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们这些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生活的中学刚毕业的城镇下放知识青年，生活关甚至比劳动关还要难过。所以1975年我们下放农村时，上级特别规定，头一个月的伙食由生产队包办。可不知什么原因，刚下队才十天，队里就让我们去公社买粮，自己开伙了。我们当然很不情愿，但想到自己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也就只好“服从命令听指挥”了。
队里派人在院子里砌了地锅，送来了麦草，还借给我们几十斤刚碾出来的大米。不巧的是，当天下午正式开伙时，天竟下起了雨。起初我们兴致很高，感觉像在野炊。淘米刷锅洗碗打水，一人支伞，一个烧锅，六个人各司其职，忙得不亦乐乎。可是草让雨淋湿了，很难烧着，等好不容易烧着了，又是烟比火大，呛得我们个个鼻涕一把泪一把，忍不住用手再一抹，个个都成了大花脸，实在是哭笑不得。雨却不解人意，越下越大。我们只好把锅抬进屋里，用三块石头支着，好好歹歹，用了两个钟头，总算把饭烧熟了。可掀开锅盖一看，又都傻了眼，米饭的表层黑乎乎地落了一层草灰，看了心里直恶心。但饥饿实在难以忍受，我便用“吃灰眼亮”的俗语和“要问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的革命口号来鼓励大家。然后用勺子刮去表层的草灰，每人盛上一碗。可是饭刚入口，又都吐了出来。原来淘米时，不知谁自作聪明，说《十万个为什么》上说，米淘的遍数多了，太干净了，容易得脚气病，因此只淘了一水。而这米是刚碾的，没簸，糠太多，粗得简直像猪食，哪里咽得下。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难过得直想掉泪。不过这总比没饭吃强，大家只好勉勉强强地吃下半碗，草草洗刷，就睡了。那夜我做梦，家里做了好饭好菜，就是不让我吃，气得我大喊大叫，从梦中惊醒，把别人吓了一跳。
第二天一大早，年龄最小的小金说什么也要回城去。好在村子离县城只有二十来里路，就只好让他当了“逃兵”。后来听说他一进家门就是哭，就是喊饿，搞得全家人涕泪涟涟，他还跑到我家，让我母亲也狠抹了几把眼泪。我们几个当然也不愿“坐守待毙”，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大家一嘀咕，就决定到公社去告状。我们以到公社买粮为借口，向队里借了一辆板车，几条化肥口袋，拖泥带水，拉着那辆糊满泥的重若死猪的车子，十里路走了近两个小时，才来到公社。
为了提高告状的质量，我们先在街上每人买了五根油条，然后来到公社专管知青工作的民政助理那里，边大口吞吃油条，边向他叙述我们的遭遇。那上了年纪的民政助理，开始时还想教训我们几句，后来也同情起来。我们中的小蒋趁势摸起电话，要向他父亲谈情况。那民政助理连忙夺过话筒，说这是内线打不到城里。他接着就给大队打电话，狠批了他们一顿，然后让我们不要再买粮了, 赶紧回队，队里都安排好了。
走在回家的路上，大家都有些“瞻念前途，不寒而栗”的感觉。告领导的状，可不是好玩的，弄得不好，以后那漫长的“再教育”日子可就难熬了。大家越想越害怕，步子也越沉重，回到队里，天竟已擦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村头正站着一大群人迎接我们，有大队支书队长会计和小队的全体干部。他们拉着我们的手，说了许多好话，倒弄得我们不好意思起来，心里直怪自己的鲁莽了。那天晚上的饭菜特别丰盛，只是我心里乱乱的，吃不出什么滋味来，倒还落了几滴眼泪在饭碗里。
此后几年，我们和队里相处得很好，干活也极出色，还连年被评为县社两级先进集体。而那件告状的事情，也从未有人提起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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