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课征直接税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中国课征直接税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直接税，是政府向纳税人持有之资产、资本利得、劳动所得等法权物直接课征的税赋。其特点是被征税之法权主体清晰透明，无法隐瞒或转嫁。直接税，包括遗产税、赠予税、离境税、房产税、利得税、所得税、数据税、社会保险税等等。直接税，多为累进制税赋，体现了量能纳税的原则，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是现代文明的标准制度配备。在古代，我国的清明盛世，皆以田赋等直接税为政府收入之主体；现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皆以房产税等直接税为政府收入之主体。
我国当代税制进化颇为复杂。五十年代，我国完成工商业改造，国营企业税收以利润形式上缴，建立了我国政府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政模式。八十年代，启动利改税，重新建立了现代税赋体系。八十年代，我国私人财产极为有限，我国私人收入十分低下，国家税收不可能针对私人法权物直接课征。所以，八十年代，复建税政体系，仍然延续了间接税为主体的模式。九十年代，人民收人逐渐增加，本应建立直接税体系了。可惜，风波之后，中央财政极度困难，投机性地采用了香港的土地财政制度，贻误了建立直接税这个现代税政的进化过程，形成了以超级地租为主体的极度扭曲的间接税模式。一般而言，超级地租是指，居民在房价或租价中支付的类税性支出。举例，月收入１０００元，月供楼款或月租金最高水平应低于３００元，超过３００元之供楼款或租金既为超级地组。例如，月供楼款或租金为５００元，支付的超级地组为２００元。超级地租，是最无耻的间接税，它构成国民对国民的残酷剥削，它成为政府与个人合谋的犯罪行为。收取超级地租者，不仅仅是各级政府以及官员，地产商和房东也是受益者。各国经验证明，遏制超级地租的唯一有效方法，就是直接税。１９９４年分税制后，超级地租获益者组成了强大的利益集团，主导了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构以及教育、学术、传媒，致使直接税立法整整二十四年被刻意压制以致於至今鸦雀无声。
推迟直接税的后果是明确的：
第一、我国出现了严重的分配不公，我国的基尼系数从１９８１年的０.２８８上升到２０１６年的０.４６５。考虑到统计误差，我国的基尼系数应远高于０.４６５（预估已经接近０.６），已经远远超越０.４的警戒线，进入到社会风险高危阶段。事实上，维稳经费与基尼系数成正比，维稳经费与直接税成反比。延迟征缴直接税，已经造成我国国家治理上的严重困扰。
第二、我国的超级地租制度，导致了生产要素严重错配，资本逐步脱离实体经济进入房地产投机。随着房价过度膨胀，我国出现了资本大规模逆向流动，人才与资本大规模出逃，实体经济遭受重创，各类投机行为猖獗，经济增速严重下滑。我国在尚未完成工业化升级的时候，竟然提前开始了去工业化。我国实体经济资本积累率狂降，我国整体资本积累率严重下滑，我国竟然提前十年出现了经济衰退的迹象。
第三、由于直接税迟迟不能出台，房地产失控叠加金融失控，高杠杆下超级地租几何级膨胀，迅速制造了我国新兴的寡头和财阀。寡头财阀垄断了立法、司法、行政，导致了恶性的贪污腐败和投机倒把，社会风气彻底败坏，社会秩序遭到破坏。我国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令人堪忧，教育、学术、传媒乌烟瘴气，全社会充满了戾气。寡头财阀毫无节制，破坏自然环境后，又破坏社会环境。我国在富裕之后，出现了可怕的移民潮。
第四、由于实体经济出现问题，导致美国等西方国家趁势发起贸易战和金融战，使我国遭遇建国以来严重的、全面的、颠覆性的社会危机。由于，我国迟迟不肯开征直接税，放任超级地组的野蛮掠夺，我国的制度优势无从谈起，精英阶层缺乏安全感，底层民众缺乏获得感，全社会处于迷茫之中。以致於，西方列强，敢于在自身衰落过程中公然挑战崛起的中国。
我国建立直接税的必要性已经无需赘述。
２０１２年以来，我国仍然存在推出直接税的时间窗口。但是，由于境内外利益集团的阻挠，我国被迫採取了高压反腐的策略，以期能够将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理顺。虽然我们在治理寡头财阀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我们也耽误了整整六年的宝贵时间。最遗憾的是，我们至今未能将反腐败成就锁定于直接税，以使反腐败成为永久的法律制度安排而非政治运动。好在，特朗普先生急性子，过早地发起了贸易战，在直接税时间窗口尚未关闭的时候，给我国全体国民上了一堂普及税政的公开课。影艺明星们，也在关健时刻，让全体国民看到了我国税政的腐烂程度。老百姓开始明白，税政如此糜烂，何谈治国理政。必须说，直接税不仅必要，而且已经变得十分迫切了。
事实上，我国已经具备推行直接税的一切条件。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区块链技术的运用，已经使得私人法权物的公示和精算毫无障碍。如果问：为什么仍然迟迟无法推出直接税？那么，只能说，人民群众尚未获得人民立法权；最高决策层仍缺乏足够的道德勇气。又或者，上下左右都存在认识误区。直接税，对普罗大众的好处不言而喻。但是，直接税对利益集团的好处却缺乏认识。须知，课征直接税也是私人法权物确认程序，此举将使得精英阶层利益合法化并得到终极保障。最高决策层必须清醒，唯有直接税，可以真正根治腐败，可以结束人才与资本外逃，可以让人才与资本重回实体经济。也就是说，中国的工业化升级，中国的新一轮高速增长，皆有赖于直接税的推出。势利一点儿说，直接税将创造十年牛市。甚至也可以说，直接税将成就一代伟人，使这代领导者们彪炳千秋。
此文，当然不是檄文。我们无意于追究任何人的责任，我们甚至认为这是共和国成长过程中躲不过的烦恼。我本人并不特别痛恨寡头财阀，反而同情他们未来的境遇。他们，多数是我的同龄人，他们为国家和人民曾经做出过贡献，他们也不想得罪神明并永远地背弃祖宗，他们也不想他们的子孙们背负三世骂名。给他们一个机会吧，让他们用直接税完成救赎，也让他们有机会重新为人民服务，也让他们有机会创造价值报效祖国。
我知道，思考需要历史感和空间感，需要有足够的空间宽度和时间纵深。我无意于批评现行制度和政策的投机取巧，我知道一切都是历史行进的必然过程。但是，我必须说，不要再谈工具箱了，不要再谈供给侧了，不要再搞百纳衣式的缝缝补补了。请注意，只要超级地租在，任何缝缝补补都是在维护既得利益，根本无法开创一个伟大的新时代。新时代，如果能够到来，唯一的标志就是直接税出台了。许多人问，何为新社会主义的标志？我的回答是，建立完成合理的、系统的、有效的直接税征缴体系。是的，直接税将形成中国强大的中产阶级，他们最终会拥有人民立法权，并形成社会的高度自治。站在哲学的高度，这也是人类文明的必然归宿。不必计较一人、一时、一地、一利的得失，站到历史和哲学的最高处，勇敢地迈出共和国最伟大的一步吧！
让我们一起高声呼喊：直接税！直接税！直接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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