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還記得王瑤先生在我剛剛入學作碩士研究生的時候對我說：“錢理群，一進校你先給我算一個數學題：時間是個衡量，對於任何人，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時，要牢牢地記住這個常識——你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時。這二十四小時就看你如何支配，這方面花得多了，另一方面就有所損失。要有所得，必須有所失，不能求全。”講通俗點，天下好事不能一個人佔了。
現在的年輕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想把好事佔全，樣樣都不肯損失。你要取得學習上的成功、研究上的成功，必須有大量的付出，時間、精力、體力、腦力，必須有所犧牲，少玩點甚至是少睡點覺，更沒有時間來打扮自己。你打扮自己的時間多了，讀書的時間就少了，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道理。
在學習上，必須要潛下來，我一再跟學生說：“要沉潛下來”。我有一個對我的研究生的講話，這個講話後來整理成一篇文章，題目就叫《沉潛十年》。“沉”就是沉靜下來，“潛”就是潛入進去，潛到最深處，潛入生命的最深處，歷史的最深處，學術的最深處。要沉潛，而且要十年，就是說要從長遠的發展著眼，不要被一時一地的東西誘惑。
我覺得很多大學生，包括北大的學生都面臨很多誘惑。
北大學生最大的問題就是誘惑太多，因為有北大的優勢要賺錢非常容易。還有就是很容易受外界環境的影響，很多北大學生剛入學的時候非常興奮，充滿種種幻想。一年級的時候混混沌沌的，到了二三年級就覺得自己失去目標了，沒意思了。看看周圍同學不斷有人去經商，去賺錢，羨慕得不得了。再看到有人玩得非常痛快，也羨慕得不得了，所以受環境的影響變得越來越懶惰。
現在大學生的致命弱點就是懶惰——北大有所謂“九三學社”的說法：早上九點起床，下午三點起床，受周圍環境的影響一門心思想賺錢，一門心思想這樣那樣。
有的人非常熱心地做社會工作，我不反對做社會工作，但有的人目的性極強，過早地把精力分散了，就無法沉下來，缺少長遠的眼光，追求一時一地的成功。同學們要記住你現在是人生的準備階段，還不是參與現實，還不是賺錢的時候。
大家一步入社會就會發現社會比學校複雜千百萬倍，大學期間是一個做夢的季節，而社會非常現實。
人生道路絕對是坎坷的，會遇到很多外在的黑暗，更可怕的是這些外在的黑暗都會轉化為內在的黑暗、內心的黑暗。外在壓力大了以後，你就會覺得絕望，覺得人生無意義，這就是內在的黑暗。所以你要不斷面對並戰勝這兩方面的黑暗，就必須喚醒你內心的光明。
我為什麼前面強調打好底子？如果你在大學期間沒有打好光明的底子，當你遇到外在黑暗和內在黑暗的時候，你心裡的光明喚不出來，那你就會被黑暗壓跨，或者和它同流合汙，很多人都走這個路子。
你要做到不被壓垮，不同流合汙，在大學裡要打好光明的底子，無論是知識底子還是精神底子，內心要有一個光明的底子。
我自己每當遇到外在壓力的時候，總是為自己設計一些富有創造性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進去，在這一過程中抵禦外在和內在的黑暗。壓力越大，書讀得越多，寫東西越多，我每一次的精神危機都是這樣度過的。
我經常講，我們對大環境無能為力，但我們是可以自己創造小環境的。我一直相信梭羅的話：人類無疑是有力量來有意識地提高自己的生命的質量的，人是可以使自己生活得詩意而又神聖的。這句話可能聽得比較抽象，我講具體一點。
我大學畢業以後由於家庭出身，由於我一貫自覺地走“白專”道路，所以儘管我畢業成績非常好，但是就不准許我讀研究生。他們說：“錢理群，你書讀的還不夠嗎？正是因為書讀得多，你越來越愚蠢。再讀書，你要變修正主義了。你的任務是到底層去去工作。”所以大學畢業以後我被分到貴州安順，現在看是旅遊勝地了，當時是很荒涼的。
你想我是在北京、南京這種大城市長大的，我一下子到了一個很邊遠的底層，又正遇上飢餓的時代，飯都吃不飽。我被分到貴州安順的一個衛生學校教語文。我印象很深，一進課堂就看到講臺前面放了一個大骷髏頭標本。衛生學校的學生對語文課程根本不重視，我講課沒人聽。
對我來說，這是遇到了生活的困境，是一個挫折、一個坎坷。話說回來，這對當地人來說不是坎坷，他們也那樣活下去了，但從我的角度來說，是一個坎坷。
