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西安的公交車上正擁擠著，忽然，車裡響起一聲 “朱春登啊！……”，我不由一驚，這不是商芳會的《朱春登哭墳》嗎？怎麼車上還放起秦腔來了？正納悶間，唱腔戛然而止，接著卻是一聲“喂！……”
原來這是手機鈴聲！
請恕孤陋寡聞，這是我聽過的唯一的秦腔手機鈴聲。
我不由得更納悶了。號稱百戲之祖的秦腔，那可是名家如雲，名段如雨。無論從經典度，普及度，一句話，知名度上，要說用做手機鈴聲，那可是大有選擇空間，不管怎麼說，輪也輪不到商芳會和《哭墳》呀。
但事實是聽者還是選擇了她和它。
我還知道，早在五六年前，就有人把商芳會的唱腔存在手機裡，更多的人是存在mp3裡，都是為了隨時收聽。
商芳會走紅，人們自然會想到陝西電視臺《秦之聲》“秦腔戲迷大叫板”2002年度總決賽。決賽是從2003年2月15日（正月十五）晚開始的，2月18日晚，已進入前六名的商芳會在半決賽中功虧一簣，不但未進入前三甲，而且無緣於第四名，最後得了個優秀獎。
但就是這個商芳會，在半年後的8月，竟然推出了她的秦腔唱段影碟專輯。於是，陝西2003年成了“商芳會年”。不管是通都大邑的西安，還是僻遠之地的區縣，不管是大街道，還是小巷衢，都回蕩著她那幹亮瘦勁的唱腔。農村大喇叭播放她的碟片，白天響震雲天，轟鳴於樹房之間，夜間風清月朗，遠傳至數里之遙。這一陣商芳會熱很快波及全省以至鄰省。有人將此稱為“商芳會現象”。而且比起後來2004的“刀郎年”， 2005的“楊臣剛年”，“商芳會年”引發的商芳會熱產生了持久的魅力。我國第一名刊《半月談》於2008年1月刊文，稱她為“秦腔‘超女’”。
這樣看來，時隔六七年之後的手機鈴聲，不過是又一明證罷了。
商芳會的唱腔以《朱春登哭墳》最為震撼人心，最具靈魂穿透力。在2003年12月6日晚的咸陽演唱會上，一位年逾花甲的老者對舞臺上的商芳會說，他一聽到她的《哭墳》，就忍不住熱淚盈眶，想起他那已經去世的二老爹孃。筆者當年初聽此段，也每每忍不住流下熱淚，酸楚之情，難以抑止。這還不是個別現象，很多老人及部分中青年人都有這種強烈的感情共鳴。這種共鳴已使人對之百聽不厭。
這是為什麼？
以前論者多從商芳會演唱特色的角度談其原因，固然有理。而以筆者愚見，其原因並不單一，而是多重的。
首先，從受眾接受的角度看。
先說老年人。現在七十歲上下的老人，他們的中、青年時期在三十到四十多年以前，即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生長在孝道源遠流長的國度，他們當初也曾湧動過報答父母養育之恩的孝心——他們的父母是在舊社會度過的，年輕時期大都受過大苦，遭過大罪，在新社會理應受到兒女的孝敬，安度晚年。但那時貧困的家境，艱窘的經濟，使得兒女們自顧不暇，只好在徒喚奈何之際，將自己的這一份孝心深埋心底。待到改革開放的80年代以後，人們的經濟狀況大多好轉，“行有餘力”，可以對父母儘儘孝心了，而且確實已有不少人這樣做了；但更多人的父母此時已經過世，難以享受到兒女的這一份親情了。於是對飽經憂患的父母未盡孝心的缺憾，就成了這代人心頭永遠的痛，永遠脫不掉的傷疤。這和朱春登對母親的憾痛如出一轍。現在他們一聽到商芳會悲情激盪的唱腔，怎能不勾起心中的隱痛，傷心的淚水怎能不涔涔而下？
狄德羅說過：“只有在戲院的池座裡，好人和壞人的眼淚交融在一起。在這裡，壞人會對自己所犯過的罪行表示憤慨，會對自己給人造成的痛苦感到同情”。所以，即使不是壞人，而僅是孝道有虧的人，聽到商芳會如泣如訴的唱腔，他那未泯的天良也會被喚起，也會想起父母的在天之靈，想起二老在世時對自己無微不至的關愛呵護，想起自己的不良之行，悔恨的淚水怎能不潸然而落？
而且說到底，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場悲劇。人被拋到這個世界上，拂逆多於助益，逆境多於順境，誰沒有難言之痛，誰沒有隱忍之悲。司馬遷曰：“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將這種痛思父母之情發揮到極致的商芳會唱腔，自然會喚醒人們心中的這種集體無意識，產生更為廣泛的共鳴。
