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文化的預言
——金庸為何要塑造“國身通一”的儒俠？
胡曉明
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
小引
我不是研究金學的。金庸小說只是我的業餘愛好。愛好得很久的一樣東西，可以說是欠了金庸的情。今天是還債來了。
老實告訴大家這個題目是很大的，而金庸小說有兩部我至今沒有讀到，即《白馬嘯西風》和《鴛鴦刀》。
但是我對於其他小說的印象非常強烈。記得那是多少年前(1988)的一個冬天，我乘坐152次列車由上海開往貴陽。
火車上滿是各色各樣的男男女女，有的喝酒，有的打牌，有的昏昏欲睡。我從一個車廂踱到另一個車廂，漫長而無聊的旅途，使我覺得自己似乎成一個被判了有期徒刑的犯人。
這時我非常偶然地，在一個鋪位上發現了一本《天龍八部》第三部的下冊，便拿在手上隨意翻翻。
其結果大概是每一個讀過金庸小說的人都會猜到的，當我放下手中的小說時，火車上已錯過了最後一餐的開飯時間。
那位好心的書主人，一位我至今不知其姓名也不知道幹什麼工作，──金庸小說的啟蒙者，同意借給我《天龍八部》的第一部，第二部，第四部，第五部，於是我藉著車廂聯接處微弱的燈光，如飢似渴地讀，火車在黑暗中穿過一個一個山洞，在崇山峻嶺之間轟隆轟隆地奔馳。
我也穿過了金庸編織的一個又一個驚心動魂的情節山洞，帶著轟隆轟隆的感覺領略金庸筆下大氣磅礴的崇山峻嶺之美，在火車上的這第一次的閱讀經驗，至今依然難以言宣。
我固執地相信一個道理，閱讀內容與閱讀環境之間原來一定有某種神秘的有機聯繫。
唐詩，在煙雨江南早春二月的空氣中讀唐詩，在鐘聲悠悠的深山古寺裡讀宋詩，而金庸小說，如果要找出最好的閱讀環境，我相信，要在高山，面對蒼茫大海；或在秋夜，面對浩浩星空，只要偶有心得，掩卷遐想，便似與天地之氣融融為一……
金庸小說為什麼有著一般新武俠小說所不具備的大氣象大境界？
為什麼這一批寫於六十年代的小說，在七十年代的海外華人社會引起轟動，在八十年代的中國大陸引發“金庸熱”，在九十年代再度引發熱潮，成為“有華人處便有讀金庸小說”的文化景觀？
我這裡先籠統地提兩點：第一，金庸小說的民族文化涵義特為豐厚。
從文化人類學的觀點來看，每一文化群落中單個的個人，從童年時期開始，都從文化符號的層面上經歷了整個民族文化的發展過程，而一切民族文化都把她的最簡單、質樸、基本的情感和感覺投入其心靈深處，而這些情感的感覺就隨著人的成長繼續潛存著。
而即使是最傑出的藝術作品也紮根於這一集體無意識的文化深處，而一切真正卓越的藝術家，他們的心靈生活中的這一潛存的底層都要比其他人更為豐富、更有力量，因而，更能真正激活那久遠深邃的文化原質湧入現代日常人生的心理層面。
這是金庸小說能給人廣泛而又深長的回味與共鳴的原因之一。
第二，金庸小說的傳播時間，與整個中華民族近三十年屢經挫折、屈辱而不斷新生、精進的現代精神史心靈史在時間上是同步的。
這裡就不單單是一個小說藝術的閱讀與接受問題，而是一種小說文化現象在歷史──社會──個人這一整幅文化行為中的移動。如果大膽提出一個新的解釋，用一句話來講，可以說金庸小說是中國文化的“招魂曲”。
我們只要回顧一下從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整個亞太地區經濟政治力量的上升，以及其背後華人文化意識的逐漸醒覺，華人地位逐漸由邊緣而中心化、而凝聚化，
──由“花果飄零”到“靈根自植”，
──杜維明教授提出的“文化中國”構想，正是真切地反映了這一歷史背後文化心靈的覺醒與文化理想的提揭，
