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有錢人，又是哲學大師；又有生前的好名聲，又有死後的好聲譽；又懂歷史，又懂經濟學，還會用學問賺大錢。這樣的學者中，休謨絕對算一個。
大衛·休謨(1711.4.26-1776.8.25)是英格蘭的哲學家、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他被視為是蘇格蘭啟蒙運動以及西方哲學歷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我們來看看他如何評價自己。
一個人寫自己的生平時，如果說得太多了，總是免不了有追求虛榮之嫌，所以我的自傳要力求簡短。人們或者認為我擅自來寫自己的生平，那正是一種虛榮；不過這篇敘述文字所包含的除了關於我自己著作的記載而外，很少有別的；而且我的一生也差不多是消耗在文字生涯中的。此外，我的大部分著作的初次成功也並不足為虛榮的對象。
我的出生和成長
我是在１７１１年舊曆４月２６日在愛丁堡出生的。我的家世不論在父系方面或母系方面都是名門。我父親的家屬是何謨伯爵，或休謨伯爵家屬的一支；至於我的祖先們，則歷代以來曾經領有過我兄弟所領有的那些產業。我的母親是法爾康諾爵士的女兒（法爾康諾是民事最高法院的院長），她的兄弟曾世襲了赫爾克頓勳爵的名號。
不過我的家屬並不是富裕的；而且我在兄弟行中既是最小的，所以按照我們鄉土的習俗，我的遺產自然是微乎其微的。我父親算是一個有天才的人，當我還是嬰孩時，他就死了。他留下我和一個長兄，一個姊妹，讓我母親來照管我們。
我母親是一位特別有德行的人，她雖然年輕而且美麗，可是她仍能盡全力於教養子女。我受過普通一般的教育，成績頗佳。在很早的時候，我就被愛好文學的熱情所支配，這種熱情是我一生的主要情感，而且是我的快樂的無盡寶藏。我因為好學、沉靜而勤勉，所以眾人都想，法律才是我的適當的行業。不過除了哲學和一般學問的鑽研而外，我對任何東西都感到一種不可抑制的嫌惡。因此，當他們以為我正在披閱屋埃特（Ｖｏｅｔ）和維尼烏斯（Ｖｉｎｎｉｕｓ）的時候，我實際在暗中是貪讀西塞羅（Ｃｉｃｅｒｏ）和維吉爾（Ｖｉｒｇｉｌ）諸位作家。
不過我的微薄的家資實在不適宜於這種生活的安排，而且我的健康也因為勤勉用功的原故，略為衰弱了，因而我就有意（或者說被迫）來略為試試身手，以求進入一個較活動的生涯中。在１７３４年，我曾帶了幾封介紹信到卜魯斯陶去找幾位馳名的商人。不過幾個月後，我就覺得那種生涯完全不合我的脾胃。我於是到了法蘭西，打算在鄉下隱居，從事研讀。我在那裡就奠定了我一生的大計，那個大計我一直不懈地追求下去，結果也算符了所望。我那時決意力求節省，以彌補資產的不足，以維持我的獨立生活。除了在文學中培養我的才能，我並且決心認為一切事物都是可鄙棄的。
《人性論》的誕生
在我隱居法國時（最初在羅姆，不過大部分卻在安如郡的拉福來舍），我就寫了我的《人性論》。在法國舒適地過了３年之後，我就在１７３７年返回倫敦，在１７３８年末，印行了我的《人性論》，於是我就立刻去看望我母親和我的長兄。我的長兄住在他的鄉下故居，很賢明地努力增加他的家產進益，頗為成功。
任何文學的企圖都不及我的《人性論》那樣不幸。它從機器中一生出來就死了，它無聲無臭的，甚至在熱狂者中也不曾刺激起一次怨言來。不過我的天性原是愉快的、樂觀的，所以在受了打擊之後不久就恢復了常態，而且在鄉間熱烈地從事研讀。在１７４２年我在愛丁堡印行了我的《論說》的第一部分。這部著作頗受人歡迎，所以不久我就完全忘了從前的挫折。我和我的母親及長兄繼續待在鄉間，並且在那時候，重新溫習希臘文——這在我幼年是過分忽略了的。
