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根柱，北京市人，34歲，1980年因偷竊被教養2年，次年保外就醫期間，因搶劫罪被判刑9年，註銷戶口，送青海唐格木勞改支隊執行改造。1992年7月31日晚１１時，於犯夥同張寶琪（與於在同一勞改場結識的勞改人員）以租車為名，將北京北新出租汽車公司王某某出租車騙至崇文區河泊廠南巷南口行搶，遭到司機的反抗，於犯持刀兇殘將王扎死，倉惶逃跑。案發後，崇文刑警隊偵察後認定為於根柱所為，隨後向全市發出通報緝拿。
1992年11月17日，於犯又和張寶琪一起將居民蔣某某、孫某某兩人分別勒死在馬甸北土城後小樹林裡和朝陽六里屯石佛堂路西側草坡上。
1992年12月10日，於犯又夥同持槍殺人犯王鐵民在朝陽區大屯鄉進行入室搶劫，將居民李某、梁某某夫婦用鐵錘打死、割斷食管，剁下手指，割掉臉上肉。案發後，王鐵民被捕獲，判死刑處決，於犯在逃。
1992年12月31日晚6時，於犯又將崇文區打磨廠衚衕居民周某某槍殺，打開保險櫃，搶走現金萬餘元，及金銀首飾等飾品。北京市公安局從1992年起將於根柱列為重點追捕在逃人員，加緊了對於犯追蹤調查。1994年5月通過電話查詢及對於犯姘婦王某某行蹤調查，發現了於犯窩點。正當進行蹲守時，於根柱同七子（張寶琪）、家宗3人在西城橇盜麵包車，被車主發現，家宗被抓獲。根據家宗口供，西城分局刑警大隊將白塔寺的窩點端掉，繳獲一支建衛24小口徑步槍。同時於根柱再一次失去的蹤跡。
此後，在秦皇島發現於犯電話信號，又因秦皇島電話局電腦出問題沒能及時獲得信息，再一次失去了抓捕於犯的機會。但是毒蛇總會出洞的，1994年10月14日於犯又同張寶琪、七民３人對房山區某加油站進行搶劫，打死一人，打傷一人後逃走。次日在河北涿州某飯館因嫖娼交假美元被圍，於根柱掏槍打傷一人後逃走，另外兩人被抓獲。隨即涿州公安機關與北京市公安局取得聯繫，派人到現場認定了為於犯所為，對其在房山窩點進行蹲守，終沒有見到於犯蹤影。又一次失去了於根柱的蹤跡。
戰鬥經過
1995年3月10日晚6時許，豐臺區大彎火鍋城歌廳有６男２女與歌廳服務員發生口角，被扎傷一人送到豐臺醫院經搶救無效死亡，送傷員的４人隨機溜走，醫院通知豐臺公安分局刑警大隊後，刑警大隊政委電話通知豐臺鎮派出所副所長立即帶民警去醫院訪問。隨後副所長又到大彎火鍋城調查。在凌晨２時，接到豐臺刑警大隊政委電話指示，協查豐臺鎮一個叫大利子的人。隨後，刑警大隊的一民警、六里橋派出所一民警及分局防暴隊的３名同志趕到。刑警介紹大利子叫趙某某，住豐臺鎮西倉庫大院。副所長爽快地說：那個院的情況我熟，不用叫管界民警了。我帶你們去。說完帶領本所民警二人人一同去了西倉庫。