──我們就不難看出金庸小說作為一種文化行為與集體心理，與此一進程息息相通。所以，金庸小說可以作為中國文化的招魂曲來解讀。
以下分成幾個方面的問題來講。
復仇精神
復仇精神包含兩層涵義，一是民族意識的復仇，一是文化心靈的復甦。先說“復仇”。
金庸小說跟一般武俠小說的一個最大的區別，即復仇思想的層次不同。
一般小說是個人或家族的恩恩怨怨，而金庸小說的復仇意識，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中國文化的歷史立場上的，所以應有縱貫宏深的文化意蘊。
從晚明至本世紀四十年代，有一支深深浸入中國知識人骨血的深痛情結，即民族復仇意識：上接明清痛史，下貫抗日救亡。
王船山在湖南徭洞中著書三十年，顧亭林在四十五歲後，大規模流浪考察中國北方達二十六年，黃宗羲抗清失敗後避居鄉間著書講學亦三十餘年，諸老皆懷抱亡國之痛，並深思所以亡國的原因何在，欲為民族留一口氣。
顧亭林《與楊雪臣書》，自述其所以著《日知錄》，乃“意在撥亂滌汙，法古用夏。啟多聞於來學，待一治於後王。”
《明夷待訪錄》（黃宗羲）、《思辨錄》（陸桴亭）、《黃書》（王船山），都含有此種用心。
後來曾國藩刊佈《黃書》等，亦是不避諱此種用心。
到孫中山、章太炎，這一口氣便化而為文化行動與革命事業。
雖然“五四”的科學主義，曾將這一文化命脈注入新血的同時，又拉向另一向度的生長，但孫中山、章太炎的民族文化意識，仍然是近代中國知識人最深厚有力的思想動源之一。
救亡不是單純的政治行為，其背後更是文化的慧命相續與國魂的貞下起元，此即所謂政教一元。
抗日戰爭中，民族文化意識的自覺，更是中國一流知識人讀書人的大心事。陳援庵的《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淨記》《通鑑胡注表微》，皆屬表彰民族復仇精神的名著。
楊樹達在抗戰期間寫的名著《春秋大義考》，標示兩項春秋精神，一是辨華夷，一是復仇精神。正是有感而發。
在史學領域裡，“明清痛史”成為近代史學的大宗。
金庸小說與這些一流知識人讀書人的情懷，息息相通，可以說是用文學的形式，表達出了中國近代以來知識人讀書人胸中的一大心事。
這一點，還沒有哪一位文學家像他這樣大規模做過，所以高級知識分子喜讀金庸小說，從中獲得三百年悠長的文化氣脈的鼓盪。
我們就從他的開山之作《書劍恩仇錄》講起。“恩仇”二字，實際上是偏義複詞，即復仇，故事的主題即反清復明。
小說寫清乾隆年間，江南武林幫會紅花會為反清復明，與清廷鬥智鬥勇的故事。在金庸小說中，《書劍恩仇錄》的成就並不算高，但我覺得很值得重視的一部。
因為這是第一部，而且一出世就轟動，顯示了金庸不同凡響的大家風度。為什麼是大家風度？正是因為他將新武俠小說提升到歷史文化的高度。
金庸為什麼要寫武俠小說的思想緣由，可以在這部小說中找到，因為開端具有一種典範意義。
紅花會的活動地點是江南，金庸是浙江海寧人，他的高祖父是清代著名詩人查慎行。海寧查氏，是江南的大族，人才輩出。
清代雍正時期的文字獄之一，查嗣庭是主角，而查嗣庭是查慎行的弟弟，被雍正說其試題“諷剌時事，心懷怨望，為語多悖逆”，下獄病死，戳其屍。並因此而停止浙江人的會試。
所以從家世來看，金庸在小說中表達的反清復仇的春秋大義，可以說是淵源有自。
《書劍恩仇錄》中的主角陳家洛，洛是指洛陽，東周文明的所在地，表明曾經是“鬱郁乎文哉”；另一人物文泰來，隱示民族文化的否極泰來。
這些人物不僅是大俠，不僅是貴遺老，而且是文化遺民。金庸可以說是以遺民的骨血，寫明清的痛史。
