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李士群分手後無多日，潘漢年奉召北上參加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之間，中國共產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六屆六中全會閉幕之後，潘漢年被留在延安工作。
六屆六中全會主席團合影
1937年全國抗日戰爭爆發後，康生隨王明於11月返回延安，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 中共中央舉行政治局會議，康生與王明同被增補為中央書記處書記。
1938年1月1日，他發表《剷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無中生有地說陳獨秀和日本帝國主義勾結， 拿日本津貼，造成很壞的後果。而經過了觀察，毛澤東對康生的忠誠、情報專業經驗和工作能力有了一個肯定的判斷，遂在1938年9月以後任命康生擔任新成立的中央社會部兼情報部部長（中社部正式掛牌於1939年2月，但在這之前，實際上已經運作）。但是毛澤東並沒有將中共情報、機要、肅反所有大權完全交給康生，康生僅負責肅反和反間諜業務，同時兼管情報業務（1939年盛夏間，情報部撤銷），黨務機要、國際通訊等情報業務仍由毛的老部下王首道和王觀瀾掌管。
延安時期毛澤東與康生
1939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書記處做出《關於成立社會部的決定》。指出：目前日寇漢奸及頑固分子用一切方法派遣奸細企圖混入我們的內部進行陰謀破壞工作，為了保障黨的組織的鞏固，中共中央正式成立中共中央社會部，即中社部。中社部正式成為中共一個部級單位，第一任部長由剛從莫斯科回國不久的康生兼任，李克農為副部長。
延安棗園村西中社部舊址
中社部下轄五局二部一公學：
一局主管組織、人事；
二局主管情報；
三局主管反奸細反間諜；
四局主管情報分析；
五局主管特工訓練。
兩個直屬部門：保衛部和執行部。
西北公學：培養派往國統區的特工人員和根據地內的情報，肅反幹部等。
延安棗園村西中社部舊址
康生依舊是潘漢年的直接上級。
潘漢年回延安後，就和李士群在香港爭執的情況，同時也把袁殊的情況一同向康生作了彙報。
袁殊是1931年，由潘漢年親自發展的秘密黨員，在其入黨之初，潘漢年和王子春（即歐陽新）在上海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一白俄咖啡館代表組織對袁殊談話時，就告知其必須褪去紅色標籤，更要披上灰色，甚至白色外衣。要有忍辱負重，甘當無名英雄的勇氣和信念。
袁殊遂退出了有左派雜誌《文藝新聞》，並且和同鄉，時任上海社會局局長的吳醒亞（軍統元老）一起組織了社團‘湖北幫’。又同潘公展，吳開先組織了曾一時與復興社齊名的‘幹社’，袁殊擔任了情報股股長。
吳醒亞
1932年，奉潘之命，與日本外交間諜巖井英一結交，成為莫逆。
1935年，奉組織之命，與共產國際華爾頓開始橫向聯繫，後華爾頓（即上海‘怪西人案’主角）和其交通員陸海防一起被租界當局抓捕。其筆記本上記錄了袁殊聯絡方法，陸海防叛變亦指認，袁殊被中統抓捕。
1936年，經內外配合營救，外部有其父（老同盟會員）向陳立夫求救，夏衍等人輿論造勢，並聘請律師；在內，其運用了‘假自首’（中共特科曾有一條關於被抓捕後的組織精神：在被叛徒指認無法隱藏真實身份時，亦不出賣同志和黨的機密為原則，可以實行‘假自首’，以保存力量）。在南京反省院關押不足一年出獄。和馮雪峰接上關係，奉命離開上海去日本。
文學家，詩人，中共上海地下組織領導人之一馮雪峰
1937年，由日本返滬，拜師入青幫。組織上經潘漢年同意，由杜月笙介紹，戴笠親自談話，加入軍調局（大軍統時期）二處（即後來再次成立的軍統）。淞滬抗戰中，冒充日本學生和‘居留民團’人員，對日軍陣地低進偵察，為軍統取得了大量一線實況軍情。受嘉獎。
1937年11月5日，上海淪陷。袁殊被戴笠授以“少將”軍銜，留守上海，成立特別行動組，專門懲辦漢奸及侵略者。成功搗毀日軍在上海虹口的海關倉庫。同月，潘漢年撤往香港之前，將袁殊的組織關係交給了劉少文。
康生，李克農，潘漢年對袁殊的秘密使用達成了共識。
中社部很快取得共識，認為可以爭取和利用袁殊的特殊關係，在敵人營壘中建立我們的內線。
1938年底，國民黨重慶政府經歷一次地震，汪精衛出走並開始了其賣國求榮的可恥生涯。