趙某某住在五層，這裡離兩會京豐賓館僅一牆之隔。因為是傳喚證人，副所長考慮帶槍去軍隊宿舍不合適，就讓帶著微沖和手槍的３名防暴隊員守在樓門口，與本所三名民警上樓，敲開門後，正是趙春利開的門。他說：我知道為什麼找我，是不是歌廳打架的事？，副所長推門進去說：你穿好衣服跟我們去派出所。這時副所長見北面小屋的單人床上睡著一男一女，於是問道他們是誰？。趙春利回答：不認識，是朋友介紹來的。這時那一對男女也醒了，副所長過去盤問。二人稱：是城裡的，晚上跟朋友喝點酒，聽會兒歌，晚了回不去了，就睡在這兒了。副所長見那個男人的胸上、胳膊上都刺滿了青龍，覺得這個人很可疑，於是說：都起來，穿上衣服，然後對趙軍和蘇成才低聲說：他倆與案子可能有關，起床後一起帶回去審查，說完與六里橋派出所的民警押著趙先下樓去了。
房中的一對男女穿衣服時，看押那一對男女的民警的ＢＰ機突然蜂鳴起來，民警低頭看ＢＰ機時，情況發生了突變。床上的男人從褥子底下抽出一支手槍，將女的狠命推向民警，然後衝出門去。民警一把抓住這個女人，同時高喊：抓住他，他有槍！同時追出門去。副所長及另一民警聽到喊聲把趙交給門口的防暴隊員，然後返回接應，往上衝。在二樓將持槍的歹徒堵住。歹徒抬手就是一槍，二人迎著槍口撲了上去，分別扭住歹徒的左、右臂，在奪槍時，歹徒又連開兩槍，先打中了民警的左肩，又向副所長的頭部打了一槍。副所長中彈後仍死死地抓住歹徒的右肩不放。搏鬥中民警用那隻未負傷的右臂抱住歹徒滾下樓梯。在樓梯拐彎處將歹徒壓在身下。樓下的防暴隊員衝上來了，另二位民警從樓上衝下來了，繳了歹徒的槍，裡邊還有３發子彈。將歹徒擒獲後，經檢驗，此槍就是10.14涉案槍支。
1995年3月11日晚9時，北京市公安局預審處三科310預審室正在進行審訊。
預審員：“你因為什麼被抓？”
案犯：“我把警察打了。”
預審員：“你把詳細情況談談。”
上了手銬腳鐐的案犯癱在椅上不語。猛然間，他一低頭。
預審員警覺起來，嚴厲問道：“你幹什麼呢？”
只見其滿嘴是血，舌部咬傷，已無法說話，訊問中斷。
幾個小時前，豐臺鎮派出所副所長崔大慶帶領幾名幹警，傳喚頭一天晚上在大享ＯＫ歌舞廳毆鬥致死案的涉嫌人員趙春立。正值“兩會”期間，為防意外，崔大慶安排３名攜槍的防暴隊員在樓下守候，他帶領本所幹警蘇成才、六里橋派出所幹警甘雷、分局刑警隊偵查員趙軍上樓敲門。傳喚趙時發現，緊挨廚房小屋內的單人床上睡著一男一女。趙結結巴巴說：“他們和打架沒關係，是市裡的朋友，臨時來住的。”
出於職業敏感，崔大慶決定把身份不明的男女一同帶回所裡審查。趙、蘇留下帶那一男一女，他與甘把趙帶下樓。
趙、蘇在小屋門口緊盯著那對男女的一舉一動。滿身紋龍的男青年背對著他們慢吞吞地穿著衣服，突然，他從褥子下面拿出一支手槍，猛然將那女的推向堵在門口的警察。趙、蘇被撞個趔趄，他們順手抄起菜墩、鋁鍋掄過去，可男青年已持槍竄出了門外。蘇成才向陽臺和樓下喊道：“大慶，大慶，他有槍！”便與趙軍緊緊抓住女青年向樓下追去。
聽到樓上“咚咚”的腳步聲追下來，又見下面兩個民警堵過來，持槍男青年在絕望之際，向警察射出了罪惡的子彈。面對瘋狂的歹徒，崔大慶衝上去。殊死搏鬥中，崔大慶直至犧牲還死死攥住歹徒的胳膊。甘雷忍著受傷左臂的劇烈疼痛，與案犯摔打到樓下，在趕來的戰友們的協助下，制服了案犯。
一小時後查證，這個不明身份的男青年系全市通緝近一年的在逃犯於根柱，女青年是其女友。
上級指示，此案必須從快審結。
預審處連夜突審，當即把週末已下班的同志呼來。
