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課徵直接稅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中國課徵直接稅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直接稅，是政府向納稅人持有之資產、資本利得、勞動所得等法權物直接課徵的稅賦。其特點是被徵稅之法權主體清晰透明，無法隱瞞或轉嫁。直接稅，包括遺產稅、贈予稅、離境稅、房產稅、利得稅、所得稅、數據稅、社會保險稅等等。直接稅，多為累進制稅賦，體現了量能納稅的原則，體現了人道主義精神，是現代文明的標準制度配備。在古代，我國的清明盛世，皆以田賦等直接稅為政府收入之主體；現代以來，西方發達國家，皆以房產稅等直接稅為政府收入之主體。
我國當代稅制進化頗為複雜。五十年代，我國完成工商業改造，國營企業稅收以利潤形式上繳，建立了我國政府以間接稅為主體的稅政模式。八十年代，啟動利改稅，重新建立了現代稅賦體系。八十年代，我國私人財產極為有限，我國私人收入十分低下，國家稅收不可能針對私人法權物直接課徵。所以，八十年代，復建稅政體系，仍然延續了間接稅為主體的模式。九十年代，人民收人逐漸增加，本應建立直接稅體系了。可惜，風波之後，中央財政極度困難，投機性地採用了香港的土地財政制度，貽誤了建立直接稅這個現代稅政的進化過程，形成了以超級地租為主體的極度扭曲的間接稅模式。一般而言，超級地租是指，居民在房價或租價中支付的類稅性支出。舉例，月收入１０００元，月供樓款或月租金最高水平應低於３００元，超過３００元之供樓款或租金既為超級地組。例如，月供樓款或租金為５００元，支付的超級地組為２００元。超級地租，是最無恥的間接稅，它構成國民對國民的殘酷剝削，它成為政府與個人合謀的犯罪行為。收取超級地租者，不僅僅是各級政府以及官員，地產商和房東也是受益者。各國經驗證明，遏制超級地租的唯一有效方法，就是直接稅。１９９４年分稅制後，超級地租獲益者組成了強大的利益集團，主導了國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機構以及教育、學術、傳媒，致使直接稅立法整整二十四年被刻意壓制以致於至今鴉雀無聲。
推遲直接稅的後果是明確的：
第一、我國出現了嚴重的分配不公，我國的基尼係數從１９８１年的０.２８８上升到２０１６年的０.４６５。考慮到統計誤差，我國的基尼係數應遠高於０.４６５（預估已經接近０.６），已經遠遠超越０.４的警戒線，進入到社會風險高危階段。事實上，維穩經費與基尼係數成正比，維穩經費與直接稅成反比。延遲徵繳直接稅，已經造成我國國家治理上的嚴重困擾。
第二、我國的超級地租制度，導致了生產要素嚴重錯配，資本逐步脫離實體經濟進入房地產投機。隨著房價過度膨脹，我國出現了資本大規模逆向流動，人才與資本大規模出逃，實體經濟遭受重創，各類投機行為猖獗，經濟增速嚴重下滑。我國在尚未完成工業化升級的時候，竟然提前開始了去工業化。我國實體經濟資本積累率狂降，我國整體資本積累率嚴重下滑，我國竟然提前十年出現了經濟衰退的跡象。
第三、由於直接稅遲遲不能出臺，房地產失控疊加金融失控，高槓杆下超級地租幾何級膨脹，迅速製造了我國新興的寡頭和財閥。寡頭財閥壟斷了立法、司法、行政，導致了惡性的貪汙腐敗和投機倒把，社會風氣徹底敗壞，社會秩序遭到破壞。我國社會的整體道德水平令人堪憂，教育、學術、傳媒烏煙瘴氣，全社會充滿了戾氣。寡頭財閥毫無節制，破壞自然環境後，又破壞社會環境。我國在富裕之後，出現了可怕的移民潮。