侍從生涯
在１７４５年，我接到安南戴爾侯爵的一封信，請我到英格蘭和他一塊住去。我後來知道那位青年貴族的朋友和家屬，都願意讓他受我的照顧和指導，因為他的心理和健康的情況都需要如此做。我和他在一塊待了１２個月。我在那個時期中的任務把我的少量的資產大為增益了。此後我就又受了聖克萊爾將軍的邀請，伴他並給他的遠征團當秘書。那個遠征團本來打算要去加拿大，但是結果卻侵入了法國的海岸。
又一年（１７４７），那位將軍到維也納和杜林的宮廷，去做軍事使節。他邀請我伴他去，仍然做秘書。我於是穿著一個武官的制服，以副官資格被介紹到那些宮廷裡；和我同去的有埃爾斯金爵士和陸軍大尉格倫特——即現在的格倫特將軍。我一生中只在這兩年中間中斷了我的讀書生活。我那時日子過得很舒服，而且往來的也都是上流人。我因為有這個官職，並且力事節省，所以就能達到在我認為是可以獨立為生的一種資產——雖然我在這樣說時，我的大多數朋友們多愛笑我。總而言之，我在此時差不多擁有了１０００鎊。
我的黃金時代
我一向總想，我在印行了《人性論》之後，所以遭了失敗，多半由於敘述的不當，而不完全是由於意見的不妥，而且我之倉卒付印，乃是最魯莽的一件事。因此，我就把那部書的第一部分重新改寫了，寫出《人類理解研究》來。這部新書是當我在杜林時出版的。不過這部書在一開始比《人性論》也並不怎麼成功。在我由意大利歸來以後，我看到全英國都對米德列頓博士（Ｄｒ．Ｍｉｄｄｌｅｔｏｎ）的《自由研究》發生了熱狂，但是我的作品卻完全被人忽略了。這是使我大為喪氣的。我早先在倫敦所印的那些道德的和政治的論文，到此時我又重新印出來，不過也並不受人歡迎。
我的天性的中和力量，使這些失意事對我幾乎不留什麼印象。我在１７４９年回家去，和我的長兄在他的鄉舍中住了兩年，因為我的母親在此時已經去世了。我在那裡寫了我的《論說》的第二部分，給它起名為《政治論》；此外又寫了《道德原則研究》；這是我重新改寫過的《人性論》的另一部分。在這時候，我的書商米拉爾通知我說，我先前的出版物（除了那個不幸的《人性論》）已經逐漸成為談論的資料；銷行的數目也逐漸多起來，而且社會還需要再版。牧師們和主教們的答覆一年中有了二三次，而且我根據渥爾伯頓（Ｄｒ．Ｗａｒｂｕｒｔｏｎ）的嘲罵，看到那些書在有體面的人們中間也逐漸被重視起來。但是我曾下了決心，不答覆任何人，而且我這種決心也算維持到底。我的脾氣既不易發怒，所以我就容易擺脫開一切文字的爭論。這些可以表示我聲譽鵲起的徵候，很鼓勵了我，因為我一向看事物總愛看樂觀的一面，而不愛看悲觀的一面。我想一個人有了這種心境，比生在每年有萬鎊收入的家裡，還要幸福。
在１７５１年我從鄉下搬到城市——正是文人的真正舞臺。在１７５２年，我曾一度住在愛丁堡，在那裡印行了我的《政治論》。在我的作品中，只有這一種是在出版之初就成功的。在國內和國外，人們都很歡迎它。同年又在倫敦印行了《道德原則研究》，這部書在我看來（我自然是不該自行判斷的），在我的一切著作中（不論歷史的、哲學的、文學的）是無雙的。但是它出版以後，卻沒人注意，沒人理會。
《英國史》的寫作
１７５２年，蘇格蘭辯護士協會（?Eａｃｕｌｔｙ of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ｓ）選我為他們的圖書館員，這個職務給我的薪俸很少，不過它卻使我可以任意利用一個大圖書館。於是我就擬了一個計劃，來寫一部《英國史》。不過要繼續敘述１，７００年的時期，想起來就令人害怕，所以我就從斯屠渥特家的那位起首；我以為在那個時候，政黨的播是弄非，顛倒黑白，才初次出現了。我承認，我當時對於此書的成功，頗抱樂觀。