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民間傳說，是小說的故事主幹，這個故事的文化意蘊，可以說是恢復漢民族的正宗地位，清朝的歷史文化生命，應該找到自己的血宗的“家”。
《書劍恩仇錄》最後寫到一個人物叫香香公主，她在乾隆的淫威面前，寧死不從，後來聽從紅花會首領陳家洛的勸告，含淚答應苟且偷生，以爭取乾隆參加反清復明，後來發現乾隆並不想反清，於是以自殺來報告紅花會消息。
這個人物令人想起晚明的一些著名女子，如柳如是、卞玉京等，這些名妓都是美女而兼國士的人物。
《書劍恩仇錄》的最後結尾寫到眾人趕至香香公主之墳，打開後只見一灘碧血，香香公主的屍體已化為一縷香魂。陳家洛揮毫題上“香冢”二字，飄然而去。
這個結尾，不禁令人相起陳寅恪先生的詩句：“領略新涼驚骨透，流傳故事總銷魂。”“豔魄詩魂若可招，曲江波接浙江潮”。《書劍恩仇錄》實際上是招香香之魂，招民族文化之大魂。
《碧血劍》也是一部復家國之大仇的小說。書中主角袁承志，是明代著名抗清將領袁崇煥的兒子。梁任公先生曾經說過，晚明至近代，廣東出了兩個大英雄，一是孫中山，一是袁崇煥。袁崇煥被昏君崇楨皇帝殺害。
《碧血劍》正是將此一報父仇殺昏君的故事，放在明清之交的大關頭來寫。昏君葬送了國家，殺昏君，正是為國為家復仇。所以全書貫穿著一種中國文化中所謂“貶天子”、“誅獨夫”、興家國的大義凜然的精神氣質。
在《碧血劍》的後面，附有金庸寫的一篇《袁崇煥傳》，他在寫到明萬曆初年時，有這樣一段話：
萬曆初年，卻是中國歷史上最光彩輝煌的時期之一。……在那時候，中國是全世界最先進、最富強的大國。歐洲的文人學士在提到中國的時候，無不欣慕嚮往。
他們佩服中國的文治教化，中國的考試與文官制度，佩服中國的道路四通八達，佩服中國的老百姓生活得比歐洲的老百姓好得多。
萬曆十年是公元1582年，要在六年之後，英國才打敗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再過三十八年，英國的清教徒才乘“五月花號”到達美洲……。那時莎古比亞才只有十六歲，還在英國的樹林裡偷人家的鹿。
直到八十三年以後，倫敦還由於太汙穢、太不衛生，爆發了恐怖的大瘟疫。在萬曆初年，北京、南京、揚州、杭州這些就像萬曆彩瓷一樣華美的大城市，在外國人的心中真像是天堂一樣。
可是君主集權的絕對專制制度，再加是連續四個昏庸腐敗的皇帝，將這富有文化教養而勤勞聰明的一億人民，這舉世無雙的富強大國推入痛苦的深淵。
讀了段話，我們可以理解袁承志復家國之大仇的文化意識與思想深度。
“復活精神”的第二層意思是指“文化神州”的復活。與上述民族復仇意識相區別的是這裡不一定以真實的史事如明清、兩宋為依託，而是指整個中華文化的復興、復甦、復活。
“復活”這個辭是借用《聖經》上的一個用語，即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最後復活。
耶穌的復活有兩層含義，一是指精神的永生，基督教精神世界的普及人間，二是指猶太民族文化的復活，是猶太民族亡國之後，一個流傳甚久的秘密預言，一個潛藏人心的信念。
據胡適之先生的講法，中國歷史在殷周時期也曾有過這樣一個秘密的復活信念，一個流傳甚久的預言，即《孟子》中反覆提出的那個“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的大預言。
