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宋明清時期江西的繁盛，這和省內的“贛江-大庾嶺”商道有著密切的關係，因為這是國內貿易最為重要的南北交通要道。
當時，北方的貨物經贛江南下後，再由人扛馬駝翻越贛粵交界的大臾嶺進入廣東，反之亦然。
按：南宋末年元軍大舉壓境，宋皇室即由贛江南逃，文天祥名詩《過零丁洋》中的“惶恐灘”即贛江所在。另外，乾隆末年馬嘎爾尼從京城南返廣州，也走的是贛江商道。
宋代以後，尤其是明清時期，江西商人走南闖北，由此形成所謂的“江右商幫”。
據《南安府志》中的記載，贛江商道“商賈如雲，貨物如雨，萬足踐履，冬無寒土。”這句話就是說，因為過往的商人太多，以致冬天都找不到一塊冷的土地。
再如江西會館，幾乎遍佈天下，有的地方還不止一所，這些遺蹟現在也有保留。
此前，吉安一帶還有一首民謠，叫“一把包袱一把傘，走到湖南當老闆”，各地集市又有“無贛不成鎮”的說法，這就是說，沒有江西商人，幾乎不能成為市鎮。
再如，明朝有個叫王士性的官員，他到雲南做官時發現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在當地人口中，江西人特別多，而撫州人又“居十之五、六”。乾隆朝徵緬時，所用的嚮導也多是撫州人。直到近代英國侵入緬甸，其發現在緬甸的中國人也都是江西撫州人。
由此可見，江西商人在明清時期分佈之廣。
韓國學者吳金成在其著作《矛與盾的共存：明清時期江西社會研究》一書中也指出：
連接“北京-大運河-長江-贛江-大庾嶺-珠江-廣州”的這條大商道是北京到廣州最近（也是最方便）的交通路線，而江西正處於其中央，儘管它屬於內陸地區，卻受惠最多。
尤其在清朝時期，廣州被確定為唯一對外開放的關口，這種對外貿易由“十三行”指定商人控制的貿易體制，也就是所謂的“廣東體制”，對江西影響很大。
作者認為，由於無數商人和商品經濟經該交通線往來，贛江沿岸的原有城市更加繁榮，而且還促生了新的中小城市和定期墟市，各地出產的茶葉、苧麻、菸草、瓷器、紙張等相關農業、手工業也隨之繁榮。
此外，因貿易而催生的交通創造了船伕、縴夫、腳伕等運輸業勞動者，人口的頻繁流動帶來了經濟活力和新事物，但也形成了一定的治安問題。
然而，隨著鴉片戰爭的結束和五口通商的開始，上海逐漸成為中國最重要的外貿口岸。上海地位的日益提升，也導致貿易幹道開始移往長江。
由此，中國兩千年以來南北交通的大動脈“贛江-大庾嶺”商道的地位一落千丈。
以設立在贛州的贛關收入為例：明朝正德六年（1511年），贛州設立贛關征收過往貨物的商稅，其在萬曆年間年關稅約4.5萬兩，到清朝“廣東體制”時期年均關稅收入大約在10萬兩、貨物流通量500萬兩。
但在五口通商後，贛關關稅收入立刻驟降為2萬餘兩，可見其影響之大。
同治十三年（1874年），江西巡撫沈葆楨也在上奏中指出：
“查贛關征稅，贏絀全視商販赴粵旺衰。從前湖絲、茶葉皆由贛運赴廣東，即洋貨、廣貨亦由贛運內地。
自五口通商之後，繼以長江添設口岸，土貨、洋貨概由上海、九江，贛關僻處一隅，富商巨買絕跡不至，現收稅銀皆本省土產。”
而在之後，京廣線又取道湖南，江西由一個交通便利之所而一變成為交通的死角，整個區域環境日趨封閉，這對於江西近代的發展無疑是個沉重的打擊。
此外，江西可用於發展工業的資源不多，而且一向固守農業傳統，這在工業佔據主流的時代裡，顯然處於一個不利的地位。
在作者看來，近代“廣東體制”的崩潰不但讓江西的經濟走向衰退，而且文運也同時走向衰落。
不過，這點可能所誇大，真正令近代江西一蹶不振的，其實和太平軍引發的十餘年戰亂有著更為直接的關係。
這個待下文再述，敬請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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