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傳統文化，有很多都是“說一套做一套”的。
讀過《儒林外史》的人，一定會對周進這個人印象深刻。此人和那個中舉發瘋的范進一樣熱衷功名，卻也是屢試不中，考到六十多歲，連個秀才都沒撈著。又沒有別的謀生手段，眼看著飯都沒得吃了，只好四處應聘塾師——大致相當於現在的小學老師。
儒林外史：范進中舉
《儒林外史》第二回，對於周進的出場是這樣寫的：村裡幾戶人家商議，想合請一位塾師給孩子開蒙，其中一人提到了周進，說他原先在縣衙一個小官家做先生，教了三年，那家孩子就中了秀才。於是大家一致同意請周進來村裡教書，並約好學費是每年十二兩銀子。書中在這裡有段描寫：
“到了十六日，眾人將分子送到申祥甫家備酒飯，請了集上新進學的梅三相做陪客……聽得門外狗叫，申祥甫走出去迎了進來。眾人看周進時，頭戴一頂舊氈帽，身穿元色綢舊直裰，那右邊袖子，同後邊坐處都破了。腳下一雙舊大紅綢鞋。 黑瘦麵皮，花白鬍子。申祥甫拱進堂屋，梅玖方才慢慢的立起來和他相見……”
短短的一段，其實信息量很大。周進下鄉教書，第一個迎接他的卻是“狗叫”，暗示其貌相寒酸，形同乞丐；六十多歲的讀書人，為縣裡幹部子弟做了三年家教，身上仍然沒一套像樣的衣服；被請來陪客的秀才梅玖，對周進傲慢無禮，人家都進客廳了，才“慢慢的立起來和他相見”。在後文中，這位梅秀才還對周進極盡揶揄挖苦，讓他無地自容。
非但如此，原先說好的學費，結果“只有荀家是一錢銀子，其餘也有三分的，也有四分的，也有十來個錢的，合攏了不夠一個月飯食”。周進的學堂設在觀音庵裡，食宿都由和尚安排，平常的飯菜只有“一疊老菜葉，一壺熱水”；等到有客人來訪，周進還要幫和尚打掃衛生……
這時的周進，哪還有半點“師道尊嚴”，眾人對待周進，哪還有半點“尊師重道”？
而在中國古代特別是科舉時代，周進的遭遇其實就是無數塾師的縮影。
這裡之所以說“塾師”而不是更通俗的“私塾先生”，在於“私塾先生”只是塾師的一種。在古代，教學機構大致可分為兩類：公學和學塾。公學就是官辦大學，比如太學、國子監，老師都有相應的官銜，由國家發工資，待遇不必多說；而學塾都是私立的，也分多種：富裕家庭聘請老師來家裡教課的，是家塾；某一宗族在宗祠內設立的學堂，稱為族塾；村民共建的，叫作村塾，像周進這種；還有塾師自己開辦的，才是“私塾”。所有這些私立學校的老師，統稱為塾師，他們當中的多數人都是科舉場上的失敗者，功名最多是個秀才，甚至像周進這樣連秀才都沒考中的老童生。
現在我們常說：“尊師重道”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的確，從孔子所在的春秋時期到科舉制度確立之前，這種傳統總體上是名副其實的。那時的教育還沒有很強的功利色彩，老師們專注於“傳道受業解惑”，學生執著於“朝聞道夕死可矣”，整個社會最受尊重的除了達官顯貴，還有德高望重的經師大儒；朝廷選拔官員，並不需要層層考試，而更多的依靠世襲、舉薦、查訪，不僅看重才幹，更看重德行和聲望。然而，隨著科舉制的確立和普及，特別是宋代以後，“當官”成了天下讀書人的唯一“正途”，科舉考試成了“當官”的唯一通道，也成了讀書人的唯一“要務”，知識不再是一種終極追求，而只是科舉路上的敲門磚；是否能通過科舉取得官位，成了衡量讀書人才學的唯一標準。這使得無數讀書人在燈下耗盡心血，只求一朝金榜題名。而官員名額又十分有限，這就註定有無數讀書人要淪為科舉的炮灰。一旦功名不成，這些人除了當幕僚、幫閒清客、賣字畫之外，主要的出路就是當塾師。
