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毛澤東主席誕辰125週年 ——《祖國雜誌》訪毛主席長外孫孔繼寧：永遠懷念我的外公外婆
記者楊晨
孔繼寧，毛澤東與賀子珍的外孫，李敏與孔令華之子。毛澤東第三代後人中最年長者，也是孫輩中唯一與毛主席有過接觸的人。“儘管接觸不是很多，但他的教誨和薰陶卻一直影響著我的人生之路。”孔繼寧語。兩年前，本刊記者訪問了百忙之中的孔繼寧，聆聽了他對外公外婆的無盡追思，和對毛澤東思想繼承發展的深入思考。
毛主席與賀子珍
毛主席70歲“官升一級”
1962年10月27日，孔繼寧出生在中南海，他出生那天，毛澤東聞訊高興地說：“我70歲官升一級！”那年毛澤東正好虛歲70,升為祖父級。孔繼寧講，由於自己的生日與蘇聯十月革命爆發日只相差兩天，於是，外公和爺爺商量後，就將孩子取名繼寧，既有為紀念領導十月革命的領袖列寧之意，也有讓社會主義革命事業後繼有人之意。
孔繼寧與外婆、母親在一起
可愛外孫的呱呱落地，讓剛剛“升級”為外公的毛澤東心情十分喜悅。在李敏所著《我的童年與領袖父親》一書中有這樣的描寫：“父親工作累了，順腳就去看看小外孫，抱抱、親親、逗逗小傢伙。繼寧長得虎頭虎腦，不哭不鬧，笑起來尤其可愛。父親平時就喜歡孩子，現在更像所有老人一樣——隔代親，特別愛和繼寧玩兒。”
然而這段天倫之樂的時光卻很短暫，孔繼寧還不到一週歲時，他就和父母從中南海走入平民生活。父親孔令華蹬一輛平板車拉著全部的家當和母子兩人，來到公家分的位於北京兵馬司衚衕的一間小房，廚房還是公用的。直到現在許多與孔繼寧交往的人都有一個共同感受，覺得他很平實謙虛，而每次談到這裡，他卻總是笑答：“我本來就是在老百姓當中長大的。”
從孔繼寧記事後不久，“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在這個特殊的歷史時期，母親去中南海見自己的父親都要層層請示，十分困難，一般我們只能在每年的12月26日外祖父生日那天，去中南海與外祖父團聚一次。”
作為黨和人民領袖家庭中的一員，孔繼寧從小就受到十分嚴格的教育，決不能搞特殊化，否則就是給家庭抹黑。“夾著尾巴做人，自己從不說自己是誰的後代。”孔繼寧說。此外，在當時社會環境下，如果有人知道他是毛澤東的子孫，就很容易使他帶著一個光環。孔繼寧的父母認為，這樣對於兒子成長不是一件好事，不讓別人知道自己家庭與毛主席的關係，才更方便兒子與其他同學一起學習交往、打成一片。李敏夫婦對子女的這種教育模式，也培育出孔繼寧謙虛謹慎、腳踏實地的品格作風。
回憶外公去世
1976年9月份毛主席去世前彌留之際，中央特批孔繼寧的母親李敏去看毛主席，由於通知的十分匆忙，母親就沒有叫上正在學校上課的兒子，這樣孔繼寧也就沒有能見上毛主席最後一面。
外婆賀子珍抱著年幼的孔繼寧
“得知毛主席去世噩耗，我當時還在學校跑操，老師把我叫出去，說家裡有人找我。當時我們家沒有專車，因為主席去世以後，當時我媽媽她們單位派了一輛臨時的專用車把我接了回去。幾個小時之後，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公佈了，也就是說我知道主席去世，只跟所有人知道主席去世相差幾個小時。”孔繼寧說。