第四、由於實體經濟出現問題，導致美國等西方國家趁勢發起貿易戰和金融戰，使我國遭遇建國以來嚴重的、全面的、顛覆性的社會危機。由於，我國遲遲不肯開徵直接稅，放任超級地組的野蠻掠奪，我國的制度優勢無從談起，精英階層缺乏安全感，底層民眾缺乏獲得感，全社會處於迷茫之中。以致於，西方列強，敢於在自身衰落過程中公然挑戰崛起的中國。
我國建立直接稅的必要性已經無需贅述。
２０１２年以來，我國仍然存在推出直接稅的時間窗口。但是，由於境內外利益集團的阻撓，我國被迫採取了高壓反腐的策略，以期能夠將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權理順。雖然我們在治理寡頭財閥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我們也耽誤了整整六年的寶貴時間。最遺憾的是，我們至今未能將反腐敗成就鎖定於直接稅，以使反腐敗成為永久的法律制度安排而非政治運動。好在，特朗普先生急性子，過早地發起了貿易戰，在直接稅時間窗口尚未關閉的時候，給我國全體國民上了一堂普及稅政的公開課。影藝明星們，也在關健時刻，讓全體國民看到了我國稅政的腐爛程度。老百姓開始明白，稅政如此糜爛，何談治國理政。必須說，直接稅不僅必要，而且已經變得十分迫切了。
事實上，我國已經具備推行直接稅的一切條件。互聯網時代的到來，區塊鏈技術的運用，已經使得私人法權物的公示和精算毫無障礙。如果問：為什麼仍然遲遲無法推出直接稅？那麼，只能說，人民群眾尚未獲得人民立法權；最高決策層仍缺乏足夠的道德勇氣。又或者，上下左右都存在認識誤區。直接稅，對普羅大眾的好處不言而喻。但是，直接稅對利益集團的好處卻缺乏認識。須知，課徵直接稅也是私人法權物確認程序，此舉將使得精英階層利益合法化並得到終極保障。最高決策層必須清醒，唯有直接稅，可以真正根治腐敗，可以結束人才與資本外逃，可以讓人才與資本重回實體經濟。也就是說，中國的工業化升級，中國的新一輪高速增長，皆有賴於直接稅的推出。勢利一點兒說，直接稅將創造十年牛市。甚至也可以說，直接稅將成就一代偉人，使這代領導者們彪炳千秋。
此文，當然不是檄文。我們無意於追究任何人的責任，我們甚至認為這是共和國成長過程中躲不過的煩惱。我本人並不特別痛恨寡頭財閥，反而同情他們未來的境遇。他們，多數是我的同齡人，他們為國家和人民曾經做出過貢獻，他們也不想得罪神明並永遠地背棄祖宗，他們也不想他們的子孫們揹負三世罵名。給他們一個機會吧，讓他們用直接稅完成救贖，也讓他們有機會重新為人民服務，也讓他們有機會創造價值報效祖國。
我知道，思考需要歷史感和空間感，需要有足夠的空間寬度和時間縱深。我無意於批評現行制度和政策的投機取巧，我知道一切都是歷史行進的必然過程。但是，我必須說，不要再談工具箱了，不要再談供給側了，不要再搞百納衣式的縫縫補補了。請注意，只要超級地租在，任何縫縫補補都是在維護既得利益，根本無法開創一個偉大的新時代。新時代，如果能夠到來，唯一的標誌就是直接稅出臺了。許多人問，何為新社會主義的標誌？我的回答是，建立完成合理的、系統的、有效的直接稅徵繳體系。是的，直接稅將形成中國強大的中產階級，他們最終會擁有人民立法權，並形成社會的高度自治。站在哲學的高度，這也是人類文明的必然歸宿。不必計較一人、一時、一地、一利的得失，站到歷史和哲學的最高處，勇敢地邁出共和國最偉大的一步吧！
讓我們一起高聲呼喊：直接稅！直接稅！直接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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