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 文徵明小楷《落花詩卷》14.5x193.3cm 蘇州博物館藏
文徵明《落花詩卷》兩種
在傳世的文徵明小楷《落花詩卷》中，有兩件幾乎可稱是“雙胞胎”之作。一為蘇州博物館藏《落花詩卷》（以下簡稱“蘇博本”），金粟藏經紙本，內縱14.5釐米，橫193.3釐米。曾著錄於顧文彬《過雲樓書畫記》卷四。捲上有清人錢泳、吳雲兩家鑑藏印，拖尾紙上有顧文彬、費念慈二跋。另一為香港藝術館藏《落花詩卷》（以下簡稱香港本），原為香港收藏家劉均量先生虛白齋舊藏，尺寸不詳。未見著錄。捲上有近現代人張凝祥、容文蔚、鶴山馮氏等人鑑藏印。
兩件《落花詩卷》相同之處為：沈周《落花詩》十首，文徵明和答十首，徐禎卿和答十首，沈周《再和徵明昌穀落花之作》十首，呂秉之《和石田先生落花十首》，沈周《三答太常呂公見和落花之作》十首。文徵明弘治甲子（1504年，文氏三十五歲）十月跋記。全卷共計六十首七律《落花詩》。沈、文《落花詩》均刊刻於兩家諸種詩文集中，但墨跡本與刻本在文字、詩篇次序等方面多有不同。
兩卷墨跡還有不同之處：蘇博本均署款“文璧”；香港本一處署款“文璧”，而跋記中則均署款“文壁”或“壁”（計有四處）。蘇博本首行為：“詠得落花詩十首。沈周啟南。”香港本首行為：“賦得落花詩十首。沈周。”蘇博本引首為“停雲生”（白文半印），卷中三處接縫紙間鈐橢圓朱文印“停雲”，跋末署款下鈐“文璧印”（白文）、“悟言室印”（白文）。香港本引首為“停雲”（白文長方印），跋末署款下鈐“文璧印”（白文）、“衡山”（朱文）。兩卷墨跡除詩篇次序有所不同外，最主要是跋記文字有諸多不同。下列以香港本錄跋文，（ ）中文字為蘇博本有，而香港本無，或文字有異：
弘治甲子之春，石田先生賦落花之詩十篇，首以示壁（璧），壁與友人徐昌榖（甫相與嘆豔）屬而和之。先生喜，從而反和之。是歲，壁（璧）計隨南京，謁太常卿（加禾）呂公，（相與嘆豔），又屬而和之。先生益喜，又從而反和之。（自是和者日盛）其篇皆十，（總其篇若干）而先生之篇累三十（而已始成於信宿，及其再反而再和也）皆不更宿而成，成益易而語益工。其為篇益富而不窮益奇。竊思（惟）昔人以是詩稱者，唯二宋兄弟，然皆一篇而止。（而妙麗膾炙，僅僅數語耳。若夫積詠而累十盈百，實至先生始。至於妙麗奇偉，多而不窮）固亦未有如先生今日之盛者。或謂：“古人於詩，半聯數語，足以傳世。而（取以自況也。是皆有心為之）先生為是不以煩乎？仰有所託而取以自況也？”是皆有心為之。而先生不然，興之所至，觸物而成。蓋莫知其所以始，而亦莫得究其所以終。（其積累而成，至於十於百，固非先生之初意也）而傳不傳又何庸心哉？惟其無所庸心，是以不覺其言之出而工也。（而其傳也又奚厭其多耶）至於區區陋劣之語，既屬附麗。其傳與否，寔（實）視先生。壁（璧）固知非先生之儗，然亦安得以陋劣自外也。是歲十月之吉，衡山文壁（璧）徵明甫記。
從上述兩本跋文可知，蘇博本跋文詳於香港本。檢閱有關沈、文詩文集印本，蘇博本詩歌、跋記文字和詩篇次序等，多與《石田先生詩鈔》（以下簡稱《詩鈔》）卷八中相同，有個別文字不同。《詩鈔》主要有錢謙益編撰，崇禎十七年（1644）由錢氏弟子瞿式耜所刻。沈周《落花詩》三十首亦見《石田詩選》（明正德安國刻本）和《石田先生集》（明萬曆陳仁錫刻本），但各詩與《詩鈔》和蘇博本在詩篇次序有錯落，詩句亦有異處。又，文徵明跋文始見於《詩鈔》，而在此之前的其他沈、文詩集中未見。或可聯想：蘇博本似乎與崇禎刻本《詩鈔》有一定的關係。但《詩鈔》並非是蘇博本的“母本”或底本，因為兩者在文字方面有諸多不同。