我曾想，歷史家而能把現世的權力、利益和權威，以及一般成見的呼聲，都棄而不顧的，只有我一個人；而且歷史這個題材既然適合於任何才幹，所以我也期望得到相當的讚賞。不過我受的挫折卻也太可憐。人們都攻擊我，向我發出責斥、非難甚至厭惡的呼聲來。英格蘭人、蘇格蘭人、愛爾蘭人、民權黨、王黨、教會中人、各派中人、自由思想者、宗教家、愛國者、宮廷中人，都一致憤怒我這個人，因為我擅敢對查利一世和斯特洛浦伯爵的命運，灑一掬同情之淚。當他們的怒潮的狂瀾過去以後，更令人喪氣的，乃是那部書似乎已被世人置之度外了。米拉爾先生告我說，在一年之內，他只賣了四十五部書。
在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我實在也不曾聽說有一個顯貴或文豪能容忍我的書。不過英格蘭大主教海林博士和愛爾蘭大主教斯頓博士卻似乎是兩個鳳毛麟角的例外。這兩位主教曾經分別傳言給我，囑我不要氣餒。
不過我不得不說，我終究氣餒了。當時若不是因為法國和英國發生戰爭，而我一定退休到法國的幾個省市去，變換姓名，再不回到我的故鄉。不過這個計劃在當時既然不甚合乎實際，而且以後的卷帙也大有進步，所以我又決心鼓起勇氣，努力精進。在此時期，我在倫敦印行了我的《宗教的自然史》（ＮａｔｕA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 of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以及別的一些小書。它雖發表於世，卻是無聲無臭，只有虎爾德博士（Ｄｒ．Ｈｕｒｄ）寫了一個短冊來攻擊它，它的小冊富有渥爾伯頓學派（ＷａｒｂｕｒｔｏｎｉａｎＳｃｈｏｏｌ）所特有的徵候：偏狹、急躁、粗暴、漫罵。這個小冊頗有幾分安慰了我的著作在別方面所受的冷淡待遇。
１７５６年，在第一冊出版之後２年，我的《英國史》的第二冊又出版了，這一冊包括了由查理一世之死到革命時期的那一段。這次作品卻沒有引起民權黨人那樣的不快來，而且也比前一冊較受人歡迎。它不僅把它自己的地位提高，而且間接地使它的不幸的兄弟也抬起頭來。
不過我雖然憑經驗知道，民權黨有權力在政治和文學方面賞賜一切位置，可是我仍然不願意屈服於他們那種無意義的喧嚷，所以我在前兩個斯屠渥特朝代方面，雖然因為繼續研讀和沉思的結果，使我改動了百餘處，可是我所改動的地方總是偏向著王黨一方面的。真的，要認為那時以前的英國憲法是一個擁護自由的正式方案，那是很可笑的。
在１７５９年，我印行了我的都鐸家（Ｔｕｄｏｒ）的歷史。人們對這一部書所吐露的喧聲，也差不多等於對前兩個斯圖亞特的歷史所表示的。伊麗莎白朝代史是特別令人生厭的。不過我這時候對於一般愚人的印象，是處之泰然的。因而我仍在愛丁堡的隱遁處恬然自足地來完成《英國史》的較早的一部分。書共兩卷，我在１７６１年把它出版，所得到的只有一點勉強說得過去的成功。
高額版稅和哲學研究
不過我的著作雖然遭受了這樣狂風暴雨，可是它們仍然進行得很順利，因而書商所給我的版稅竟然大大超過了英國向來所有的版稅。因此，我不只成了經濟獨立的，而且成了富裕的。我於是退休到蘇格蘭故鄉，決意不再出世；那時因為自己不曾拜謁過一個偉人，甚至也不曾邀好於任何權貴，所以自己頗為自得，並願借隱居把這種自得之樂維持下去。現在我既然五十轉了彎，所以自己打算在這種哲學的生涯中度過自己的餘生。不過在１７６３年時，我卻接到素昧平生的海爾蒲伯爵的招請，讓我陪他到巴黎赴任大使，而且他允許我不久就可以任命為使館秘書；同時，我實際上執行的也是秘書之職。這個建議雖然富有引誘力，我在起初卻辭謝了。一則因為我不樂意和權貴打交道，二則因為我恐怕巴黎的禮讓文雅、繁華都麗的社會，也不宜於我這樣年紀和性格的人。不過那位伯爵既然再度敦請，所以我就接受了他的提議。就快樂講，就利益講，我和那位貴族相處，是幸福的一件事。就是後來和他的兄弟康威將軍相處，也是很幸福的。