40年前的1976年中國發生了很多不幸的事情。那一年的孔繼寧正好十四歲，正在上初中。回憶起當時的情景，孔繼寧記憶猶新地說：我感覺那一年就是黑雲壓城城欲摧的感覺。我父母是站在和“四人幫”鬥爭的前列，包括我媽原來的單位，他們這批人都是堅決反對“四人幫”的，先是反林彪集團，後來又是反江青集團，因此他們的生命安危隨時隨地可能出現問題。這一年的前9個月時間，人們幾乎都是在悲痛之中度過的：周總理去世，朱老總去世，唐山大地震，還有我外公的去世，突然一天宣佈了粉碎“四人幫”，這一天人們可以說是興高采烈，奔走相告。我們全家心裡面也感覺“一塊石頭落地”。我妹妹1972年出生，她出生以後，我父母不只一次跟我講，說你得學會帶妹妹，我那個時候還不到10歲，爸爸媽媽就讓我學會帶妹妹，家裡的一些活那個時候就也開始幹了。他們還講，爸爸媽媽的腦袋都是系在褲腰帶上的，隨時有可能就不見了，我後來意識到當時很多人只要是反四人幫的人隨時都會失蹤，不知道到哪去勞改了，關起來了，或是被整死了。粉碎四人幫後，我們一家人再也不用有這種憂慮了。
孔繼寧與母親李敏（中）妻子沈蓉（右）在一起
外公只在三種情況流過眼淚
孔繼寧講，外公曾經說過三種情況下流過眼淚，“一是聽不得窮苦老百姓的哭聲，看到他們受苦，我忍不住掉淚；二是跟過我的通訊員，我捨不得他們離開，有的通訊員犧牲了，我難過得掉淚；第三就是在貴州，聽說賀子珍負了傷，快不行了，我掉了淚。” 外公曾經對我的母親說，沒有照顧好外婆，他要承擔六成的責任，而說起外婆的病與悽苦，外公的心情也異常沉重。”而孔繼寧的母親李敏就成了聯繫毛澤東與賀子珍的紐帶和橋樑。“知道外婆愛抽菸，外公常常讓母親給外婆捎去中華煙，還有北京名產茯苓餅、蜜餞、六必居醬菜，左一包右一包的；而外婆則讓母親給外公捎回她準備好的毛線，還有外公愛吃的油菜、塔菜、冬筍等鮮嫩蔬菜。
外公在病重彌留之際，艱難地用拇指和食指衝著前來看望他的我母親打成圓圈，像是在詢問著什麼。後來，我們才知道，外公其實是想詢問外婆的情況。孔繼寧告訴記者，外婆賀子珍生於中秋，小名桂圓，而這個用手指打成的圓圈代表著外公臨終前心底深處的掛念。
孔繼寧年幼時，曾有一段時間是和賀子珍共同度過的。外婆自然非常疼愛自己唯一的外孫，孔繼寧幼年的記憶中，外婆總是對他那樣的慈祥、和藹，作為一個革命老人，她的內心充滿活力，激盪著建設新中國的無限熱情。而小孔繼寧的出現，把天真可愛的童趣帶給了外婆，成了一顆不折不扣的“開心果”。
從外婆身上，年幼的孔繼寧真實感觸到了一名革命者的偉大。有一次外婆洗澡時，幼小的他看見外婆後背上有幾處深深的凹坑，他好奇地問外婆：“這是什麼呀？”外婆若無其事地告訴他，那是敵人的飛機炸的！事後孔繼寧才知道，那是外婆為掩護戰友，自己趴在戰友身上才負瞭如此重的傷。
孔繼寧說，他外婆身上殘留的彈片究竟有多少，連外婆自己都說不清，直到她75歲那年去世後，遺體火化時才最終從身體裡把彈片分離出來，一共有十好幾枚呀！孔繼寧感嘆地說，外婆一生沒得過任何勳章，這些殘留的彈片就是她革命一生最好的勳章！
追尋外婆的足跡
2010年歲末之際，中央電視臺中文國際頻道播出了四集文獻紀錄片《賀子珍》，全片拍得厚重而感人，尤其是第三集，攝製組專程赴莫斯科，通過踏訪原址、查閱檔案等，還原了賀子珍自1938年至1947年在蘇聯生活近10年的真實境況，而一力操持並終於攝製成功這部文獻片的，正是孔繼寧。他說，“外婆留給世人的東西不多，作為外孫，有責任為她做點事”。
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不久，賀子珍去了蘇聯治病學習，直到10年後才回到中國，這10年外婆究竟是怎樣度過的？這個問題孔繼寧始終想了解清楚。如果搞不清外婆在蘇聯的經歷，這片子肯定要大打折扣。2006年夏天，經多次聯繫並頗費一番周折後，孔繼寧率領攝製組，飛往莫斯科，踏上了尋訪外婆在蘇聯10年足跡的難忘之旅。
孔繼寧談到，位於莫斯科市中心高爾基大街10號的柳克斯賓館，曾是共產國際的接待公寓，這裡也成為賀子珍到莫斯科的第一個落腳點。當時出於保密的考慮，賀子珍到蘇聯後改名“文雲”。
俄羅斯社會歷史政治檔案館是此行最重要的一站。在一本編號為495－225－g71的卷宗裡，其中有兩頁用中文書寫的簡歷，填表人就是“文雲”（賀子珍）。檔案材料長達33頁，除個人履歷表和相關證明外，還有賀子珍的親筆信。