孟子說：“由堯舜至於湯，五百餘歲。……由湯至於文王，五百餘歲。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餘歲。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末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盡心）意思是說，從孔子以來直至今日，有一百多年，離開聖人的時代象這樣近，距離聖人的故鄉又像這樣近，如果沒有後繼者，就再也看不到後繼者了。
胡適之先生說：“這樣低徊追憶不是偶然的事情，乃是一個偉大的民族傳說幾百年流行的結果。”
他在《說儒》這篇大文的結尾說：儒是殷民族滅亡後的遺民，這些遺民一代一代地在暗地裡積蓄著力量，堅守民族文化復興復活的信念。
殷亡國到孔子出生，正好五百年，孔子即殷民族懸想久矣的聖人，孔子所創立的儒家，即文化生命的復活。
晚清國學宗師俞曲園也有一個關於文化復活的預言，即《病中囈語》。他的重孫俞平伯曾作過解釋，本世紀三十年代曾紛傳於世，陳寅恪先生當時也在《清華週刊》上作過肯定的解釋。
《病中囈語》寫於光緒二十六年，即1900年。最令人驚歎的是後來發生的事情，竟一一證驗了。如辛亥革命、軍閥割據、北伐戰爭、國內戰爭等。
預言的最後結果是中國文化歷經種種大劫大變然後復興，“六龍一出乾坤定，八百諸侯拜殿下”，將來會不會應驗，不知道，因為還不到一百年。
我認為金庸小說的精神氣質，也是一個文化的預言。與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的古老信念潛潛相通。
第一個證據是他的全部小說都以中國文化的儒釋道基本價值為精神龍骨。而且以高度的熱情表彰這些價值，因而我將其看成一部大型的寓言，講述中國文化復活的偉大傳說。
不僅如此，全部金庸小說廣泛涉及中國歷史文化的方方面面，諸如文學、藝術、宗教、醫學、教育等，從高深的生命智慧到日常人生的處世經驗，應有盡有。
沒有人能夠如此成功地顯示了對於中國文化如此豐厚的學養，如此濃厚的興趣，如此強烈的認同。
也沒有人能夠像他那樣做到使古老的文化資源的源頭活水湧入現代人生活的自覺意識層面，從而點醒沉睡於民族集體無意識深處的文化心靈。
第一個證據是他的全部小說都有一統天下的聖賢信念，由群龍無首、諸侯割據，到貞下起元、乾坤大定。這是其他新武俠小說所缺少的特點。
全部金庸小說有一個基本相同的舞臺背景，即一種厚重的亂世風雲，讀金庸小說有一種由血雨腥風走向雨過天晴的感覺。
這跟中國文化中的由天下無道變而為天下有道，撥亂返正，五百年一亂一治的大預言，有一種思想邏輯上的聯繫。
所以讀金庸小說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中國歷史，聯想到諸侯割據、列強蜂起、弱肉強食、民不聊生、流血飄杵的中國社會，於是也就自然而然把協和萬邦、天下太平的聖人理想，寄託在金庸筆下的英雄大俠身上。
這是稍具歷史意識的中國人的基本閱讀期待。也是一種文化心理期待，期待民族由衰亡走向新生。這是讀其他武俠小說所沒有的快感。第三個證據來自他的代表作《倚天屠龍記》。
主人公張無忌是個前所未有的儒俠，心地特別善良溫厚。他從小就中了玄冥神掌深浸肺腑的寒毒，往後在成長的人生途中幾乎完全是在死亡線上掙扎，他的故事的大懸念即在於他的重病究竟能不能治好。
可是在後來全部治病的過程中，由於各種奇遇，終於成了一代武林宗師，可以說，他的病以及他的絕症的恢復，都具有一種象徵意義。
沒有他那入骨的寒毒，就沒有他的掙扎的苦盡甘來；沒有他一身的絕症，就沒有他的千迴百轉的生命機緣。這就是置之於死地而後生的復活過程。
後來張無忌在明教禁地練就乾坤大挪移心法之後，仗著絕頂神功，一人擊敗了六大門派高手而成為明教的首領。
這個故事讀起來非常令人痛快。而張無忌最大的性格特點即是心善，心善正是儒家生命哲學的精義。無忌正是靠著這一點做人的“幾希”，逢凶化吉，無為而無所不為。