老預審員周進平對案犯於根柱並不陌生。１９９４年５月“嚴打”期間，在審理朱志剛、張學剛、王鐵民案件時，３犯均供於系盜竊、搶劫殺人等惡性案件中的主犯。於手上有數條人命，這次又喪心病狂地殺害了追捕他的公安幹警。預審人員個個義憤填膺，但他們深知感情代替不了法律，只有從快查清於犯的餘罪，使其受到法律嚴懲才能告慰英靈，緬懷戰友。
沒想審訊剛剛開始，於犯就咬舌自殘。身背數起人命案，還有懸案待查證，咬傷舌頭，無法供述，給案件的審理帶來困難，同時也是對正義審訊的一種示威。
審訊與反審訊
這是一場審訊與反審訊的戰鬥。
於犯緊閉著溢血的嘴巴，臉部已疼痛扭曲。老周及時請來醫生為於犯診治。
於犯舌中部咬裂，被縫合７針。
“你這是何苦呢？這不是自己找罪受嗎！”面對於犯的牴觸抗拒，預審員反覆做工作：“事已至此，這樣能解決什麼問題？你在犯罪道路上越走越遠，為了哥們兒義氣就去殺害你連名字都叫不出的無辜人。到了今天，還不能總結一下自己嗎？”
幾個小時過去了。於犯的眼珠轉動了幾下，終於，他那顆冥頑不化的腦袋點了一下。 第三天，於犯已能開口講話。他道：“我不是對你提審有怨有仇，我知道自己罪重，也沒什麼說的，只等著死啦。可回頭一想，你們說的也對，我才３０多歲就走到今天的絕路上，還有什麼可扛的呢？我是要下地獄的。我把你們警察打了，我想你們肯定得打我一頓出出氣。可你們還管我，把我當人看 ”
他開始用他還不靈活的舌頭交待了一樁樁一件件血案，供述了過去從未供過的兩起殺人案，一起重大搶劫案，一起重大盜竊案。
搶出租、殺大款
1992年夏季的一天深夜，喝得酩酊大醉的於根柱一覺醒來，混沌的腦海裡想起前段時間洗劫出租車司機的700多元錢已經花光，所剩無幾。
有今兒沒明兒的日子過得不舒心。他捅醒同夥張學剛：“咱們今天得去洗點錢花，買帳就算，不買帳就平。”
人帶著匕首在凌晨１點多鐘出了門，租一輛皇冠車，漫無目的地在城裡轉。當車開到崇文門附近一條又黑又偏僻的死衚衕裡時，他們兇相畢露，命司機把一天來的收入交出。
司機王衛和是180米高的大個子，身強力壯，奮力反抗，邊奪刀，邊跳車大聲呼救。夜深人靜，喊聲嚇得於、張當即下手，猛刺王背部。王肺部被刺穿，倒在血泊中。於、張倉皇逃竄。
於根柱喜歡錢，需要錢，他夢想天上掉下一個大錢包，用不盡、花不完，但他也知道沒這等好事。
為了弄錢，他不擇手段地去偷、去搶，然後大肆揮霍享受。他是個出名的“酒膩子”、“大煙槍”，又喜愛聽歌跳舞，每日的花銷達數百上千元。多年的犯罪使他悟出：為了小錢，也要精心設計，同樣冒險，付出太多，得到太少，不值；要幹，就弄一大筆，才能得到平衡。
1992年冬天，他在酒席上對兩個同夥說：你們知道誰有錢，咱們去“做”（殺）了他。張學剛提供了自己的一個叫“國子”的“磁器”，咬牙切齒地說：“我早就想‘做’他。”
於興奮了，把煙一掐，一拍桌子：“走，就把他‘做’了！”
幾人一同到“國子”家院外觀察動靜。
天色漸漸黑了，只見“國子”的愛人急匆匆出門遠去。他們互相遞個眼色：“上！”由張放哨望風，揣著自制手槍的於和帶著１１連發小口徑步槍的朱志剛走近“國子”家。
