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迷上了高曉松的節目——《曉說》，為了節約時間，特意開通了優酷的會員，聽高老師侃侃而談，有種：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的妙感。
就像夏河老師說的：我有太多對這個世界的疑思都是透過這個節目解開的，也有無數知識盲點都被這個節目科普到，受益匪淺。在當代中國大部分的學術權威都與老百姓尤其是青少年相隔在遙不可及的兩個世界，而高曉松先生極易吸收的表達與闡述，誇張點說勝讀十年書更有可能提升中國 。
這期看的是：高曉松與吳宇森導演聊香港電影為什麼那麼輝煌
由於自己的文筆還不夠傳達兩位大咖的精髓，就原視頻的一些文字奉上。
松：吳宇森導演是華人之光，泰山北斗級的偶像
華人想到海外去展現華人之光，應該去什麼地方拜一拜呢？
到好萊塢的星光大道，很多很多的手印按在那裡，你就會看到一個一個閃光的名字，中間最重要的那一塊，就是有個叫中國劇院的門口，你會看到全場最大的一塊，我印象中好像還沒有比那個更大的，上邊寫著三個中國大字“吳宇森”。
在星光大道上的中心最大的那塊，其他人都按了一個手印，吳導演是兩手印，好像還有腳印，兩手印兩腳印，加上三個中國大字。
大家說唐國強王心剛老師長得好看，那時候原來覺得他們好帥，結果高倉健因為《追捕》這部電影出現以後，所有人都覺得他們是奶油小生，高倉健熱，所有長得好看的演員都不想活了···
森：高倉健對我有很多方面的影響，我們在拍《英雄本色》的時候，我就是拿他的性格，他的表演方式，他的形狀來放在小馬哥身上，所以我們給周潤發設計的那個戴墨鏡穿風衣，還有說話的那種神韻，有的時候不講話的時候那種神態，很多時候都是有高倉健的影子。
松：大家就特別羨慕而嚮往說，怎麼就能讓那麼多年輕人就去真的拍了電影，而且鍥而不捨地拍，你要在中國內地，甚至可能在好萊塢，你年輕人來拍電影，你大概只有一次機會，你一個電影沒拍好，你可能就沒機會了。
在香港為什麼會形成一種，大家不停地給年輕人機會，最後就湧現了一大批像吳導演，徐克導演等等那一大批大導演。
而且香港又沒有那種很多電影學院，像這邊中央戲劇學院、上海戲劇學院、北京電影學院等等，香港也沒有音樂學院，結果出現四大天王，出現王菲、張國榮、譚詠麟等等，是一種什麼樣的環境？
導致好像讓人感覺到一個種子落下去就能長出來，這是為什麼呢？
森：香港電影的輝煌有中西文化影響的結果。
香港很容易就受不管來自東方還是西方，不同文化的薰陶，有很多的學習機會，有很多機會都能看到，西方的任何好的電影，香港也是一個創造機會的好地方。
另外就是說在香港的電影工作者，很多年輕人都是大家都感覺到好像沒有一種包袱，也沒有一種歷史的使命，以前的導演是這樣做，我們不需要管到以前怎麼樣，我們自己另外定了一個規矩，我們會隨自己的想法，隨自己的作風去拍一個電影。
松：這簡直太幸福了，可是為什麼你們就這麼幸福，今天年輕人說我也不要像吳宇森導演那樣拍電影，我也不要像徐克導演那樣，我要做自己，投資人說滾出去，門就在那裡，你憑什麼說你要拍自己風格的電影，市場認嗎？誰會去看這個電影？
我現在在好萊塢工作代表阿里，經常就是大家特別愛說一句話叫，為什麼要搞一些自己風格的電影，可是香港為什麼就能認同你們說，我們就願意拿錢給你試，讓你去有這個機會，這個太讓人覺得羨慕···
森：跟現在投資人的目光是很不一樣的，以前投資人對導演或者是編劇也好，都互相之間有一種信賴。
而我們做導演的，我們很清楚這個市場觀眾的需求，還有外面的電影市場，我們也很清楚我們製作了一個這樣項目的電影，能夠回收多少成本。
那以前的老闆，他們一方面都想做生意，但是另外一方面，又要想做好的生意，光榮的生意。
比如說我有一個電影叫《喋血街頭》，那個電影在當年香港來說，是拍得最貴的一個電影，投資最大的，那個公司叫金公主娛樂有限公司，那個老闆是九龍建業的老闆之一，他就很有錢。
但是我拍那個戲的時候，很多人是很羨慕，也有人妒忌，結果那個電影一拍出來就全垮了，然後老闆就被人家說，你為什麼投資那麼多錢，給吳宇森拍一部爛戲，我說爛戲還好聽一點，沒有再加上粗話了，後來戲全垮了也讓他沒有面子，雖然之前我的戲都給他賺了錢，《英雄本色》都做得很好。
後來我就跟他道歉，我說不好意思，我這個戲讓你全虧了，他就握著我的手，他說，導演錢沒有關係，錢隨時可以賺回來，但是這個是你拍得最好的一個電影。
松：多好的老闆啊！
森：這是你最好的電影，當時全世界全香港很多同行都說是爛戲的時候，結果後來在西方很多影展，影評人都好喜歡《喋血街頭》，我就跟他說，我感謝他對我這種信賴，以後幫他拍更好的戲，我說我下一部戲一定給你賺回來，下一部戲就是《縱橫四海》。