譬如，為那隻百歲老白猿治病，因而得到天下至尊的《九陽真經》，這不正是“仁者愛及萬物”的果報？
我猜想金庸寫這樣一個一反武俠舊模式的人物，正是要說出這樣一種智慧。其背後的深層意蘊，正是表達民族文化的一種預言。
金庸正是在這種地方，超出了純粹娛樂消遣的小說之上，可以作為更富涵價值意味的文化符號來解讀。
豪傑精神
在中國文史的詞彙中，不是隨便可以稱一個人為豪傑的。
為人排難解紛，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這是俠義精神；在生死悠關的時候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堅持操守和氣節，這是烈士精神。
在亂世中乘機而起，奪取權力，扭轉歷史方向，主宰群雄格局，這是奸雄，都不是豪傑。
豪傑，指那些在歷史的大關頭，挺身而出，挽狂瀾於既倒，障百川而東之，解生民於倒懸，滌濁世為清平，這才是豪傑精神。
只有具備了國身通一的文化品質，才能做出豪傑事業。譬如說歷史上的王陽明，就是一個豪傑。
王陽明在青年時代，就精於兵法，熱心騎射，不同於一般書生腐儒。中年入仕，冒死抗諫，反對宦官，受廷下獄，謫至貴州的龍場驛，在極其艱困的生活環境中，千死百難，豁然悟道，終於創立良知之學。
四十七歲時，為平息朱宸濠的叛亂，王陽明在力量懸殊的情況下，憑其卓越的謀略和過人的膽識，僅三十五天就一舉平息江西十萬大軍叛亂，生擒寧藩朱宸濠，被史家譽為“才兼文武”、“奇智大勇”，他的功績，真正實現了中國儒家以書生手段行聖王事業的大抱負。
以此標準來衡量，金庸筆下的大俠，正可以稱之為豪傑，可以與一般武俠小說中的人物區別開來。
如郭靖、張無忌、喬峰、楊過、陳家洛、陳近南等膾炙人口的大俠，都有一番不同凡響的豪傑功業。都是在歷史的大關頭，臨危授命，以武俠手段行聖王事業。
從“國身通一”的標準來看郭靖，他的一生，是與外患頻乃、國事多難的兩宋時代密不可分的。
郭靖是梁山英雄郭盛之後。郭靖未出生，家庭即遭鉅變，父親郭嘯天被與金人勾結的南宋漢奸害死，母親李萍被迫流落蒙古。
後來經過各種大磨難，成為一代武學大師級的人物。但是我們覺得郭靖身上最發光的生命特徵並不是他的武學造詣，而是他的國身通一的民族文化精忠之魂。
比如，郭靖與成吉思汗私交極篤，成吉思汗對於郭清母子的照顧之情，他鉻心難忘。他也曾為成吉思汗打金國立下了大功。
但是成吉思汗一旦想侵吞自己的父母之邦大宋國時，郭靖即與他反目成仇了。他向情同手足的拖雷行剌，也是出於同樣的民族大義。
小說《射鵰英雄傳》令人信服地寫出了郭靖生命中的這一發光的內核。保衛襄陽是郭靖生命內核的最後閃爆。襄陽是南宋極為重要的前哨陣地，背後即是江漢大平原，元兵一旦順江而東，再無可守之地，南宋也就滅亡了。
郭靖知道守城的結局是悲劇的，無論如何也擋不住蒙古的鐵騎，卻依然抱著與危城共存亡的信念，最終在城破之後殺敵無數而壯烈殉國。
小說寫來驚心動魄。“為國為民，俠之大者”，這是郭靖的座右銘。
郭靖是一個氣味純正的英雄。任何現代西方心理分析方法用於這個人身上都顯得齷齪小氣。他的身上有著久遠的文化血脈，接通著中國古代的聖王氣象豪傑意境。這樣的意境，在當代文學中的確是再難出現了。
豪傑的另一義是剛健。《易》雲：“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孟子說的“苦其心志，勞其筋骨”，“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中國文化崇尚一種剛猛有為、百折不撓的生命品質，在艱苦卓絕的生存修煉中達成金剛不壞之身。美國小說家海明威在其《老人與海》一書中有一句名言：“人是不會被打敗的，除非他打敗他自己。”