其次，從藝術家的生存狀態看。
有人認為一些民歌的悲愴風格，“是由歌唱者的命運所決定的。”驗諸演藝界，此理亦然。當年阮玲玉、周璇演的悲情人物催人淚下，是因為她們自己的人生曲折淒涼，身世與角色相似，她們是在演別人，又何嘗不是在演自己？說到秦腔，以任哲中的唱腔最具滄桑感，此亦源於他的悽苦身世。他說自己小時候是一個“狼不吃、水不淹、鬼不捏”的苦命孩子，後來雖在私人戲班子苦力打拼而成名，仍也“不過是一個窮戲子”。那麼商芳會呢？
商芳會乃一農家女子，文化程度不高，自幼酷愛唱戲。她的從藝之路完全是自己一步一個腳印地從“胡茬地”裡踏出來的。她沒有令人豔羨或可以自炫的什麼科班背景。她說沒有真正拜過老師，心中最崇拜的興平董後生（大號董生祥），是一位秦腔民間老藝人。她因為特別喜愛董老先生的演唱風格和韻味，多年來一直對著廣播和錄音帶學唱，這一聽一學，越唱越來神，“就好像打了興奮劑一樣”。她的藝術生涯開始於鄉村和城鎮茶座的演唱。這種類似於“跟堂會”的演出形式是完全市場化的，一切全靠自己打拼，不會有誰來“扶持”或“補貼”你。說得難聽點，這裡遵行的是叢林法則，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看到商芳會唱到緊板處，面孔紅漲，頭髮抖動，不禁對這樣一副嬌小的身軀竟能蘊藏如此巨大的藝術能量，暗暗稱奇。其實，說奇也不奇。正是嚴酷的藝術語境，使得每一個從藝者必須傾盡全力，精益求精，不斷提升藝術境界，拓寬藝術天地，以開拓藝術市場。《朱春登哭墳》正是這種經過千錘百煉、盈溢著滄桑感的藝術精品。
為什麼會產生商芳會熱，而專業劇團卻遇到了不太景氣的現象，我忽然想起了“禮失而求諸野”的古訓。商芳會所師承的是民間老藝人董後生。她的成功，充分說明了秦腔的根基在民間。民間，永遠是滋養秦腔茁壯生長的肥田沃土！
第三，從我國戲曲的抒情特色看。
別林斯基說詩是最高的藝術，尼采承叔本華之說，認為音樂是最高的藝術。作為兩種最高藝術珠聯璧合的戲曲，在繼承我國詩歌抒情基因的同時，尤其繼承了音樂這種聽覺藝術的抒情基因，從而具有濃郁的抒情特色。無論哪個劇種，那些難以計數的大段唱腔看似敘事，實則是抒情，在敘事中抒發人物的各種複雜感情。這和西方戲劇主要以獨白表現人物內心大異其趣。最能表達秦人乃至所有人生命悲情的秦腔更是如此。蒼涼悲壯的秦腔，不管是傳統劇目《周仁回府》、《下河東》、《白蛇傳》、《斬李廣》，還是現代戲《血淚仇》、《洪湖赤衛隊》、《祝福》，其中膾炙人口的大段唱腔無不如此。草根民眾，正是將自己的一世滄桑和滿腔感喟，一股腦兒砸進這酣暢淋漓的豪唱或擊節讚歎的聆聽中。
有人認為，中國民歌戲曲中的許多曲調都是從哭聲中提煉出來的。托爾斯泰也說：“村婦們的歌曲是真正的藝術，他傳達出一種明確而深刻的感情”。商芳會的《哭墳》，就是從哭聲中提煉出來的、傳達出明確而深刻感情的敘事式抒情。商芳會人瘦小也不漂亮。她不扮不念不做不打，只憑著全身心投入的清唱，獲得了成功。這恰好證明戲曲主要是用來聽的，而不是用來看的。數年前，筆者曾在一文中說過，“聽戲者，要在領略其神而已，其神已得，又何關乎字句！這正如喝茶飲酒吃湯藥，茶之味、酒之香、湯藥之力盡在其汁液之中，品其味、聞其香、得其藥力便已足矣。”其實說的也是聽覺藝術的魅力。
臨了，讓我們做一個不恰當的比附。當年，海德格爾從梵高的名畫《農鞋》中，洞察了一位農婦生存的世界，她的艱辛與喜悅，步履的堅韌與滯緩，無怨無艾的焦慮……今天，我們同樣能從商芳會的激情演唱中，洞察她的生存狀態和藝術世界。但願她隨著聲譽的日隆，能夠初衷不變，在自己的藝術征途上無怨無艾、艱辛堅韌地走下去。
（注：以上文來自茂-陵-客2010年的博客文）
其實對於商芳會熱的現象，小編認為並不奇怪，藝術也是需要有“土壤”的，大眾需要才是培養它的成長的土壤。商芳會熱，這說明商芳會的唱腔滿足了廣大民眾心理的需要，我們沒有必要去對她評三道四，用一顆平常心去默默支持她就好，讓秦腔這門藝術在西北這塊廣闊的大地上永遠的傳唱下去，這才是我們要做的，大家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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