1938到1940年間，賀子珍一直生活在共產國際專門為中國共產黨開設的黨校。後來，學校遷至莫斯科市郊的庫奇諾。孔繼寧一行來到了庫奇諾。可哪裡是當年黨校的遺址呢？好不容易找到了，詢問當地人，有的說以前曾是野戰醫院，有的說這所學校有75年曆史，再往前就不知道了。在賀子珍檔案中，有一份醫院開具的證明，上面清楚地記載著1938年4月6日，也就是賀子珍到蘇聯的第四個月，在謝奇諾娃產科醫院產下一個男嬰。這是賀子珍與毛澤東的第六個孩子，賀子珍給這個男孩取了一個叫“廖瓦”的俄文名字。然而，賀子珍之前因長征路上受傷的彈片散留在頭部、肺部，又被骨骼、肌肉、神經、血管包裹成為身體的一部分而無法手術，她長期忍受由此帶來的頭痛和神經疾病。在這種情形下賀子珍又經歷分娩，奶水不足，沒有幫手，又要上課。不幸又一次降臨。1938年冬季來臨的時候，已經6個月大的廖瓦，因感冒引發肺炎，不幸夭折。這是賀子珍第五次痛失愛子，賀子珍由此深受打擊。
兩年的學習結束後，賀子珍按照組織安排留在了蘇聯。孔繼寧從外婆的檔案中找到了一張證明，正是1939年8月21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幹部部簽發的賀子珍在蘇聯延期居住的證明。
不久，張聞天夫人劉英回到延安，向毛澤東講述了賀子珍在蘇聯的情況，毛澤東決定把女兒嬌嬌（即李敏）送到賀子珍身邊，以撫慰陪伴賀子珍。嬌嬌來後，也和自己的哥哥毛岸英、毛岸青見了面，一起生活在莫斯科莫尼諾國際兒童院。在這之前，賀子珍也經常去看望岸英和岸青，兄弟倆稱她為“賀媽媽”。然而，幸福在賀子珍身上總是顯得那樣短暫。1941年6月22日，德國突然入侵蘇聯，蘇聯進入戰爭狀態。隨著德軍逼近莫斯科，原來共產國際接待和管理的各類人員都要疏散。因為有李敏、毛岸青等，1941年7月28日，賀子珍和孩子們來到伊萬諾沃第一國際兒童院。原本以治病、學習為主的賀子珍被編入國際兒童院，學習縫紉、幫廚，為低年級學生補衣服、教中文。
孔繼寧講，1942年的冬天格外寒冷。更讓外婆擔心的是，李敏患上了同廖瓦一樣的肺炎，病情十分危重，被送進了隔離室，奄奄一息。面對奄奄一息不停抽搐的嬌嬌，和屋內結冰的桌面，作為母親她已不顧一切了……
終於，外婆因取暖用木材而違反了院方規定。院方劈頭蓋臉的批評，激怒了倔強的外婆。她始終認為，這一切是為了搶救女兒。母親救孩子，錯了嗎？可她半生不熟的俄語卻無法表達這一切。就這樣，受到院方誤解的賀子珍被強行送進了精神病院……
在伊萬諾沃市郊，孔繼寧他們找到了那家醫院，遺憾的是沒能得到拍攝許可。送賀子珍去精神病院的那個俄國人執意說她精神失常。但在俄羅斯所有關於賀子珍的檔案中，沒有發現相關的醫院證明。
1947年初，時任中共中央候補委員王稼祥、中共中央東北局副書記羅榮桓先後到蘇聯養病，他們幾經周折終於打聽到了賀子珍的下落。經過一步一步地努力，最後他們直接向斯大林表示，我們要把賀子珍同志接回國去。這樣在王稼祥夫婦的安排下，賀子珍母女得以在莫斯科的柳克斯賓館再次相聚。1947年的春天，賀子珍回到闊別已久的祖國，這一年，她38歲。
也談毛澤東思想之魂
毛澤東思想指引了中國共產黨從勝利走向勝利和中國人民翻身得解放，在孔繼寧心裡：毛澤東思想的靈魂又是什麼呢？孔繼寧將其總結為三點：一是實事求是，做任何事情就是一定要經過調查研究，一定要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來確定方針；二是群眾路線或者說是為人民服務，毛主席是一直都把人民放在心中；三是獨立自主，我們國家的國防、科技、外交都是自主的，我們的工農業生產，基礎設施建設絕大多數也都是靠我們自己獨立搞出來的，我們不依賴於別人，現在中國的發展從總體上來說，還在遵循這個獨立自主的政策。另外很3重要的一點就是，毛澤東思想教會人們用什麼樣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去看待事物，解決問題。