比如，蘇博本中沈周《詠得落花詩十首》第一首第一句：“富逞穠華滿樹春。”《詩鈔》為“富逞穠華滿意春”；蘇博本中沈周《詠得落花詩十首》第三首有句：“懶被風扶江上樓。”《詩鈔》中為“懶被風扶強上樓”，香港本同詩（卷中為第四首）也是“懶被風扶強上樓”。“江”字明顯是誤字。又蘇博本和香港本中文徵明《和答》詩第八首中有句：“江風漂泊明妃淚，綠葉差池杜牧情。”《詩鈔》中為“紅顏漂泊明妃淚，綠葉差池杜牧情”，紅顏對仗綠葉，當勝於江風對仗綠葉。又，江風何以“漂泊”？書畫家刊刻的詩文集或題跋集與墨跡本有所不同，亦屬正常。但如有明顯文字不通、年代不符等，當要認真校勘和考鑑。
蘇博本與香港本不是出自於同一“母本”或底本，也絕非是同一時期（弘治甲子十月之吉）所寫的兩個墨跡本。那孰真孰偽？或是兩者皆偽？啟功先生曾寫有《文徵明的原名和他寫的〈落花詩〉》一文，他主要從“文壁”與“文璧”的真偽來鑑定香港本：“不但楷法精工，而且署名無訛，可稱是我平生所見文氏所寫這一組詩的許多卷中唯一可信的一卷真品。”他還解釋為什麼文徵明《答和》詩下是“文璧”：“那個土字中間一直寫得微短，遂給‘玉璧說’者留下了空子，在土字上邊擠著添了一小橫，總算符合‘玉璧說’了，誰知此人性子太急，見了土字就加了一小橫，卻沒有料到，文氏跋中還有四個壁，那些土字都寫得緊靠上邊的口字，竟自無處下筆添加那一小橫，只成一玉四土，即投票選舉，也不能不承認土字勝利了。不知何故，文氏未鈐印章，於是，‘玉璧說’者又得機會，加蓋了‘文璧印’和‘衡山’兩方假印。”啟先生似有自由心證之嫌。因為他無法解釋：在此卷的五個壁字中，為什麼單獨第一個壁字會“土字中間一直寫得微短，遂給‘玉璧說’者留下了空子”？
蘇博本《落花詩卷》，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組編《中國古代書畫目錄》（第五冊·蘇州博物館。文物出版社1988年）中鑑定結論：楊仁愷：“待考。”劉九庵、傅熹年:“偽。”可見此是一卷有真偽爭議之作。但勞繼雄《中國古代書畫鑑定實錄》（第四冊·蘇州博物館。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1年）中卻記錄為：“真跡、精。”
周道振在《文徵明書法偽作考》（見《書法叢刊》2001年第三期）一文中，將蘇博本和香港本均列為偽作，歸類為“書體肖似”之作，並認為“皆出同一人手”。但主要依據還是“文壁”與“文璧”的問題。在老一輩鑑藏家中，如吳湖帆、徐邦達、啟功、周道振等均認可文壁，而認為文璧乃訛誤。吳湖帆一九四六年在其自藏文壁款《郊原春風圖》軸（西泠印社2005年秋拍圖錄）邊綾上有題雲：“衡山先生初名壁，四十許以後方以字行。故早年所法三趙而秀美特甚者，多署文壁。晚年仿董巨、仲圭者，乃署徵明，贗本往往作璧，誤也。”壁為二十八星宿之一。文徵明兄文奎，弟文室，奎與室均帶土字，亦為二十八星宿之一。又，蘇州文氏家族祖先、南宋名臣文天祥有一子（一說弟）名文璧，故文氏後裔在取名時，不可能不避“家諱”（譜諱），這也是古人在取名字時一個最基本的規則或常識。