在金庸之前，中國現代文學中似難以找出與海明威的硬漢小說相媲美的大作品。金庸的出現，使這一歷史成為過去。金庸筆下的大英雄，每一個都是鐵骨錚錚的漢子。
“漢子”這一辭語極美，我們首先會想到令狐沖。令狐沖的一生，驚心動魄極了，我們一閉上眼睛，就會想起一位傷痕累累、身遭奇恥大辱、獨步江湖的英雄。
令狐沖在金庸筆下磨難越重，經歷越慘，越是顯出他剛健不衰的生命品質。比如，從他的感情生活來說，他不像郭靖那樣有福氣，得到黃蓉的相依不捨，更不像張無忌得四個姑娘的痴心。
他痴戀師妹嶽靈姍，卻得不到師妹的愛。師父又將他逐出師門，說是武林正派人人得而誅之。
從他的社會地位來說，真可以說是被剝奪得一無所有，可是他卻苦志不渝地一心想求師父的諒解，有朝一日能迴歸師門。
他受了重傷，又被桃谷六仙濫施救治，比張無忌更慘，帶著重傷去救任盈盈，又受少林寺僧人的圍攻，滾下山去，傷勢愈重，成為不治。
最後與嶽靈珊比劍，又為感謝師妹，而有意失招，不幸長劍穿胸，重傷倒地。金庸將他放入最慘的環境中磨鍊，可以稱得上金庸小說中的第一硬派小生。
讀了《笑傲江湖》，可以知道什麼叫真正的大丈夫；可以使年青人懂得，吃苦是人生的正常，沒有吃盡天下苦，就做不了大丈夫。
《連城訣》中的狄雲，經歷也極慘，吃苦也極多。開始只是因為他的師妹被別人看中，他就被仇人打入死牢，用鐵鏈穿了琵琶骨。後來在死牢中又被丁典誤認為是奸細，天天毒打，打得他上吊自盡。死後又被丁典以神照功救活。
後來逃出監獄與仇人格鬥時，與仇人幾乎同歸於盡，醒來已在長江邊的一隻小船上，船漂到一個破廟，因為無意中誤穿了惡僧寶象的僧袍，又被水笙誤當作壞人，縱馬踹斷了一條腿。
後來在川藏邊界的一座大雪山中，與仇人、惡人展開一場殊死的惡戰，這是金庸小說中場面最激烈、最驚心動魄的惡戰。
金庸寫狄雲這個人物，不僅肉體受無情的摧殘，而且精神受巨大的創傷，其內心創痕之深，非一般人所能承受。
為什麼？因為其人與生俱來的命，就是一個擺脫不了的“惡”。換句話說，小說全部情節建立上狄雲被世人視為“惡人”的基礎上。狄雲最為可貴的即是儘管如此，他不行惡。
為了洗清自己蒙上的罪名，可以說是生命不息，奮鬥不止。象徵著中國儒者被厚誣、被符咒、而絕不放棄行善的本色。
可殺而不可辱的人格精神，正是剛健生命的精神源頭，也就是最艱難的困境中依然保持人性的高貴，生命的正氣。
天地良心
中國哲學家說的“天理”，中國老百姓說的“天地良心”，用現代的語言來講，就是歷史中的理性精神，人性中的理性精神。最大的“理”，貫穿歷史、宇宙、人生的“理”，就是“善”。
金庸小說為什麼久讀不衰？為什麼可以傳下去？為什麼上至教授學者，下至引車賣漿者流，皆喜讀其書？
因為金庸總是講一個最古老的故事，講一箇中國老百姓幾千年來一直在心頭口頭傳誦的故事，就是正義終將戰勝邪惡，善良終將戰勝殘暴，干戈終將化而為玉帛，人性終將歸於天理。
這是金庸小說的大氣象大境界，在這裡，有無限的莊嚴，無限的美，一種日月經天、江河行地之美。這是金庸小說通向中國文化心靈深處的精神命脈。
不是為打而打，為殺而殺，為武功而武功。透過江湖上的血雨腥風，武林中的恩恩怨怨，背後總是看得見人類的道德心情，歷史的理性之光。
金庸小說寫人性的惡，也寫到了極致。但是我們並不感到是在展覽醜惡、渲染暴力。
人性的惡，恰更加反襯了人性的善的可貴。如果僅僅是以情節的離奇精險、場面的剌激感官為目的，金庸小說是不會使人如此血脈賁張、如此迴腸蕩氣。
從大處說，它滿足了更為深層的道德感、正義感，做人的尊嚴感。所以我覺得有一種真正的穿透力，透過感官的震盪，直達人性深層的感動。
