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二十年,我靠北京拆遷款買了套房

2012年,我從多倫多搬到小城圭爾夫一所老房子。

在那兒,我認識了房東胡愛民:北京人,五十多歲,無兒無女,煢然一身,生活最大的樂趣就是做包子。當年在北京,他做的包子在東四小有名氣,方圓十幾條都知道他包子胡的稱號。

老胡在加拿大呆了二十多年,英語卻不大靈,平時看的是CCTV國際頻道,聽的是90年代港臺金曲。小城華人不多,他找不到人聊天,每天吃飯跟我們扯閒篇就成了最大的樂趣。我們幾個不勝其擾,悻悻地說:“胡大爺,您還不趕緊給自己踅摸個老伴。”

老胡放下筷子,悠然一笑,“你們幾個小崽子,你大爺我要是想找老伴,那還不分分鐘的事。”

我們都知道他說的是誰。除了給我們做包子,老胡還有另一個雷打不動的活動——去教堂。圭爾夫的華人們散落在小城的角角落落,日常見不得面,唯獨週末大家齊聚在教堂,一起唱歌,一起禱告。

他拉我參加過一次。老胡口中的“老伴”是個上海老太太,燙著卷花頭,戴著一副金絲眼鏡,穿的乾乾淨淨。大家合唱時,老太太彈鋼琴。老胡則坐在長椅上,抱著歌詞本,身子筆直,臉憋得通紅,扯著破鑼嗓子唱得聲嘶力竭。

也不知道老太太看上了老胡哪一點。一個是精緻的上海女人,一個是邋里邋遢的北京老炮兒,八竿子打不著的兩個人居然在異國他鄉聯結在了一起。聚餐時老胡遞上自己做的豬肉包子,老太太一臉嫌棄:“哦呦,我們上海人吃的都是小籠包。這麼大的包子怎麼下口的呀。”

胡愛民表情諂媚,帶著京腔,一嘴半生不熟的上海話:“啊呀,儂曉得伐,吳這包子老好吃老好吃的嘞。”老太太被逗得捂嘴笑個不停,我們也偷偷笑了起來。

回去的時候,坐在他那輛七手豐田裡,我逗老胡:“大爺,您就收了那阿姨吧,你看人家又漂亮又會生活,你還挑個啥?”胡愛民開著車,不屑一顧的跟我說:“你懂什麼?這老太太精明著呢。”

我一聽就知道這裡面有故事,纏著老胡再透露透露。說著,他聊起在北京的往昔,說起當年的姑娘們。

在老胡年輕的時候,北京還沒有那麼多高樓大廈,從東單到西單,從海淀到豐臺,一眼望去都是密密麻麻的大雜院,老胡就在這片大雜院裡面長大。

老胡的兩個姐姐工作得早,爹媽又每天上班,所以他打小就是個沒人管的野孩子,從小就帶著一群孩子挨家挨戶偷牛奶,或者翻牆偷人家院子裡的石榴。

眼看讀書是指望不上了。七十年代末,老胡一成年,就被父母安排進了附近的鞋廠當工人。每天蹬著個破二八,早出晚歸,和一群老頭老太太混在一塊兒,掙著幾十塊死工資,可把老胡憋壞了。

八十年代,改革開放。西洋東洋的好玩意湧入了北京城,也催生了一個新職業——倒爺。倒爺從南方弄來國外的衣服、眼鏡、香菸,然後回到北京轉手賣掉。那年代物資匱乏,東西不愁賣,不少人一夜暴富,其中就包括老胡一個發小兒。

老胡動了心,厚著臉皮找發小入夥。發小兒讓老胡準備一千塊錢,倆人一起去廣東做買賣。

八十年代,一千塊錢是普通工人三四年的收入。老胡手上就三百多塊。跟爹媽借,姐姐借,家裡說他這是投機倒把不務正業。胡愛民就一條衚衕一條衚衕轉悠,挨家挨戶敲門。東家二十西家五十湊了一個禮拜,總算勉強湊夠。