松：給中國的諸位今天投資電影的人科普一下，老闆和投資人是不一樣的，過去那個時代，那叫大老闆，大老闆是什麼，喜歡電影藝術這些東西，這叫大老闆，是有胸懷有眼光，而且喜歡這些兄弟。
投資人是另外一個職業，投資人是算賬算賬，你們都是流量工具，生產工具，我在那兒算賬，如果僅僅是想只做一個投資人，其實就勸大家不用來，因為這個行業不是算賬就能算出來的，就是打算好我今天就要做大老闆，就是要有兄弟，就是要維護大家，才能造就剛才吳導演講的這種故事，就是香港電影為什麼那個時候能做到那麼輝煌。
我還聽見過中國特大導演，當然我就不提名字了，虧了一點錢，曾經被人家叫到那兒去，弄了好幾十個小時，說把錢還我，真的，抱著現金去還錢，這個實在是，簡直不行！不是來做電影的態度。
做這個行業就是有賺有賠，香港一個歌手出三張唱片不紅，還給你出唱片，這根本不能想象。說你出三張唱片都沒紅你還繼續，但是他們就像一個大家庭，就算失敗也會在一起，所以我對香港電影圈子那種團結很崇敬，雖然就像吳導演說也會妒忌，但是大家還是都互相幫忙。
我不談內地影壇了，我們談談大家不太瞭解的好萊塢，因為香港電影的製作工業和好萊塢是完全不一樣的。
好萊塢有工會制度，保險制度等等，這個適應過程會很漫長，在香港年輕導演說，我要拍這個，我要拍那個，大哥幫你。可好萊塢那是很嚴酷的社會，大家算各種東西，怎麼才能適應一個人，從香港本土到了好萊塢，這麼多方方面面不同？
因為我也見到很多人去努力，最後沒成功，應該說除了吳導演以外都沒成功。
那您是怎麼就成功了呢？在那兒怎麼就適應了這些東西呢？
森：起先他們邀請我過去拍電影的時候，我以為普遍的美國人都對我有認識了，全部人都喜歡我的電影，那麼他們請我過去的原因，就希望我能把一部好萊塢的電影拍成我的風格，我就以為他們都看過港片，所以我拍第一部美國片的時候，我就用一個港片的手法來拍，等於是把一部美國片拍成一部港片，結果就很不成功，賣座普通，還好沒有虧本，成本不大。
另外有一些事情我很不習慣，就是說以前在香港的時候，導演最大的，最權威的，導演是會決定一切的。
沒有想到在好萊塢，就是一個當紅大明星，他可以擁有一切的權利，甚至是有導演最後的決定權，有編劇的最後決定權，有剪輯的最後決定權，還有選女主角的最後決定權，這個是好萊塢最不同於全世界的，就是導演沒有最後剪接權。
最後是大明星，大製片人他們在那兒剪，結果你在這邊剪，他們在後邊剪，你剪完以後要經過他剪，所以那個時候很不習慣。
後來當然是我有一個很好的製片人，他就是那個《蜘蛛俠》的導演山姆·雷來，他幫我爭取《剪輯權》，最後還是讓我自己剪，後來獲得了自己的終剪權，《變臉》那個電影賣座之後，我就成為好萊塢五個有最後剪接權的導演之一。
松：這我必須鼓掌！
森：這個還是靠努力去爭取過來的，為什麼自己的電影沒有那麼成功呢？後來我才發現原來好萊塢的電影很分類的，動作片只是給動作片的觀眾看，文藝片給文藝片的觀眾看，喜劇是給一家大小看，但是每一種電影它都有固定的觀眾，看動作片的不會去看文藝片，文藝片裡面不會有動作。
他們喜歡我或者喜歡香港電影，又能打又有情懷，可以把這種所有的元素都融入到電影裡去，但是這樣也不能夠吸引到觀眾，所以後來我就在美國生活了兩年，真正地去研究這個社會，當地人的生活，他們最覺得快樂的是什麼，不快樂的是什麼，那後來想通了以後，就是我在好萊塢,在用美國方式來拍一個電影，用西方的技巧來融入東方的精神。
松：美國最大的問題是一個家庭問題，我們中國人很注重家庭問題的，而且美國的年輕人就是離家出走背叛比較常見，還有中年危機。
森：當他們找我拍《變臉》，原來是個科幻片，每一個部門的頭都會給我意見，譬如你戲裡面有某些對白，不適合什麼市場，要怎麼改怎麼改，而且現場的自由度很低，不能改。
那個老闆就召集所有人，所有公司有關的高層，然後就當眾跟人講，我希望這是一部吳宇森風格的電影，就是沒有任何人可以給吳宇森一個意見，都讓我去跟編劇重新再創作這個劇，所以我有這個運氣。
松：多幸福啊，這是實力，那當然是自己的能力和實力，終於獲得了自由的創作跟終剪權，就是光芒萬丈的香港電影時代。
你甚至改變了中國男人的很多性格，因為大家看了您的電影，都覺得男人應該像那樣才是男人，你甚至把時尚都改變了，男孩都穿風衣了，都變成風衣一族。
如果有一天，你覺得這是您最後一部電影，你想拍什麼？
森：我很想把我跟徐克兩個人的交往，成為朋友當中發生過的一些意見不合，但是最後又在一起的時候，把整個經過化成一部武俠片。
松：我先代表所有人感謝吳導演，感謝從影50年來，帶給我們全世界人民的歡愉和激勵！
閱讀更多 小半仙電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