放中國的國際行動力，防範“國際分權”趨勢下對國家主體的消極衝擊，強化中國人領銜新型全球化的實力，還要善於處理與傳統強國的關係，以求得最大公約數態度改革並完善國際規則，利用“一帶一路”倡議強化與非西方世界的互動，推動新型國際關係的構建，最終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在這個過程，中國人最需要突破和消除的是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桎梏與千年來傳統本土思想消極一面的影響，透析西方實踐，立足長遠佈局，貢獻中國智慧。
在這些國家治理前所未有的新變量之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面臨的挑戰不只是外部因素，更是內部治理範式的變遷。人們會猛然發現，可能使發展盛況“一夜回到解放前”的，不一定都是來自外部的戰爭、衝突或天災，也有可能是內部的社會失序或金融危機。在互聯網時代，如何克服國家脆弱性的爆發，強化社會的堅韌性，成為當前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迫切難題。
歷史地看，18世紀前荷蘭、葡萄牙、西班牙等國崛起時，人口僅百萬級，充其量是當下中國一個“縣”的崛起；19世紀英國、法國等國崛起時，人口僅千萬級，充其量是當下中國一個“市”的崛起；20世紀美國、蘇聯、日本等國崛起時，人口是億級，充其量是當下中國一個“省”的崛起。而中國40年改革開放的偉大進展創造出來的影響“噸量”，相較於過去，無異於原子彈與炸藥之別，而帶來的治理難度也是前所未有的。
主導西方社會科學理念的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左與右、政府與市場、專制與民主、寬鬆與緊縮等簡單兩分法，已無法概括目前中國國內治理的現狀。對此，中國人對現實的把握與學習變得比任何時候都更重要，理論超越與創新變得比過去任何時代都更緊迫。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9年新年賀詞中再次指出，“放眼全球，我們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當“學習大國”，是應對這一“大變局”的最好提示。這不只是對國際變局新動向的追蹤與把握，更是對國內治理新問題的改革與應對。“幹中學”的精神，是這種應對方式的體現與聚化。在這方面，新時代中國人任重而道遠。
（主持人：肖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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