“咚、咚、咚！”“國子”聞聲開門，他望著兩個不速之客，禮貌地問道：“你們找誰呀？” “我們是朋友介紹來的。”於邊說邊和朱走進屋裡。還沒坐穩，就迫不及待地亮出家夥：“沒別的，借點錢花。”
“國子”明白了，連聲應允：“行啊。”打開保險櫃外門，突然抬起頭衝朱大聲喊道：“你們要幹什麼？到底要幹什麼？”
於一個箭步跨上去，一手按住“國子”的脖子，另一手用槍口頂在他的太陽穴上，命令道：“轉過臉去！”當“國子”剛一扭臉，“呯”的一聲，就被撂倒在地。
朱搶上前，打開保險櫃，用塑料袋大把大把地裝著錢。
於怕“國子”不死，接過朱的槍又朝“國子”頭部打了一槍。爾後抄起錢袋和首飾盒，揚長而去。事後，還後悔沒再翻翻衣櫃書櫥，多搶些東西。
他們3人平分了“國子”的8.9萬元人民幣，每人戴上一枚20克重的金戒指。
雙重人格
惡性良知
先後8人暴死在他的刀槍之下，一樁樁命案、一筆筆血債記載著於的人生，他走過的是充滿了殘酷的血腥之路。
父親病故，母親患有精神病，於根柱從小失去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他不滿於家庭的窮困，形成了他孤僻、蠻橫的性格。高中勉強畢業不久，他因盜竊被勞教兩年。1981年7月，又因攜帶火槍、鐵棍等兇器搶劫被判刑9年。1990年刑滿釋放回京後，他也曾想過安安分分做點生意，掙點錢過日子。用他自己的話說：向昨天要教訓，向今天要成果。他把家裡多年的積蓄全部投進他做的買賣中，卻沒給家裡掙一分錢。看到人家20出頭就賺了大錢，自己30多歲還這樣窮困潦倒，他陷入了一片迷惘。剛回來時的那點自信消失了，他變得整天渾渾噩噩，喝酒抽菸打發時光，成了吃閒飯的人。正在這時，曾與他同在青海服刑的王鐵民為躲避通緝找到了他。哥兒們找來了，當然要管；加上自己正不願在家裡吃閒飯，丟人現眼，他從家裡不辭而別，和王浪跡社會，尋機作案，等待發跡。
從此，在“哥兒們”當中，他擔當了“老大”的角色，今天為這個撐腰，明日為那個出氣。他心黑手毒，“打人不尿血就不叫打人”，到處打、砸、搶、偷，殺人越貨，作惡多端。
一次，和青海一幫服過刑的“難兄難弟”在歌廳裡聽歌，一個“難弟”跳舞和鄰桌口角互毆打傷，跑來找到“難兄”於根柱幫報仇。於二話沒說，帶著七八個弟兄衝到舞廳。老闆娘見這陣勢，不停地陪著小心。於眼珠帶血地問道：“這兒你做得了主嗎？”老闆娘話沒出口，於上去就是一腳，把她踹出好幾米遠。接著，他掄起大刀向電視機狠命砍去。旁邊一個小夥子輕聲說了句：“幹嗎呀！”於回手就是一刀。
別看他逞兇發狂，其實用著殺人搶劫來的錢財，日子過得也不踏實。他愛唱歌，搶著麥克風就不撒手。背上血案後，他忍痛放棄聽歌唱歌的念頭，這兩年都不敢輕易去歌廳。走在大街上，他不敢隨便回頭，怕人家盯上他。他從不乘坐地鐵，怕盤查時給堵著；即使坐出租車，中途也要換乘幾次。為了壯膽，他槍不離身，子彈上膛；白天別在腰裡，晚上壓在枕下；夏天出去放在手包裡拎著，冬天出門別在後腰上。一次他在河北涿州殺人越貨後心驚肉跳，怕在路上被捕，放棄了一切交通工具，硬是整整走了一夜從涿州步行逃回北京。
