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电影《我不是药神》剧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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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
40辆贴着“华为搬迁专用车”字样的货运车，整齐有序的开离坂雪岗的华为基地，它们的目的地是40公里之外的松山湖。
这样我想起了21年前的这一天凌晨：
载着驻港部队的连绵车龙，通过皇岗口岸，缓缓开进香港地域，承载着历史屈辱和新时代光荣和梦想的香港，在这一天，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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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1500辆大巴载着2700名华为研发团队的员工，奔赴同一个目的地，成为华为松山湖总部的第一批进驻员工。
扰攘多年的“华为撤离”，再一次成为现实，只是和以往不同的是:以前撤出的更多是生产和制造部门，而这一次，离开的，是代表这家全球领先的IT供应商的“超级大脑”，并且，这还只是第一批。
和以往每一次关于“华为跑了”的话题一样，这次搬迁举动，也引起了众多主流媒体和产经大号的强烈关注，以及普罗大众的种种非议。
智谷趋势+正和岛+虎嗅网等多个国内产经大号陆续发布文章，直指深圳的高房价高成本之困，以及面临的产业空心化的“中年危机”……震耳欲聋，也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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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华为的“邻居“以及上一轮“别让华为跑了”的始作俑者，瑞先生对于华为研发部门的离开，自然深表惋惜和遗憾。
但华为的外溢，也为我们从新审视深圳的现在和未来、以及大湾区的融合和发展，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视角：
首先，我们必须意识到，深圳的“高成本“是不可逆的。
纽约、伦敦、东京、新加坡、香港、上海……每一个世界级的中心城市，都是“高成本”的，并且成本还会越来越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脱离了这个基本事实，去讨论深圳的发展和未来，不具备可操作性，也没有任何的现实意义。
华为的撤离，以及更早前的富士康产能的大转移，也都是基于这一个不可逆的现实。并且在资源配置日益全球化的格局下，企业及产能的流动无可避免。
深圳也不可能退守到依靠土地和劳动力红利发展的九十或八十年代。而是要考虑在生活和营商成本越来越高、未来还将会更高的情况下，重塑城市的产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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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每一次产业的转移，对深圳来说都是一次历史性的机遇。
回顾改革开放40年和深圳38年的城市发展史，也是“产业转移”的变迁史。
80年代，承接港台和东南亚产业转移的三来一补，为深圳的产业和城市发展奠定了基础；
90年代中后期，深圳迎来第一次自主性的腾笼换鸟，加工业逐步撤离，重点培育高新产业，华为、腾讯等企业都诞生在这个时期。
进去21世纪，在《深圳你被谁抛弃？》的大讨论的语境中，深圳四大支柱产业进一步清晰，并大力推动文化产业。
回望过去，深圳不仅把握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机遇，很好的完成了国家赋予的试验田和窗口的使命，也在每一次“被抛弃”的警示中，通过自身战略的不断调整和优化，创造了世界城市发展的深圳速度和奇迹。
放眼未来，我们对深圳依然应该充满信心，这里不仅有着最市场化的土壤和良好政策环境，也是民营企业活跃度最高，并且充满着创造力和企业家精神的移民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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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当前，我们正处于从城市发展到区域协同发展的新时期，也是深圳真正走向“成熟”的开始。
在华为终端和研发部门撤离深圳的同时，规模高达150万平米的华为坂田总部，已落实规划。
深圳总部+职能外溢，将会成为越来越多深圳大型企业的必然选择，深圳也将会越来越“美国化”：如苹果和微软，研发、生产、销售部门遍布全球，而这恰恰是美国强大而不是衰落的证据。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蓝图中，深圳的发展眼光也将从自身转向区域融合的协同发展，尤其是港深莞惠的一体化进程。
如果对标东京湾区，我们则可以在更大的格局和版图中，看到深圳的未来:就像东京23区一样，深圳将越来越“轻资产化”，成为区域发展的龙头和大脑。
占据广深莞科技创新走廊重要节点之一的松山湖，则更像湾区未来的“筑波”，而延创新走廊，最后形成珠江东岸的“京滨”和西岸的“京叶”两大产业走廊。
这，才是更大更成熟也更具全球竞争力的“深圳”。
从这个角度来说：
华为的撤离，与其说是深圳的“中年危机”，不如说是深圳从关注个体发展，到带动区域协同发展的成人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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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级的IT龙头，华为终端和研发总部进驻松山湖，不仅让这个区域在创新走廊上变得更加炙手可热，也带动了相关产业链企业、以及科研、服务以及先进制造业资源的进一步聚集。
目前，已有数十家华为供应商及合作企业进驻松山湖。
而在华为落户松山湖的几乎同一时期，另一家深圳知名的制造业龙头---中集集团也已布局松山湖，其集装箱总部已安家华为园区一路之隔的中集智谷。
作为中集产城的头号作品——中集智谷不仅占据松山湖的核心位置，并与华为松山湖总部一起构筑起区域最强的科研和先进制造的“中华”板块，而两大产业龙头对于产业链和配套资源的集聚能力，也将进一步提升区域对于科创型企业的吸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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