1939年年後初春某夜，毛澤東召集康生、潘漢年、李克農三人。
毛澤東開門見山地說：中央和我都認為，國民黨的副總裁汪精衛和蔣介石崩裂，突然出走重慶，此舉必定和國民黨的整體戰略部署有關。你們社會部必須高度重視這件事。聽說，汪精衛最近在上海，積極準備組織一個親日政府，這是件大事。你們要想盡辦法，及時地瞭解所有有關汪精衛的第一手情報。
潘漢年和李克農尚在思考之際，康生則認為這不是難題。
康生的理由是，汪精衛現在全力依靠76號，而76號的主持人之一李士群，一直在和組織斷斷續續保持著秘密聯繫。只要策反李士群，一切問題都能迎刃而解。
潘漢年李科表示了反對，認為他有多次被捕，現在又落水成了大漢奸。從歷史上溯，他在特科原來是顧順章的人。
康生立即反駁潘漢年。認為他的情況都很清楚，他並沒有出賣過組織。李士群以前的歷史，當時特科一再審查過。
潘漢年又提出了一個反對問題，李士群和羅章龍的關係也很密切。
中共中央六屆四中全會上，共產國際的代表米夫將年僅27歲的王明硬扶上中共領導層的高位。於是，原本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王明，連躍兩個臺階，進入政治局。為此引起了羅章龍、何孟雄等許多幹部不滿。羅章龍時為全國總工會中黨組織的負責人，代表了許多城市的產業工人，是黨的組織成員基礎。但羅章龍等人為了反對六四全會的決定，錯誤地另外成立‘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最終被開除出黨！
羅章龍本人從此以後再也不過問政治了。李士群當時則作為江浙兩省“中非委”的代表之一和“打狗隊”成員，一直接受羅章龍的領導，而且深得羅章龍的信任。
中共早期領導人，創黨時黨員羅章龍
此時，毛澤東突然插話。“羅章龍搞的是陽謀，那個米夫搞的是陰謀！更為可惡的是米夫他凌駕於整個中國共產黨上面，以老子自居，把中國共產黨當作兒子來隨意處置，是可忍孰不可忍！”
康、李，潘都萬萬沒有想到毛澤東對米夫批評這麼尖銳，用詞這麼嚴厲。尤其是康和潘，他們都曾在莫斯科中共代表團工作過。
早在1933年盛夏期間，潘漢年奉命撤入江西蘇區以後，就曾和還掛著中華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主席的毛澤東有過多次接觸，但毛當時實際大權早旁落。以博古為首的中共中央，對毛澤東實行了排擠。毛澤東在黨內特別是在軍事上沒有發言權，更談不上指揮權了。
但潘漢年看到的是毛澤東雖然處境艱難，可那種勝似閒庭信步的政治家風範，使得潘漢年想方設法接近毛澤東，但是毛澤東對潘漢年這種城市過來的，尤其和莫斯科有聯繫的幹部還是有所提防。
1934年初，潘漢年是中華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委員又兼任中共贛南宣傳部長，常去閒居贛南鄠都的毛澤東處登門拜訪。那個時期，毛澤東儘管對以博古為首的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等人十分不滿，但批評時的語氣和用詞都很謹慎，也許，他對潘漢年還有所堤防。
如今，延安時期的毛澤東如此嚴厲地指責米夫，折射出他蒸蒸日上的政治地位和旭日東昇的領導地位，散發著一種王者十足的底氣。
米夫，38年被斯大林清洗
爭論自此結束，接下來的議題就是誰去策反李士群。
“解鈴還需繫鈴人！”仍然是毛澤東一語定乾坤。
潘漢年感到在毛澤東風趣的語言和詼諧比喻後面，已經逐漸形成了一種霸氣天成的“毛式語體”。往往一句玩笑話，就能使艱深複雜的事情和理論，徹底地蓋棺定論。
說實在的，潘漢年實在不太願意是自己去和李士群打交道。
就個人關係而言，潘漢年認為康生和李士群的關係就密切得多了。康生和李士群，在上海大學就是同學。以後又在一個黨支部。1926年起，在上海任滬中等幾個區委書記時，康生就是李士群的妻子葉吉卿的直接領導。白色恐怖時期，李士群的親妹妹李維英還成了康生的專職秘密交通員，長期為他傳遞信息。
但是，康生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兼任社會部部長和情報部部長，已經是中共中央領導核心中的核心。如今的康生須臾不離毛澤東前後，成了毛澤東的最重要的左右手，他理所當然是坐鎮延安。
潘漢年對李士群一向有著組織原則成見，昔年顧順章對整個黨的破壞是早期所有共產黨人，尤其是領導幹部永遠的痛。事實上，對於如李士群那樣脫黨、叛黨的人，級別又高，若想重新回到黨組織，內部有非常嚴格的程序，不是他潘漢年一個人所能決定的。而且，全面抗戰伊始，李士群便又叛出中統轉而迅速投靠日本人，毫無民族氣節，更讓潘漢年堅信自己對李士群的判斷是正確的。