他自知罪孽深重，一旦發案，必死無疑，故而時刻警覺，甚至對同夥也懷疑三分。 那年秋天，與他一起溜撬盜竊20餘起的同夥李健找到他，說自己因別的案情被公安機關通緝，想來避避風頭。李見於不大情願，威脅道：“一根線上拴著兩隻螞蚱，我頂了‘雷’你也跑不了。”於笑道：“好啊，咱們都頂‘雷’”。過了幾天，他便找到與李有過口角的王鐵民：“咱們把李健‘做’（殺）了吧。”
二人一拍即合，酒後來到李家中，三下五除二就把李連帶他妻子殺掉。於順手抄起一隻雪梨，坐在李屍體上大嚼大咽起來，邊吃邊說：“鐵民，你把他們臉上的肉剜下來。”當他看到王在一旁篩糠似地抖動時，罵了一聲：“廢物，我來。”便抄起刀割下李健夫婦的臉和手指，仍進廁所沖走。
就是這樣殺人不眨眼的惡魔，審訊中提到他的家人時，他竟然流出淚來，兇殘野蠻後面
的脆弱暴露無遺。他沒給困難的家庭掙回榮華富貴，卻惹來一樁樁的禍。他惦念病中的母親，卻不敢回家看看。他坦白：“流亡的日子不好過！我穿著昂貴的西服，兜裡可能只裝有２０塊錢。整日提心吊膽、東躲西藏的日子我真過夠了。若有來生，打死我也再不這麼活啦。”
就在他流露出內心深處對家人的一絲愧疚時，他是否想到那些無辜受害者的妻兒老小！ 經偵查核實，於先後盜竊數１０起，僅起獲小部分贓物價值就有３０餘萬元，搶劫殺害８人，重傷４人。
詭計多端的於根柱
於根柱生活在一個多子女的家庭，父親是煤礦工人，脾氣暴躁；母親有精神病，家庭生活十分困難。沒有得到多少家庭溫暖，因而養成了冷漠，內向孤僻的性格。他虛榮心很強，怕別人看不起，就以殘忍狠毒來標榜自己。他說雞毛蒜皮的事不幹，要幹就幹大的，我要參加肯定就是主犯。
隨著偵查工作的深入，於根柱的同夥大部分都已落網，只有於犯在外四處逃竄，整日提心吊膽，惶惶不可終日。儘管這樣，於根柱不輕易接納新的同夥。他認為：沒膽的不行；有膽不敢下手的也不行。他在獄裡呆了十多年，就喜歡看偵探小說，對森村誠一的推理偵探小說情有獨鍾，如何逃脫追捕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於根柱的今天。在琢州打傷司機後，沒敢走大道，害怕這邊一個電話，那邊就要設卡堵截。他沿著小道，走了幾十里路，回到房山時，腳上的鞋都磨破了。
於根柱怕作案後遇到公安人員突然降臨，走到哪都帶著槍。1993年初，於犯和同夥在越南芒街黑市購買了一些手槍和一支衝鋒槍及手雷、子彈。1993年10月於根柱從張學剛那裡拿走槍管電鍍的毛瑟槍和6發子彈。1993年22月18日西城分局和市局刑偵處破獲了這個倒賣槍支彈藥團伙，抓獲7名案犯，收繳了除毛瑟槍以外全部槍支彈藥。
自從有了槍，於根柱作案更加肆無忌憚、充滿血腥氣味。他的槍總是子彈上膛，外出別在腰間，晚上放在枕頭、褥子底下，槍不離身，如困獸一般。他對圍著他的地痞流氓叫囂：警察敢抓我，我就和他們拼了，絕不能讓他們抓活的。
狡猾的於根柱從來不坐地鐵，他認為那裡檢查很緊，一旦要求出示身份證怎麼辦，有點事還真跑不出去，非折了不可，小命也就死得快了。他也從不坐公共汽車，即使乘出租也倒換幾次。為了防止偵查員發現他的聯繫電話，每次呼人都將留的電話原號首位上升一個數，自己用代碼3000表示，使一般人很難發現和查找。