第一次去廣東的時候,北京正值寒冬。老胡把軍大衣裹得嚴嚴實實,生怕道遠凍壞生病,不光生意做不成,廠裡知道連工作都得丟。朋友跟他說那邊熱他不信,出了火車站,滿大街的人盯著他像看弱智。

發小兒帶著老胡去拜上家,是當地一個大哥,做的是彩電,冰箱,摩托車乃至進口汽車這樣的大買賣。老胡和發小兒的生意,對人家來說就是賺點零花錢。老大直接問他倆想要什麼。老胡想了想,說,那就蛤蟆鏡吧。彼時《大西洋底來的人》正在國內熱播,滿大街都是穿著喇叭褲帶著蛤蟆鏡的年輕人,一副蛤蟆鏡價格頂一個月工資。就這樣還供不應求,老胡看準了這個市場。

一千塊換成了一蛇皮袋子蛤蟆鏡,老胡戰戰兢兢抱著包裹擠上了火車。在車上他生怕這一包東西丟,要是東西丟了,那他也活不了。出了火車站,老胡像是剛打完仗,眼前白茫茫一片,好在一切還順利。

老胡從此隔三岔五要往南方跑,帶著鈔票糧票去,換回西服、雙卡錄音機、手錶。他乾脆辭了工作,專門做起了倒爺。生意越做越大,錢越賺越多,又開始倒外匯券,成了衚衕裡面第一個萬元戶。

那時他穿著喇叭褲,蹬著摩托車,嚐遍了北京有名的館子。甚至還去北京飯店,那可是專供老外吃喝的地方,進去坐坐,喝杯咖啡,倍有面子。

胡愛民說,他算是什麼都體驗過了。有了錢,出入北京大大小小舞廳,往那一站,姑娘們就自己貼上來,都是當時有名的交際花。每天過的像皇帝一樣,想帶誰回家就帶誰回家,只要送幾塊破電子錶,再加幾條花裙子,想幹嘛就幹嘛。

移民二十年,我靠北京拆遷款買了套房

劇照 | 《北京遇上西雅圖》

我們聽天書一樣聽老胡回憶當年,他意識到後,又換上了那副什麼大風大浪沒見過的樣子:“行了。年輕時候都瘋過,等你們活到我這個歲數再一看,什麼都是過眼雲煙。”

當時因為感情問題,我整個人狀態都不好,體重從一百七降到了一百四十斤。一天我正在後院裡發呆,老胡在房間裡叫我:“小李,你過來一下,晚上陪大爺喝兩口。”

他不知道從哪弄來了瓶二鍋頭,還是青花瓷的,邊上兩個小酒盅,配著幾個涼菜。老胡抿了口酒,安慰我說:“人啊,這輩子沒有邁不過去的坎。活著活著就活明白了。”

老胡說自己當倒爺那會兒已經很有錢了。但八十年代末,他的老大栽了。老胡不過是北京城裡眾多倒爺之一,整不出什麼大么蛾子。但他老大不同,身在廣州,掌握著近百個倒爺的命脈,是名副其實的圈內大佬。

那陣子,老胡把摩托車收了,剪去了長頭髮,和幾個倒爺輪流在家偷偷開會。有人說是老大太過招搖,樹大招風讓人盯上了;也有人說是分贓不均,老大碰了不該碰的錢,讓人背地裡給整了。七嘴八舌誰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俗話說拔出蘿蔔帶著泥,大家惶惶不可終日,怕受了牽連。

剛過一個多月,發小兒那傳來消息,西城兩個有名的倒爺都進去了。那兩個人老胡也熟,都是老大的下線,平日裡沒少一塊喝酒。他們進去跟老大那事有關係。兩個人一合計,要再不想點辦法,遲早也得完蛋。

老胡滿北京城打探風聲。人風光時候身邊圍著的都是朋友,一落難,牆倒眾人推。那時正是風口浪尖,人人避之不及,老胡跑斷了腿,吃了無數閉門羹。還有人落井下石,幸災樂禍說:“你們這群蛀蟲,國家這是為民除害。”