曹操說：“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曹操其人，在中國老百性的眼裡，乃是一奸雄，一小人，這是翻不了案的。金庸筆下的人物，則是“寧可天下人負我，不可我負天下人。”
無論遭遇怎樣悲慘的折磨，無論遭受世人如何的誤會，絕不會改變內心所秉持的道德精神，做人的正直態度。如郭靖、黃蓉、令狐沖、張無忌、狄雲、胡斐、苗人鳳、段譽、虛竹……
幾乎沒有不被人誤會為惡人的，幾乎沒有不被投入獸性的環境中的，但是依然生命沒有往下沉淪、往下飄墜，可以用古人的“擇善固執”一語，來概括所有的大俠的人性精神。
人們往往用“擇善固執”來說屈原，而金庸筆下的人物，往往令人想到屈原，那樣的孤憤耿介，那樣的孤苦無告，那樣的舉世非之而九死不悔。
屈騷的精神，也就是擇善固執九死不悔的精神，應當是金庸小說所追求的壯美的源頭。孔子說：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為什麼？不為什麼，只因為要對得起自己的天地良心。
同時，讀金庸小說，又往往令人聯想到佛家的大慈悲心、大悲願心。不是自利的小乘，而是普渡眾生的大乘佛學。
我認為佛家慈悲為懷的心腸，跟儒家人性善的精神是相通的，所以我覺得金庸筆下的高僧，都是具有真正第一流的境界，與儒家聖賢的境界，潛潛相通。
比如《天龍八部》中的虛竹和尚，公認為是金庸小說中心地最純良純美的一個小和尚。沒有一點機心，卻有無限的同情心。
在各種生死關頭，從不想到自己的性命，只想到救人，在殺人不眨眼的女魔面前，也迂腐地講不能殺生的道理。正因為他心地善良，他得到了他不想得到的一切。
比如為了救走火入魔的段延慶，出手搗亂棋局，卻解開了玲瓏棋局，從而得逍遙派掌門人無崖子一生的功力，而成為逍遙派的掌門人；
為了在眾人面前，救出一個可憐的小女孩子，他真的是不顧性命，背起這小女孩翻山越嶺，誰知這小女孩竟是天山童姥，因此而得天山童姥傳授武功秘訣。
比如說《笑傲江湖》中的方證高僧，真是一位慈悲為懷，寬厚待人的長者，連魔教梟雄，也服他是真正的武林領袖。
再比如說《神鵰俠侶》中的一燈法師，甘冒武功全失終生殘疾的兇險，以畢生功力救治垂危的黃蓉，可以稱得上是體現了佛經中“割肉飼鴿”的慈悲精神。
裘千仞是一燈大師的宿敵，早年為個人野心所驅，入大理國王宮行兇，造成一燈大師終身不幸，但當裘千仞在華山頂走投無路被迫跳崖自盡之時，他卻出手挽救了裘千仞，事後裘千仞皈依一燈大師座下為僧，法號慈恩，但由於塵緣未盡，凶氣難除，他屢犯佛門戒律，有一次終於向他的恩師痛下殺手。
一燈大師甘願以血肉之軀，承受鐵掌重擊，重傷嘔血之後，又將他點化，使他終成正果。這真可以稱得上佛經上所說的捨身飼虎的精神。
另一個捨身飼虎的高僧是《倚天屠龍記》中的少林寺方丈空見法師。他點化謝遜的故事，成為金庸小說中一個動人的經典故事。
謝遜是一個遭到家庭巨大劫難的大俠。二十八歲時，他的師傅假裝喝醉了酒，姦汙了他的妻子，殺了他的全家，從此謝遜就走上了憤世嫉俗、濫殺無辜的道路。終於因為在江湖上殺人過多，成為十惡不赦的大魔頭。
少林寺高僧空見為了解救江湖上的災難，找到謝遜勸說，謝遜說：“你如果真能承受我三掌，我寧願出家少林寺，拜你為師。”
空見法師寧願以一己之身，換取天下人的幸福與安寧。在三掌之後，遂成為廢人。而謝遜終於成為少林寺僧徒，後來終日聽高僧說法，回首往事，由悔恨而得徹悟。
金庸小說中人性向善精神的其他表現：惡人的性格發展方向，不少是趨向善的轉化；注重人的性格發展中的“良心的發現”，譬如謝遜聽見殷素素臨盆嬰兒啼哭聲，喚醒良知。