壁與璧之爭應該早已有公認定讞，但近幾年來有一些年輕學者對此提出了異議，如郭偉其《停雲模楷》（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12年）。蘇州博物館李軍在《文章江左 詩賦落花——文徵明與〈落花詩〉》（見蘇博編《衡山仰止：文徵明的社會角色》，故宮出版社2013年10月）一文中也說：“啟功先生僅從虛白齋本身就不甚分明的‘壁’、‘璧’差別，來斷定劉氏藏本‘是我平生所見文氏所寫這一組詩的許多卷中唯一可證可信的一卷真品’，似不無可商之處。”言下之意，蘇博本也是“真跡”。如果不認可“璧”字之誤，則爭論雙方將永不可能有共同語言。堅持“璧”亦真者，目前沒有確鑿和令人信服的史料依據。傳世書畫著錄、文徵明詩文集和有關文獻史料中的“文璧”，極可能是手民之誤，或本身就是偽贗之物，或是故意留下的“暗門活口”，因而以訛傳訛，以致後人盲信。但有一現象也應該值得注意，即署款為“文壁”的繪畫真跡中確實鈐有“文璧印”。如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雨餘春樹圖》軸（38歲）、《綠蔭草堂圖》軸（47歲）。或是“文璧印”為後人妄鈐，或是曾有“文璧印”真印？今學界大多已有共識，文徵明四十八歲（一說四十二歲）後，不再署款“文壁”，而署款“徵明”，直至九十歲辭世。
類似於蘇博本和香港本的文徵明書《落花詩》墨跡，另在清人陸時化《吳越所見書畫錄》卷三中也有一件（今已不傳），紙本冊頁二十幅，每幅畫烏絲欄九行。冊前有周天球題引首，冊後有文徵明曾孫文從簡跋記。除個別詩篇次序與蘇博本略有不同外，其他均同。顧文彬《過雲樓書畫記》中另還有一件文氏《落花詩》卷，與陸氏著錄本幾乎相同。卷後有董其昌、陳繼儒題跋，晚清吳門畫家張培敦舊藏，顧氏曾將之刻入《過雲樓帖》中。徐邦達曾評曰：“書尚佳，但非真跡。”（周道振《文徵明書畫簡表》，人民美術出版社1985年）上述兩件《落花詩》卷冊，均署款“文璧徵明”。有明一代，文徵明和董其昌兩家偽贗之作最多，幾遍天下和著錄。在傳世的文徵明著名小楷卷冊中，無一件是毫無爭議的“標準件”，這也是一個不容忽略的事實。
如果僅從筆墨風格，詩歌文本、款署印章等方面去鑑定兩件《落花詩卷》真偽，恐怕公真婆假，各自有理，難有共識。我們不妨再換一個角度思考：有誰見過在一件古書畫落款中，有名與字連署者？比如蘇軾子瞻，黃庭堅魯直，米芾元章，趙孟頫子昂，倪瓚雲林，沈周石田，唐寅伯虎，董其昌玄宰，王時敏遜之，王原祁茂京，金農壽門，等等。有者多偽，或皆存疑（如“鮮于樞伯幾”款）。同樣道理，蘇博本和香港本《落花詩卷》署款“文壁徵明”或“文璧徵明”，其真偽不辯自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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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一）香港藝術館藏文徵明《小楷落花詩卷》，見《文徵明落花詩》（上海書畫出版社2011年8月）
（二）蘇州博物館藏《小楷落花詩卷》，見蘇博編《蘇州博物館藏明清書畫》（文物出版社2006年10月）
（本文轉自萬君超的博客）
文徵明小楷《落花詩卷》在各大網站廣為流傳，但無一註明出處。遍尋不得，直到拜讀萬君超的博客的這篇文章。未見萬兄標註出處，當為原創。請恕未經許可轉載之過，轉載不為學術，只為正本清源以惠及學書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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