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13日，侵華日軍進入南京，在南京及附近地區進行了長達四十多天的大屠殺，超過30萬生靈慘遭屠戮。
2014年2月2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通過決定，將每年的12月13日設立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
2017年12月13日，南京淪陷80週年祭
《南京不哭》
日前，譯林出版社推出了知名華人物理學家、麻省理工學院終身教授鄭洪先生根據南京大屠殺倖存者真實經歷創作的長篇小說《南京不哭》。鄭先生已八十高齡，他用十年的時間寫成此書，痛訴國殤。
事實上，對於這段沉重的歷史，無論是當時的親歷者還是後來的研究者和作家都有過不少令人難忘的書寫，筆底情端，字字帶血。
《拉貝日記》
[德] 約翰 拉貝著，江蘇人民出版社
約翰 拉貝（John Rabe），德國西門子公司駐中國商務代表，他在中國工作了30年。在侵華日軍侵佔南京前後，他出任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和其他國際友人一同，協同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在其負責的不足4平方公里安全區內，拯救了超過25萬中國人的生命。
《拉貝日記》，是他親歷南京大屠殺所作的記錄，時間跨度從1937年9月到1938年2月，拉貝還保存了80多張當時在現場拍攝的照片，並對這些照片作了翔實說明。
拉貝1938年回到德國，曾寫信給希特勒，提交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報告，但報告當時沒有公開。之後，他甚至一度被蓋世太保逮捕。1945年二戰結束後，拉貝因曾是納粹黨員而先後被蘇聯和英國逮捕。1946年6月在證實清白後他被同盟國去納粹化和釋放，但生活拮据。鑑於在南京時的功績，他得到國民政府每月的金錢和糧食接濟。
1950年拉貝逝於西柏林， 1997年他的墓碑由柏林遷到了南京。
12月16日
前一段時間我們所經歷的狂轟濫炸和連續的炮擊同我們眼下所經歷的可怕時期相比簡直算不上什麼。安全區外已經沒有一家店鋪未遭洗劫。現在掠奪、強姦、謀殺和屠殺在安全區也開始出現了。安全區裡的房子，不管有沒有懸掛旗子，都被砸開或洗劫了。
《魏特琳日記》
[美]明妮 魏特琳， 江蘇人民出版社
明妮 魏特琳(Minnie Vantrin)，美國傳教士。1912年，初到中國，開始投入中國女子教育的工作，1919年，魏特琳入職中國南京金陵女子大學。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期間，魏特琳當時所在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是專門收容婦女兒童的難民所，也因此成了日軍實行性暴力的重要目標，作為難民所的負責人，魏特琳的日記記下了當時那種“無以名狀的恐怖”。
長期的過度疲勞和難以置信的精神壓力使魏特琳罹患了嚴重的憂鬱症，1940年5月14日，她不得不離開南京返美治病。1941年5月14日，她在離開中國一週年的日子，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時年55歲。她的墓碑上用英文刻著：明妮 魏特琳，觀音菩薩，到中國去的傳教士。而在墓碑最醒目的地方，刻著四個漢字——金陵永生。
12月16日
今天，世上所有的罪行都可以在這座城市裡找到。昨天，30名女學生在語言學校被抓走，今天，我聽到了數十起有關昨夜被抓走女孩子的悲慘遭遇，其中一位女孩僅12歲。……今晚，一輛載有8—10名女子的車從我們這兒經過。當車開過時，她們高喊：“救命！救命！”街上和山上不時傳來的槍聲，使我意識到一些人的悲慘命運，而且他們很可能不是中國士兵。……南京今夜成了一個可悲而破碎的空殼，街上空無一人，所有的房子一片黑暗，充滿了恐怖。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無辜、勤勞的農民和工人被殺害。我們讓所有40歲以上的婦女回家與她們的丈夫及兒子在一起，僅讓她們的女兒和兒媳留下。今夜我們要照看四千多名婦女和兒童。不知道在這種壓力下我們還能堅持多久，這是一種無以名狀的恐怖。
《南京大屠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遺忘的大浩劫》
[美]張純如（Iris Chang）著，中信出版社
張純如（1968－2004），美國華裔，祖父是抗日國軍將領張鐵軍。1995年開始，張純如用了近三年的時間，參閱了大量的歷史文獻並訪問了許多幸存者，撰寫成了英文版的《南京大屠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遺忘的大浩劫》。為了撰寫該書，她收集了中文、日文、德文和英文的大量資料，其中包括從未出版的日記、筆記、信函、政府報告等原始材料，她甚至查閱了東京戰犯審判記錄稿，也通過書信聯繫日本的二戰老兵。《拉貝日記》和《魏特琳日記》都是她在此過程中發掘出來的珍貴史料。1995年7月，張純如在酷暑的南京待了25天左右，實地踏訪、查閱資料、採訪倖存者，每天工作10小時以上。該書於1997年出版，曾連續14周名列《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
2004年11月9日，飽受憂鬱症折磨的張純如飲彈自盡，年僅36歲。
本書在開篇試圖拯救南京大屠殺的受害者，使他們免遭日本修正主義者的再度羞辱，併為數十萬南京的無名墳墓獻上我的祭文。在本書最後，我將對人性的陰暗面進行一些個人探索。南京大屠殺留給世人很多重要的教訓，第一個教訓就是人類文明本身十分脆弱，如同薄紙。有人認為，日本民族是一個危險的種族，具有獨一無二的邪惡本性，永遠也不會改變。但通過閱讀大量關於日本戰爭罪行的檔案文獻，以及世界歷史上關於古代各種暴行的記載，我不得不得出這樣的結論：日本在“二戰”期間的行為與其說是危險民族的產物，倒不如說是危險政府的產物，該政府身處脆弱的文化氛圍和危險的時代，因而能夠將貌似理性的危險觀念兜售給它的國民，而這些觀念原本是與人性相悖的。南京大屠殺應該被視為一個警世事件——它告訴我們人類極易被煽動，容許青少年壓抑善良的天性，被塑造成高效的殺人機器。
《南京安魂曲》
[美]哈金著，江蘇文藝出版社
著名美籍華人作家哈金以南京大屠殺為背景創作的小說。故事主要圍繞美國女傳教士明妮 魏特林在金陵女子學院開設難民營、抵抗日軍暴行、保護上萬婦女和兒童的事蹟展開。文中的敘述人“我”——高安玲是明妮的助手，她目睹了殘酷的戰爭背景下，生命任人踐踏的歷史悲劇。對於侵華日軍的戰爭暴行以及在恐怖籠罩之下的日日夜夜中人性的掙扎與複雜，有全景式的描摹。作家餘華評價這部作品“有著紀錄片般的真實感，觸目驚心的場景和苦難中的人生紛至沓來” 。
我曾經放棄過兩次，寫不動了，可後來又不甘心，又重新做起。有一回我做了個夢，我太太生了個小女孩，那個孩子的臉是明妮 魏特林的臉，所以我覺得那是個啟示——這本書死活得寫出來。這是民族經驗，我寫的是民族的苦難和恥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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