面對這樣的社會現實和價值取向，塾師的境遇可想而知。儘管有少數塾師享受到東家不錯的待遇，也有一些人確實以教書為終身的志趣，但對於大多數塾師而言，做塾師只是被逼無奈的權宜之計，他們對教書既不熱愛也不擅長，一旦有機會，他們依然會去參加科舉；同時，塾師的東家和學生對他們最多是維持表面上的一點尊敬，心裡卻把他們看作失敗者、窮酸腐儒。塾師工資微薄，還經常被東家拖欠；即使支付了工資，拿到手的也常常缺斤短兩。學生們也不省心，調皮搗蛋是家常便飯，即便有戒尺責罰也未必管用。
紅樓夢: 頑童鬧學堂
南宋的秦檜，發跡之前曾做過塾師，他感嘆：“若有水田三百畝,來年不作猢猻王”，這兩句後來演變為更通俗的“家有三鬥糧，不做孩子王”；清代的鄭板橋在成名之前也做過塾師，回憶那段生涯，他同樣寫詩自嘲:“教書原來是下流，傍人門戶度春秋。半飢半寒清閒客，無枷無鎖自在囚，課繁子弟偏懶惰，功少東家結冤仇。從今改過神龕子，天地君親大牯牛。”
“教書原來是下流”，這就是科舉時代整個社會對塾師職業的認知，這首詩也成為塾師尷尬處境的真實寫照。
但與此同時，在科舉時代，有一種“師”是真正備受尊崇的，那就是各級科舉考試的主考官。從唐宋開始，被科舉錄取的士子一旦被某位考官錄取，就可以自稱是考官的“門生”，甚至還要參加專門的“拜師”儀式，而考官也會堂而皇之地以士子的“老師”和“伯樂”自居。這種師生關係當然只是象徵性的，它的意義一是促成了官場中的裙帶關係，二是為“尊師重道”這一式微的傳統裝點門面。而當年為士子啟蒙的塾師們，早已被他們忘在九霄雲外了。
讓我們還回到《儒林外史》：半生落魄的周進，後來得貴人相助，跳過秀才直接參加鄉試，竟成功中舉，緊接著又中了進士。後來他受朝廷委派，去廣東主持縣試，遇到了同樣屢試不第的范進，於是惺惺相惜，讓他中了秀才，並勉勵他參加鄉試，這才引出了“范進中舉”的經典故事。而中秀才之後的范進，立馬將周進視為“恩師”，臨別時“送出三十里之外”；此時在周進的家鄉，當年的家長和學生們彷彿又重拾起“尊師重道”的傳統，連那個挖苦他的梅秀才都厚著臉皮冒充他的學生…….
“尊師重道”到這一步，“尊”的僅僅是成功者，“重”的也只是求官為官之道了。
所以，古代教師身上的“失敗者”標籤，尷尬卑微的社會地位， 使“尊師重道”長期有名無實，而這種現象又是和科舉制度、官本位思想息息相關的。其影響一直持續至今。
直到今天，在內心深處，中國人對“教師”的感覺依然不像看上去那麼神聖。
儘管提高教師待遇的呼聲一直不絕於耳，但在很多地方，一名從教幾十年的老師，收入還不如當地一名年輕公務員；
人們一面羨慕教師職業的穩定和充足假期，一面卻不希望自己的子女（特別是男孩）把教師作為職業的第一選擇；
甚至連“老師”這個神聖的稱呼都已庸俗化了：哪怕是負面新聞滿天飛的藝人，也會被堂而皇之地稱為“某某老師”；
“蒼老師”
與此同時，不少教師也對自己的職業缺乏熱愛和神聖感，職業素養欠缺，體罰、性侵、違規補課等事件時有發生；有些教師一邊教學，一邊謀劃著辭職經商、考公務員……
我們應不應該“尊師重道”？當然應該。但面對當下的社會現實， “尊師重道”依然更像一句空話。想讓人們從內心深處真正認同教師、尊重教師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們現在能做的，一是努力提高教師的待遇，給他們真金白銀的實惠和暢通的上升空間，讓他們安心教育事業，也讓教師真正成為讓人羨慕的職業；二是抬高教師准入門檻，優化教師隊伍，剔除害群之馬，讓教師真正成為知識和美德的化身，讓中國的教育天朗氣清。
這才是“尊師重道”該有的樣子。
閱讀更多 獨坐觀人間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