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两天说完了孔飞力的这本《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我们来总结一下。
一开始，我们介绍了所谓叫魂案的来龙去脉。官方史料正式记载的第一宗叫魂案，发生在1768年浙江农村，是个乡下农夫为了报复自己侄子，托人把写有名字的纸符，粘桥桩子上用锤子砸。此后这类依靠所谓叫魂来混吃骗喝甚至敲诈的治安案件越来越多，从江浙一带陆续蔓延到大半个中国，搞得百姓人心惶惶。由于叫魂案中涉及到偷偷剪人头发的行为，上报到乾隆皇帝之后，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乾隆皇帝最终把叫魂案定性为有人企图颠覆清朝统治的阴谋，要求各地大力追查。
接着，为你介绍了孔飞力把当时的社会分成三个层次，分别分析他们面对叫魂案的想法。在普通百姓层面，由于当时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相对富裕地区的本地居民，害怕外来流动人员干扰他们本已小康生活，因此神经非常敏感，对外乡人充满警惕和敌意。一旦外乡人惹是生非，就会联想到叫魂妖术，社会性恐慌不断蔓延。在地方官员层面，开始只是把叫魂案当做普通治安事件，大事化小，得过且过；可当他们得知皇帝高度重视之后，立马不惜滥施刑罚、制造冤假错案，拼命向上头表功，官场的上下欺骗使得叫魂案越抓越多、越查越乱。到了乾隆皇帝这个层面，一方面他很担心汉人反清意识的复苏，另一方面他又害怕官场欺下瞒上、骄奢淫逸的风气，架空他的领导地位，动摇他的统治权威，因此他要直接插手督办叫魂案，借机对他看不顺眼的官员大肆处罚。叫魂案本来不过是民间普普通通的社会治安案件，可大家各怀心思，在三个社会层面的相互作用影响下，逐渐发酵，愈演愈烈，结果造成大范围的社会混乱。
最后，为你介绍了孔飞力通过分析叫魂案的最终解决手法，研究了清政府内部的运作和沟通特点，特别是中、高层官员是如何跟皇帝周旋、博弈的。这其中，大学士傅恒和刘统勋，对整个叫魂事件的和平终结，发挥了功不可没的巨大作用。他们苦口婆心规劝皇帝的思路和手法，反映了当时清朝官场的生态。孔飞力认为，中国封建官僚体制有着不同于当时西方官僚制的柔性约束机制。表面上看皇帝绝对集权，但背后整个官僚体系与皇帝之间还存在微妙的关系，这种均衡使得统治保持稳定。
书中的内容就为你分享到这儿，通过这本书的阅读以及孔飞力的研究，可以引发我们的很多思考和感悟。
首先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孔飞力在这本书里所运用的研究方法非常精彩。孔飞力的这种手法，是一种典型的以小见大，从细微入手，完成宏大叙事的方式，也就是通过一个具体的案例，提出疑问，然后逐步扫描焦点，最后把整个乾隆年间的社会百态和官场运作一一描绘到位。微观史料选用清晰得当，宏观分析总结大气磅礴，让人读后不禁拍案叫绝，原来历史还可以这样生动地研究。这背后其实体现了孔飞力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扎实的学术功底。孔飞力不但现代汉语和文言文的功底深厚，而且很有治学的耐心。他花了很长的时间钻进清朝皇家档案的故纸堆里，查阅了大量一手文件，汇集了各方面学术资料，最后才能够把这些细节内容总结得翔实生动，对各种案例和统计数据信手拈来，显然是一派大家风范。
由于这种细微入手、宏大叙事的特点，国内很多人也喜欢把孔飞力的这本《叫魂》和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相提并论。这两本书都是从一个历史时间节点上切入，通过研究细节，最后逐步深入推展到描绘整个社会，方法论上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在国际学术圈子里，《叫魂》的影响力是远大于《万历十五年》。这一方面是因为，孔飞力在本书中综合运用了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研究方法，使得《叫魂》成为跨学科社会历史研究的典范；另一方面更有意思的是，不同于黄仁宇以“现代性”这样一个纯粹的西方学术命题来分析中国历史，孔飞力一直坚持的是所谓中国中心观的学术理念。他喜欢结合中国的文化特色，来研究中国的历史，从而得出不同于西方传统理论中对中国的解读答案，这样反倒占据了国际学术研究的潮头地位。
另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本书的历史价值。孔飞力通过这本书，抽丝剥茧地把清朝鼎盛时期的老底儿给彻底翻了出来。群体恐惧让人们相互戒备，更易于敏感和冲动；官场欺骗处处存在，腐蚀了整个社会的健康。本来一场小小的民间治安事件，搞得一地鸡毛，难以收拾，最后，依靠几个心怀救世济民士大夫精神的军机大臣，力挽狂澜，绞尽脑汁规劝皇帝收手，维持大面上的安稳。清朝的腐败根底通过这样一场风波，已经昭然若揭。几位士大夫臣子的责任感和努力献身，能够解决一时的局面，但无法改变封建统治的根本问题。这不后来到了慈禧太后当权的时期，在老佛爷的一意孤行之下，最后满朝文武连愿意或者说敢于站出来规劝她的人都没有了，腐朽的封建王朝只能走向崩溃。
题外话：读书可以扩充我们知识边界，获得更多看问题的视角，但盲从是要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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