潘漢年和李士群之間的情感如此對立實是秘密工作的大忌，可是為了執行命令，潘漢年還是表示了堅決服從，開始準備和李士群面對面談判。
1939年4月，潘漢年領命回到香港，擔任敵後統戰和情報領導工作，並治療自己的眼疾。
30年代香港中共地工廖夢醒（廖仲愷之女），李少石
1939年9年，潘漢年返滬，恢復，整理中共上海情報系統，並建立了與延安，重慶，香港聯絡的電臺。
1939年10月，潘漢年亦被任命為中社部副部長，並受命組建和恢復中共華南情報系統，並統一領導港、澳、穗等地的情報工作。中央確定的地下工作方針是：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
周恩來手筆
回到上海的潘漢年，通過渠道送出了消息。現在的問題是: 李士群不願見潘漢年。潘漢年因為工作，又返回香港，但依然在嘗試和李士群取得聯繫。
而在期間又發生了一件事。袁殊領軍統戴笠親命，除掉李士群。在76號後面菜園地舊屋內開始挖地道，準備進入76號，實施爆炸。卻被軍統上海站站長王天木出賣，袁殊被李士群抓獲。而後，被巖井英一以外務省職員為由保釋而出。
但因為潘和袁的關係，潘，李二人的這種牴觸情緒不可能在短時期內改變。
李士群給出的回話是，他願意和中共接觸，也願意和中共進行秘密情報的交換，但延安派來的人必須是讓他能夠放心的人。李士群只提出一個人選，那就是胡繡楓。李士群只同意讓胡繡楓作為他和中共之間的聯絡員。李士群這樣做，除了胡繡楓夫婦是他患難之交外，更是給潘漢年出了個難題。
中共情報工作有自己鐵的規矩，不同系統之間儘可能不要竄線。
況且胡繡楓與他丈夫李劍華都是直屬周恩來領導的中共地工人員，他們已經深得原國民黨賀曜祖的信任，進入了國民黨上層。李劍華在國民黨陪都重慶擔任了極其重要的職務，同時還兼任了國民黨組織部的顧問。為此，胡繡楓絕無可能脫身前來上海。如果胡繡楓與李劍華因為我就此暴露的話，潘漢年豈不是成為罪人。
關露（胡壽楣）！胡繡楓姐姐的名字進入了潘漢年的腦子。
1939年11月，《海燕》、《鄧肯自傳》的首譯者，長篇小說《仲夏夜之夢》的作者、詩作《太平洋上的歌聲》作者、電影《十字街頭》主題曲《春天裡》詞作者，海上一代才女關露被急招到香港，面對她的是中共情報系統領導人潘漢年，和廖承志。
現代《十字街頭》宣傳畫
不久，曾激情朗誦“寧為祖國戰鬥死，不做民族未亡人！”的關露，成了76號進出自由之人，和葉吉卿出雙入對。成了日本海軍部控制下的雜誌《女聲》的女編輯。
1943年，潘漢年由李士群（以目前定論為欺騙）引薦，會見汪精衛。
1943年，李士群被日本憲兵隊毒殺。
1943年，《時事新報》上的文章寫道，“當日報企圖為共榮圈虛張聲勢，關露又榮膺了代表之儀，絕無廉恥地到敵人首都去開代表大會，她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長起來的無恥女作家。”
1977年，潘漢年在長沙病逝。
1982年12月4日，在老朋友陳慧芝的幫助下，關露終於完成了自己的回憶錄《我在潘漢年領導下為新四軍做了一點李士群的工作》。
1982年12月5日，因多年疾病折磨，關露自殺。
關露追悼會上有一個並不屬於文藝界隊伍但是神情極其沉鬱的老人，自始至終都未與任何人說話，他一直默默地站在人群的後面。最後，他深深的朝著關露遺像三鞠躬。他就是關露一生眷戀的王炳南。
關露書籍內頁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首譯者，‘左聯’著名翻譯家，原中央廣播事業局副局長梅益曾回憶1936年他第一次見到關露的情景：清晨，在上海法租界環龍路家中，關露身穿一襲曳地白色長裙，手拿書本，很優雅地坐在一張扶手椅裡。。。而他這個才從北平來的文學青年，與她整個談話過程中，一直都雙手扶膝，連椅背都沒敢靠。
‘春天裡來百花香，郎裡格郎裡格郎裡格郎，和暖的太陽在天空上，照到了我的破衣裳，郎裡格郎裡格郎裡格郎。’‘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應該充滿陽光，但是陽光照不到她身上。’丁玲如是說。
所有為這個國家浴火重生，為我們今天能在陽光下肆無忌憚的歡笑，而歷經磨難，忍辱負重的先烈們，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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