講到這裡,老胡露出落寞的神情。“所以說啊,風光時候別招搖,身邊沒幾個跟你真心實意,看上的都是你的錢。”他那時候他日日心驚膽顫,眼看著倒爺進去的進去跑路的跑路,他心一橫,乾脆去國外。

常年在北京混,他三教九流都有接觸,很早前就認識一個移民中介。他火急火燎辦好全套手續,踏上了去往加拿大的路,一切從零開始。

和那年代來多倫多的大多中國人一樣,老胡第一站是唐人街。“那時候的唐人街和現在不一樣。現在唐人街裡全是老頭老太太和窮學生,那會兒的唐人街什麼人沒有?我還見過國內大明星,就在那老老實實給人教鋼琴賺錢。”老胡抽著煙,表情有些得意。

在唐人街呆了兩個月,老胡天天琢磨著什麼來錢快。他瞄上了裝修,包括鋪地板、刷牆、塗漆。這類因為要接觸有毒物質,人工費特別貴。但中國人報價往往是當地人一半不到,加上做事細心,手藝又好,很快就佔據了一大部分市場。

這行以福建人居多。老胡跟幾個福建人混得熟了,就跟著他們到處跑。等把這行研究得差不多了,就拉著幾個人自己幹。

他賺的錢分成兩部分,一部分寄回國內。父母年事已高,他不能在家盡孝,唯有經濟上面給予補償。另一部分自己留在身邊,唐人街裡有放高利貸的,他把錢存在那,一個月一釐三的利息,比銀行划算的多。

眼看著要在異國他鄉站穩腳跟,他又碰上了麻煩。一天,老胡接了個大活,分了兩千多加幣,剛收工特意繞個路買菸。他站在街對面,一根菸還沒抽完的功夫,就看到三輛警車開到了自己家樓底下,下來六個荷槍實彈的警察。

胡愛民是持旅遊簽證入的境,簽證早就過期了不知多久,一旦被抓肯定要遣送回國。老胡當機立斷,扔下煙,撒腿就跑。他流浪漢一樣每天遊蕩在街頭,晚上就去二十四小時咖啡店裡找個椅子靠著睡覺,一有警察進來買咖啡,他就渾身上下直哆嗦。

就這麼東躲西藏了兩個禮拜,老胡才壯著膽子偷偷摸摸回到了唐人街。那時候他已經身無分文,實在無處可去。剛一露面,房東破口大罵,說他不要臉,專坑自己人,招呼人過來一頓胖揍。

老胡被打得鼻青臉腫,這才知道原委。那天警察一共帶走了五個人,他不在家逃過一劫,房東便以為是老胡報的警。“唐人街有非法移民誰不知道,警察又不是傻子,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要是有人報警,那這事就不一樣了,接到報警警察總得管吧?也是活該我倒黴,誰叫我運氣好沒被抓。”老胡說著說著一聲嘆息。

“那到底是誰舉報的?”

他後來想方設法打聽過,大概知道是另一群做裝修的人乾的。大家都幹這一塊,明爭暗鬥不少,有人眼紅他們賺錢多了,這是給他們一個下馬威。

老胡猛灌了一口酒,說:“你說都是中國人,誰跟誰有多大仇一樣,真不局氣。”

吃一塹長一智。胡愛民一方面花錢平事,學著別人交了保護費。另一方面,胡愛民開始研究合法居留的問題。

加拿大的移民渠道有技術移民和投資移民兩種。老胡一沒文化,二沒資金,這兩條道都走不通。他只有一個辦法,走不正規的移民道路。唐人街有不少專門辦移民的機構,客戶都是老胡這樣的非法移民,經驗豐富,手段高明,能搞定一切。

但那一年對胡愛民來說肯定不是值得懷念的一年。

秋天的時候,老胡接到家裡的噩耗,他媽死了。頭七那天,在逼仄的臥室裡,他對著東方跪了一夜。他從小就跟他媽最親,他對不起他媽。在國內日子好過的時候,自己不懂事整天花天酒地老孃沒跟著沾到什麼福氣,出了事又整天擔驚受怕,現在人沒了也沒見上兒子。