以及女性的心地善良，譬如《笑傲江湖》中的儀琳與令狐沖，《神鵰俠侶》中的小龍女與楊過，《飛狐外傳》中的胡一刀與其夫人等。
女性的愛情在這裡都具有一份超乎男女之情的崇高意涵：或是默默忍受一切、冥冥中期企對方幸福為最大幸福，不以得到與佔有為最終目的；或是以十幾年甚而畢其一生的痴戀、畸戀，來證明人類情感世界所真正具有的無限、深廣。
──這些從文化精神上說，都通往中國儒家人性精神深刻的要義──人性善的根本義諦。
友道之美
讀《笑傲江湖》中劉正風與曲洋的故事，我不禁聯想到六朝時有一篇小說叫《廣陵散》。
這篇小說描寫一個深夜裡，晉代名士嵇康，孤零零的一個人在沉寂的荒郊野外，偶然和一個提著自己頭顱的鬼魂相遇。這個鬼魂是數千年前死於非命的人，是古代的音樂家。
他由於喜歡嵇康的樂曲，不顧“形體殘毀”，真誠相見。於是，一個生人和一個斷頭鬼在一片茫茫夜色之中，促膝談心，論琴講藝，志趣投合，完全不以異類為非。
就在兩人如此情真意篤的友情之中，這個古人鬼魂才將自己數千年來從未傳授的千古名曲《廣陵散》傳給了嵇康。
這篇小說，奇特怪誕，作者僅用了三百多字，寫孤夜，寫荒郊，寫鬼魂，寫琴聲，描出一幅清冷、古樸、奇幻的意境。在這意境之中，完全是赤裸裸無遮掩的靈心的相通，人性的照面。
可以說這篇小說之所以營造出曠野孤魂的意境，乃是為了剝去一切世俗的社會價值，一切人為的外在規定，在一種完全的心與心的相通相遇之中，完成人性的崇高之美。這篇小說很負盛名，成為中國文學中最優美的經典之一。
從這個意義上說，《廣陵散》人微言輕音樂，已經亡佚了；但是人微言輕人性精神的美，卻似乎從未亡佚過。你們看《笑傲江湖》中的同名樂曲，不正是可以作為《廣陵散》的化身麼？
劉正風與曲洋，一個是正派的高手，一個是魔教中的四大長老之一，因為音樂，使他們成為生死不渝的知音。正是心靈與心靈的相通，超越了一切正邪孤界限，一切宗派的偏見。
劉正風說：“言語文字可以撒謊作偽，琴瑟之音卻是心聲，萬萬裝不得假。”通過琴瑟之音的溝通與傾訴，達到心心相許的境界，這正是《廣陵散》的真精神。劉正風被五嶽劍派迫害得家破人亡，依然認定：“此輩俗人，怎懂得你我以音律相交的高情雅緻？”
最後，二人均受致命之傷，卻置性命生死於度外，于衡山腳下一座懸崖邊上，一個吹簫，一個彈琴，合奏《笑傲江湖》一曲，二人各盡平生懷抱，曲終握手雙手跳崖而死。
古羅馬美學家朗加納斯說：“崇高的美，來自於偉大心靈的回聲。”通篇《笑傲江湖》，充滿著迴盪著這種偉大心靈的回聲，我以為這是金庸小說中定得最震撼人心、最美，又通往中國文化精神的場面之一。
我現在看文學作品是依據一個整體模式。簡言之，即歷史──社會──個人的連續有機體。
歷史過程包括文學體裁與母題的歷史重建及其嬗變過程；社會過程包括文學的社會支援機構（出版、期刊等）、對文學的態度、趣味和信念、傳播途徑與場合、文學教育與訓練等，總之是指社會架構、文化精神、時代心理與文學的關係，而個人的過程則指個人的創造、體驗與接受的個性化因素以及其認識結構。這三個過程是辨證有機雙向的不孤立的關係。
如果我們從這個模式看，金庸的成功不在後一環節，也不在前一環節，而在中間環節。即他充分滿足了他那個社會的精神渴求，雅與俗、從場合到時段。
這就為我們提出一個十分有趣的問題：作為文化符號的金庸小說現象，是怎樣與他的社會發生一種親和力，一種紐帶、臍帶的功能，一種“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的作用，這就是我們的主題：“文化的親緣”。
原標題：金庸小說是中國文化的“招魂曲”
閱讀更多 儒家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