人們如果沒有見過風尚的奇特之力，那他們永不會想象我在巴黎從各種階級各種地位的男男女女受到什麼款待。我愈迴避他們那過度的禮讓謙恭，他們愈對我表示禮讓謙恭。不過在巴黎住，也能得到一種真正的滿意，因為那個城中富有聰明、睿智而文雅的人們，那是全世界任何地方所不及的。我有一度還打算終身定居在那裡。
我以後就被任命為使館秘書。在１７６５年夏天，海爾浦伯爵離開了我，因為他已經被任命為愛爾蘭總督。我做了代理公使，一直等雷池門（Ｒｉｃｈｍｏｎｄ）公爵到那一年底來到以後才罷。
在１７６６年初，我離開巴黎，夏天又到了愛丁堡，我去那裡的意思仍和先前一樣，仍是打算讓自己隱居在一個哲學的隱遁處。我返回那個地方時，比我離開它的時候，雖然不能說是更為豪富了，可是因為海爾浦的友誼，我卻有了較多的錢，較大的進款。那時我正打算試試，多餘的家資會發生什麼結果，一如我在先前試驗我的小康時那樣。
但是在１７６７年，我又接到康威先生的邀請，讓我做次官去。因為那位先生的人格和我同海爾浦伯爵的關係，使我不能辭去那種的邀請。後來我返回愛丁堡，很是富裕（因為我每年有１，０００鎊的收入）、健壯，而且雖然年邁，還希望久享清福，並看著自己聲名日起。
生命的末年
在１７７５年春天，我患了腸胃症，那種症候在一開始並不曾使我驚恐，不過我想它嗣後卻成了致命的、無法治療的病症。現在我料想死亡是很快的了。我倒沒有因為我的疾病受了什麼痛苦；更奇怪的是，我的身體雖然很衰了，可是我的精神從沒有一刻消沉。因此，假若我要指出我一生中哪一個時期，是我願意重來過一次的話，我一定會挑出這後一個時期來。我的研讀仍如一向那樣熱烈，我的談笑仍如一向那樣快活。而且我想，一個人已經到了６５歲，就是死了，也只是截去不多幾年患疾的光景。而且我雖然看到，有許多徵象，預示我的文名終究會顯耀起來，可是我知道我也只有不多幾年來享受它。我到此時對於生命算是最無牽掛的了。
現在我可以回顧一下我的性格，結束此文。我的為人，或者寧可說，我從前的為人（因為我現在說到自己時，應該用這種過去說法；這樣一來，倒使我鼓起勇起來，吐露自己的意見），和平而能自制，坦白而又和藹，愉快而善與人親暱，最不易發生仇恨，而且一切感情都是十分中和的。我雖是最愛文名，可是這種得勢的情感也並不曾使我辛酸，雖然我也遭遇過幾度挫折。青年人和不自檢束的人也樂與我相處，正如勤懇的人和致力文藝的人樂與我相處似的。我因為與謙抑的女子相處，覺得特別快樂，所以她們待我也很好，使我沒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
總而言之，許多人雖然在別的方面都超卓，可是也往往遇到人的誹謗，致使自己不悅。至於我，則不曾被誹謗的毒齒所齧、所觸。我雖然置身於各政黨和各教派的狂怒之下，可是因為我對他們平素的忿怨處之泰然，他們反似乎失掉了武器。我的朋友們從來沒有遇見任何機會，來給我的品格和行為的某些地方辯護。熱狂的信徒們非不願意捏造並傳播不利於我的故事，但是他們從來找不出令人可以有幾分相信的事實來。我並不是說，我對我自己所寫的這種安葬演說中沒有任何虛榮心在內，不過我希望，我這種虛榮心並沒有錯置了。這是一件容易弄明，容易稽查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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