老胡沒有身份回不了國,寄了些錢回家,讓姐姐們伺候好老爹,也讓老媽風風光光地走。他那會經常會半夜哭醒,沒法接受自己是真的沒有媽了。

還沒等老胡從喪母之痛裡緩過來,他存的高利貸又出了麻煩。

放高利貸的是個廣東人,在唐人街混跡多年,每月結息,從不拖欠,在當地華人圈裡有口皆碑。沒想到就是這麼個人,在將入冬的時候突然人間蒸發,捲走了半條街的錢。老胡三年多的血汗錢都在那,想著多吃點利息,結果這下連本帶利賠了個乾乾淨淨。

半條街都在找那個廣東人,甚至發了懸紅,驚動了黑道白道。有人說他去了蒙特利爾,有人說在溫哥華看見了他,各種消息滿天飛,最後都證明不過流言一場。

“他壓根就沒活著出唐人街。肯定是黑吃黑,別的黑幫把錢吞了。我們傻了吧唧地找,能找到才見鬼了?其實想想,他也怪可憐的,死的不明不白。”老胡語氣平緩,像是在聊別人的事。

唐人街真像一個怪獸,吞噬了青春,夢想,金錢,從零開始,繞來繞去,又回到零。

胡愛民說,最苦難的時候,他就想死了算了,死了就什麼都解脫了。他不知道自己還折騰來折騰去折騰個什麼勁。如果不出國,就算什麼都沒了,至少還有父母在。可在這,他什麼都沒有。

正當他走投無路,一個女人的出現讓生活有了轉機。

女人叫李燕花,二十四歲,大家都叫她花妹。花妹也被騙走了全部積蓄,他們是在討債時候認識的。

花妹身材不高,面色黝黑,眼睛特別大,眼神裡有一股不屈服的勁。那時大家都放棄了,唯獨花妹依然每天抱著一摞摞的打印紙,滿多倫多的樹上牆上貼尋人啟事。老胡就是被花妹這股勁打動了。

以前在加拿大,老胡總感覺自己就是個過客,但花妹讓他有了家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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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照 | 《北京遇上西雅圖》

為了早日把身份弄下來,他借了筆高利貸來支付中介費用。光靠做裝修錢肯定不夠,他又找份兼職,晚上到中餐館裡做廚師。每個月除去還高利貸,還能小有結餘。雖然日子依然清苦,卻至少有了盼頭。

那段時間,老胡是忙碌而快樂的,因為說到花妹,他目光變得炯炯有神,嘴角露出一絲不易察覺的微笑。他說:“我們那會,不像現在這些小年輕搞對象,天天換來換去,比換衣服還勤快。那會處朋友就奔著一輩子去。花妹對我很好,每天我早上起床,肯定已經準備好了白粥青菜,甭管多晚回來家裡肯定有熱乎飯吃。說句實在話,南方女人就是比咱北京的女人會心疼人。”

花妹從不和老胡吵嘴,每次老胡心情不好,總是低眉順目地給他倒上一杯啤酒或者遞上一根菸。等他氣消了,才不緊不慢的說上幾句。她話不多,但句句都在點子上,說得老胡服服帖帖,心情也好了大半。

兩個人互相扶持,在多倫多算是重新站穩了腳跟,日子又慢慢開始好起來。別看老胡是個北京糙老爺們,但心思卻頗為細膩,沒事就買個花或者挑件新衣服制造小驚喜。花妹捨不得花錢,每次都做嗔怒狀。老胡當年也是情場高手,懂得女人的心思,越是罵就越是愛,越是生氣就越是喜歡。眼看著自己也老大不小了,老胡想成家了。

但關於花妹和胡愛民的故事,我在兩個多月後才知道結局。

九月底我已經走出創傷,對未來有了打算。我跟老胡說:“大爺,房子住到年底我就不住了,我要回北京了。”老胡拍了拍我肩膀:“回去也好,哪也不如自己家裡舒坦。”

聊著聊著,我突然又想起了花妹。我說:“大爺,您啊也找個合適老伴吧,彼此都有個照應。”

“你才多大,懂什麼叫合適嘛你?”