只要有與他很熟的人“進去”，他馬上搬走，另找地方住。為了不讓女友王某成為捕捉他的線索，不能讓事壞在女人身上，自從王某從酒樓歌廳請假後，於根柱再也沒有讓她上班，不許回家、給家裡打電話，王某的活動完全控制在他的視線之內。
一時間，於根柱沒有動靜，銷聲匿跡了。
抓捕通緝犯於根柱
1995年3月10日晚10點20分，豐臺分局接到報案，一夥人在豐臺大亨火鍋城歌廳滋事，一人被當場扎死。分局刑警大隊當即通知豐臺鎮、六里橋兩個派出所派人同赴現場勘查。
經過5個多小時緊張調查，案情基本查清。11日凌晨4點多鐘，豐臺鎮派出所副所長崔大慶得知刑警大隊偵查員趙軍和六里橋派出釁民警甘雷等人要去豐臺鎮東安街19號院，傳喚與此案有關的趙春利，便對他們說：“那個院的情況我熟，還是我帶你們去。”
來到趙春利住的樓門時，崔大慶對同來的三名防暴隊員說：“你們在樓門口接應。”隨即便與趙軍、甘雷和本所民警蘇成才一起上了樓。
敲開趙春利的門後，崔大慶剛間他姓名，趙春利就說：“我知道你們找我幹什麼，是不是大亨歌廳打架的事？’’崔大慶說：“就是這事，你穿好衣服，跟我們去派出所。”這時崔大慶發現他家北屋的單人床上睡著一男一女，即問趙春利：“這倆人是誰？”趙春利說：“不知道，朋友介紹來的。”
崔大慶見兩人已醒，便間：“你們是哪的？’’男人答：“北京的。”崔大慶（崔大慶生命的最後一刻：抓捕惡魔於根柱）又問：“你到這兒幹什麼來了？”男的說：“晚上跟朋友喝了點酒，聽了會兒歌，就住下了。”崔大慶即對趙軍、蘇成才說：“這倆人可能與案子有關，看他們穿好衣服，帶回派出所審查。”說罷，他對身旁同伴們留下了一個只有民警才能看得懂的眼神。隨後與甘雷押送趙春利下樓，交給防暴隊員。就在他們準備返身上樓接應時，突然聽到蘇、趙喊聲：“抓住他，他手上有槍。”甘雷由於年輕，衝在了前面。在樓道中，持槍的歹徒見到身穿黑皮夾克的甘雷怔了一下，似乎在判斷這個人是否是民警時，甘雷利用這個瞬間衝上去，抓住了他的右手，稍後衝上來的崔大慶也抓住兇犯的左手，然而罪惡的槍聲響了。一槍擊穿了甘雷的左臂，另一槍則使崔大慶倒下了……
手臂負傷的甘雷急紅了眼，顧不上傷痛，抱著兇犯滾下了樓梯，併發出憤怒的吼叫，將他壓在自己的身軀下。在二樓轉彎的平臺處，衝上來的防暴民警用衝鋒槍口對著兇犯，遂繳獲了那支手槍。此人正是被通緝的要犯於根柱。
看來，曾經在眾匪面前誇口“警察如果抓到我，我拼了然後自殺”的於根柱，也非真想“殺自成仁。”當甘雷擰住他的手臂，迫使其手中的槍口對著他自己的下領時，於根柱也未敢開槍自殺。只是到了看守所內，他才將自已的舌部咬裂，企圖抗拒交待。
在北京市公安局預審處，迅速組織了強有力的預審班子，對於根柱進行了強大的攻勢，同時也給予了應有的治療與待遇，使於犯終於將自己所犯的罪行徹底交待。這個與法律為敵，視人命為草芥的兇犯，終於為法律所制裁，得到了應有的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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