事業與夢想
出身軍人世家的孔繼寧自小就夢想著當一名光榮的解放軍，在對越自衛反擊戰的隆隆槍炮聲中，他進入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國際關係學院英語系學習，真正成為了一名軍人。畢業後到解放軍總參謀部工作，後因工作成績優秀，先後被派往中國駐巴基斯坦使館和英國使館任武官助理。1997年，由於母親身體不好需要人照顧，孔繼寧轉業回到北京。離開部隊後，孔繼寧投身在經濟大潮中積累經驗，並將賺來的不多的錢投入到紀念外公和弘揚革命精神的事業中。
2001年，迎著新世紀的曙光，孔繼寧和母親李敏成立了民族精神與中國發展研究中心，以此為平臺，開始有計劃有規模地對毛澤東及毛澤東思想進行宣傳。
“毛澤東思想是常看常新的，不同的時代對毛澤東思想的研究，會產生不同的成果。”孔繼寧對這一問題有自己的看法：“為了國家的富強民族的復興，我們這一代人和我們的後代，都有責任宣傳毛澤東思想，傳承毛澤東精神。”
孔繼寧在大學期間主修外語，自己和周圍不少人都能夠接觸到很多外國的東西，年青時的他和當時許多人一樣，希望多瞭解西方社會。出國後，他還暗自拿外國與自己的國家相比。孔繼寧說，他的愛國思想和對前輩精神更深的理解，也恰恰是在國外加深起來的。
“我1991年去的英國，那裡的電視每天播放的畫面就是蘇聯商店裡空空如也的貨架，可當時我們國內的商品已經非常充足，老百姓什麼都不缺。與此同時，我也看到西方的政黨對社會主義國家、對華人的歧視是從骨子裡流露出來的，連具有正義感的英國百姓都能感覺到。”“我們可能都遇到過一些國內的人，思想非常偏激，認為什麼都是西方的好，這被事實證明是錯誤和幼稚的。經過這些年國際和國內發生的變化，許多人重新進行思考，開始讀毛澤東的著作，並且從中獲益匪淺。”“在新的時代中，毛澤東思想會有新的意義。毛澤東思想並不過時，過時的只是研究方法。我們研究的重點，不僅是繼承
，更重要的是發展，要具有社會意義，對當今現實、對國家今後的發展起到指導作用。”孔繼寧深刻地說。
孔繼寧的研究中心多次舉辦現實問題的研討會，並經常資助研究毛澤東思想的專家著書立說。為了研究中心的工作能正常運轉，他同時還從事其他的經濟活動，例如出書、製作影視劇。由於願意為理論研究投錢的人很少，因此，孔繼寧必須“自給自足”。但在涉及關於外祖父的研究活動中，他的原則卻是第一不宣傳個人，第二不贏利。
孔繼寧認為，普及毛澤東和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思想和宣傳革命歷史，是寶塔尖上的理論研究，可能很多人對此還比較陌生，也並不一定感興趣，但是這一塊不能丟，因為它關係到我們國家和民族的生死和興衰。為了能夠為中國社會提供更多優秀精神食糧，孔繼寧搭建了研究中心這個平臺，不遺餘力地聯合全國研究毛澤東和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思想的專家學者，為他們提供經常性研討交流的機會和資金支持，讓他們能夠發表自己的一些研究成果，並大力支持創作紅色題材的文化產品，以達到傳承、傳播、弘揚紅色文化、民族精神、愛國主義之目的。
採訪結束時，孔繼寧又急匆匆踏上他新的工作之旅。作為一本以弘揚愛國主義、傳播紅色基因為核心理念的刊物，我們真誠祝願孔繼寧在事業上取得新的成功，同時為我們國家軟實力的建設作出新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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