“就花妹那樣的不就挺好。”

老胡方才還笑容滿面,臉“刷”一下耷拉下來,一言不發地把茶杯放在桌子上,摔門而出。我住了這麼久,第一次見到老胡發脾氣。一會兒,老胡嘆了口氣推開門回來,手上夾了根菸,半靠著寫字檯坐下,點上火猛吸了一口。

“花妹走了。去哪了我也不知道。”

老胡和花妹住了兩年之後,動了結婚的念頭。那時候他身份總算是落實了,銀行裡也漸漸有了一些存款。他瞞著花妹,在多倫多郊外看好了房子,算下來錢剛好能付首付。

當天晚上,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花妹。花妹先是驚訝,接著噼裡啪啦哭了起來。老胡緊緊抱著花妹,心想下半輩子就他們兩個人,好好過日子。

第二天,老胡破天荒早早起床,親自下廚,給花妹準備好了早飯。臨出門時,花妹抱著他怎麼也不撒手,他開玩笑地說:“日子還長著呢,等以後我哪都不去,天天讓你抱著,趕我我都不走。”

移民二十年,我靠北京拆遷款買了套房

劇照 | 《北京遇上西雅圖》

那一天陽光明媚,多倫多的天空格外藍。安大略湖水泛著淺淺的銀光,老胡特意停下來,看著沙灘上嬉戲的人群,遠方的帆船隻露出一牙白帆,像一條條海豚,起起浮浮,直衝向蔚藍色的遠方。

他想著未來的日子,幻想著他和花妹的二人世界,兩個人會生多少個孩子,是幾個男孩幾個女孩,兩個人白頭變老相互攙扶,他駝了背,她手腳也不再利落,誰又要比誰先離開。他想著想著,自己都覺得傻氣,腦子裡不停回想著張雨生的《我的未來不是夢》。那是他當年最愛的歌曲。

胡愛民說著說著忽然沉默,彷彿還沉浸那一年的情境之中,半響,才彈了彈指上的菸灰:“可是當我回家的時候,一切都沒了。”

花妹走了,一聲不吭地帶走了所有衣物,連封書信也沒留下。老胡起初以為是自己做錯了什麼事,惹了花妹不開心,但是找了幾天之後,他不得不接受了現實。

人沒了,連同老胡兩年多的全部存款,都沒了。

“啊?她就是為了騙你錢?” 我做夢也沒想到是這樣。

老胡搖了搖頭。“不是那麼回事。錢全被她用來還債了。”他頓了一頓,咬牙切齒地說出兩個字:“賭債!”

老胡後來才知道花妹沉迷上了賭博。他整日裡繁忙,早出晚歸,花妹自己在家無聊,被朋友拉進了賭場。如果是正規的賭場,或許不至於到這部田地,可她們去的是唐人街,去的是地下賭場。

花妹一走,老胡又回到了一無所有的地步,那會兒他已經來了加拿大五年。

他沒有選擇報警,一起生活過,也真心愛過,不能這麼對人家。

當年來加拿大,老胡本來想著靠本事賺得盆滿缽滿,衣錦還鄉。等經歷了風風雨雨才明白,其實自己並沒什麼本事,當年賺錢不過運氣好,趕上了好時機好機會。

現在他活得踏實了。“生活,其實就是一個生一個活,先生存,後活著。過的不好,那就是生存,過的好點,那就是活著。日子都是一天一天的過,飯都是一口一口的吃。”他現在有著老北京人的豁達。

後來,他爹去世的時候,老胡也沒回去。老胡說,生前不能盡孝,死後都是假的,騙活人的。零幾年時,家裡的老宅拆遷,他沒跟姐姐們爭,人家願意給多少,自己就拿著。他說,這都是債,是他欠家人的,他沒臉去提這茬兒。

老胡最後還是拿到了拆遷款,加上自己的一點積蓄,在一零年的時候買下了圭爾夫房子,搬出住了二十年的多倫多。

胡愛民說,他這一輩子都離不開“錢”字,各種事情都是因為“錢”起因為“錢”生,等看的淡了,人也老了。

我問他什麼時候回北京。他搖了搖頭,“不回去了。家都拆了,我在北京的根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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