我當時想考研究生，想跳出來，人家不讓我考。這個時候怎麼辦？我面臨一個如何堅持自己理想的考驗。我就想起了中國古代的一個成語：狡兔三窟，我給自己先設了兩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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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自己的理想分成兩個層面：一個層面是現實的理想，就是現實條件已經具備，只要我努力就能實現的目標。當時我分析，自己到這裡教書雖然對我來說是一個坎坷，但是畢竟還讓我教書，沒有禁止我教書，所以我當時給自己定了一個目標：我要成為這個學校最受學生歡迎的老師，而且進一步，我還希望成為這個地區最受學生歡迎的老師。
我把這個作為自己的現實目標，因為讓我上課，就給了我努力的餘地。於是我走到學生中去，搬到學生的宿舍裡，和學生同吃同住同勞動，和學生一起踢足球，爬山，讀書，一起寫東西。這個過程中，我從我的學生身上發現了內心的美。我全身心投入給學生上課，課上得非常好，我就得到一種滿足。
人總要有一種成功感，如果沒有成功感，就很難堅持。我當時一心一意想考研究生，但是不讓考，所以我從現實當中，從學生那裡得到了回報，我覺得我生命很有價值，很有意義，也很有詩意。我還寫了無數的詩，紅色的本子寫紅色的詩，綠色的本子寫綠色的詩。
我去發現貴州大自然的美，一大早我就跑到學校對面的山上去，去迎接黎明的曙光，一邊吟詩，一邊畫畫。為了體驗山區月夜的美，我半夜裡跑到水庫來畫。下雨了，我就跑到雨地裡，打開畫紙，讓雨滴下，顏料流瀉，我畫的畫完全象兒童畫，是兒童感覺。我堅持用嬰兒的眼睛去看貴州大自然，所以還是保持赤子之心，能夠發現人類的美、孩子的美、學生的美、自然的美。
雖然是非常艱難的，飯也吃不飽，但是有這個東西，我度過了難關，我仍然生活得詩意而神聖。也許旁邊人看見我感覺並不神聖，但是我感覺神聖就行了。
在這最困難的時期，飢餓的年代，文革的年代，我活得詩意而神聖。我後來果然成為這個學校最好的老師，慢慢地在地區也很有名，我的周圍團結了一大批年輕人，一直到今天，我還和他們保持聯繫，那裡成了我的一個精神基地。
但另一方面，僅有這一目標，人很容易滿足，還得有一個理想的目標。理想目標就是現實條件還不具備，需要長期的等待和努力準備才能實現的目標。
但是這個等待是漫長的，我整整等了十八年！
我1960年到貴州，21歲，一直到1978年恢復高考，39歲，才獲得考研究生的機會。那一次機會對我來說是最後一次，是最後一班車，而且當我知道可以報考的時候，只剩下一個月的準備時間，準備的時候，連起碼的書都沒有。
當時我並不知道北大中文系只招六個研究生，卻有八百人報考；如果知道了，我就不敢考了。在中國，一個人的成功不完全靠努力，更要靠機會，機會是稍縱即逝，能否抓住完全靠你，靠你原來準備得怎樣。雖然說我只有一個月的準備時間，但從另一個角度說我準備了十八年，我憑著十八年的準備，在幾乎不具備任何條件的情況下，倉促上陣。
我考了，而且可以告訴大家，我考了第一名。
我覺得我的經驗可能對在座朋友有一點啟示，就是你必須給自己設置兩個目標，一個是現實目標，沒有現實目標，只是空想，你不可能堅持下來。只有在現實目標的實現過程中，你不斷有成功感，覺得你的生活有價值，然後你才能堅持下去；反過來講，你只有現實目標，沒有理想目標，你很可能就會滿足現狀，等機會來的時候，你就抓不住這個機會。
人總是希望不斷往上走的，所以我覺得人應該有現實目標和理想目標這樣兩個目標，而且必須有堅持的精神。
你想對於我，十八年是一個什麼概念，是我21歲到39歲這十八年。這十八年有多少誘惑，多少壓力，不管怎樣，認定了就要這麼做。你可以想見文化大革命那種干擾多大呀，不管這些干擾，你要認定我要這麼做，認定了，堅持下來，你總會有一個機會。即使沒有機會實現理想目標，你還有一個可以實現的現實目標。
大家可以體會到，在中國的現實下，人掌握自己命運的能力很小，但並不是毫無作為的，人是可以掌握自己命運的，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在小環境裡掌握自己的命運，也就是我剛才所說的，人是可以使自己在任何條件下都生活得詩意而神聖。
在我結束演講的時候，送給大家八個字：沉潛、創造、酣暢、自由。
所謂大學就是在一個大的生存空間和精神空間裡面，活躍著這樣一批沉潛的生命，創造的生命，酣暢的生命和自由的生命。以這樣的生命狀態作為底，在將來就可能為自己創造一個大生命，這樣的人多了，就有可能為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以至為整個世界，開創出一個大的生命境界：這就是“大學之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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