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浸淫褚書，
悟得“內捻法”，
終成“二王”傳人。
——書法臨帖幫
潘伯鷹：從行長秘書到“二王”傳人
20 世紀堪稱我國的“文藝復興”時期，其間名人湧現、名家輩出，誕生了一大批包括書法家在內的傑出的藝術家。以書法家為例，若按身份職業劃分，則大致可分為社會名人型、文人學者型、畫家型和職業書家等四類，群星璀璨、蔚為大觀。
其中，孫中山、毛澤東、朱德、周恩來、董必武、沈鈞儒、陳獨秀、蔣介石等皆屬社會名人型書家，尤以毛澤東為翹楚，其書法正大氣象、磅礴淋漓，於千古書史獨闢蹊徑、自出一格。
魯迅、茅盾、葉聖陶、章太炎、沈曾植、章士釗、李叔同、胡適、郭沫若等乃為文人學者型書家，其書法有強烈的書卷氣，充滿個性，氣息純真，多以尺牘和手稿為佳。
而吳昌碩、徐悲鴻、齊白石、黃賓虹、張大千、豐子愷、潘天壽、劉海粟、李苦禪、李可染、陸儼少等一大批畫家則均以能畫善書名世，其書雖不拘於法度，然書中有畫意，字帶煙雲氣，多具陌生感。
當然，藝術上最值得關注和研究的還是職業書家，如沈尹默、鄧散木、林散之、徐生翁、白蕉、潘伯鷹、馬公愚、陸維釗、沙孟海、李瑞清、鄭誦先、高二適等一大批書家，他們在相當長的時間裡皆以書法為命業，且畢其功於一藝，終成大家，其書既法度森嚴、循規蹈矩，又獨出機杼、獨樹一幟，實為書藝之正宗。其中，潘伯鷹與銀行之緣則鮮為人知。
潘伯鷹（1899—1966 年），原名式，字伯鷹，號鳧公、有發翁、卻曲翁，別署孤雲，以字行；安徽懷寧人；系著名書法家、詩人、作家、文物鑑賞家，亦為現代書壇“二王”書風的代表人物之一；著有《中國的書法》《中國書法簡論》《書法雜論》等，出版有《潘伯鷹行草墨跡》。
潘伯鷹 臨王羲之《喪亂帖》
潘伯鷹出生於書香門第。據他回憶，幼時家中至少藏有 300 餘件歷代書畫，在這種充滿墨香的環境中耳濡目染、日積月累，他得到了良好的藝術薰陶。
成年後，他早期從政，且曾一度接近高層，但因不熱衷於此，故未成為達官顯要，而多為“幕僚”。
抗戰前夕，蔣介石因慕其才華聘為秘書，但凡重要文稿，多出自其手，後又轉任實業部、內政部秘書；在國共和談期間，又擔任國方代表章士釗的秘書；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先任職於上海圖書館，後又受聘為同濟大學、上海音樂學院教授，復任上海文物保管會負責文物鑑定，並擔任上海市政府參政室參事、上海中國書法篆刻研究會副主任委員兼秘書長等職。因這一時期他多以職業書法家身份面世，故有幸躲過了歷次政治運動的衝擊。
中央銀行五元券
自古英傑多磨礪。潘伯鷹與銀行的淵源源自風雲激盪的抗日戰爭期間。全面抗戰爆發後，隨著日軍的步步進逼，國軍節節敗退。為保存實力，國民黨中央政府先由南京遷往武漢，後又遷至重慶。一時間，大江南北的人和物不斷向西部地區轉移。
正是在這次舉國大遷徙中，東部地區先進的科技文化與西部地區的民族文化有機融合，極大地促進了西部地區文化事業的發展，從而使“陪都”重慶成為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一時名流大家雲集，文藝十分繁榮。
正是在此期間，潘伯鷹也來到重慶，並擔任中央銀行行長孔祥熙的秘書。由於銀行日常事務不多，故他得以專心學書，並與章士釗、吳稚鶴、齊燕銘、張伯駒、葉恭綽、沈尹默、吳湖帆、謝稚柳、喬大壯、曾履川、許伯建等藝術界、
收藏界名宿巨儒交往密切。
尤其與大 16 歲的沈尹默過從甚密，二人亦師亦友，一起研詩論書。在頻繁的交往、探討、切磋和實踐中，他眼界大開、學養精進。
潘伯鷹 臨王本冊（局部）
從書法史的角度來看，王右軍“書聖”之地位堅若磐石、無可動搖，因為他已將中國書法的筆法、結體等都推至巔峰、達到極致，成為其後千百年來無人企及、難以逾越的書壇“偶像”。
那麼，後人的書法之路又將何去何從？迄今為止，後世書法家、理論家無不進行著一次又一次的探索和嘗試，但大浪淘沙，千帆過盡，其中僅有少數才華超絕的成功者，或開創一個時代，或為時代所選擇，從而名留書史。
潘伯鷹就是這樣一個代表人物。在海派書家中，潘伯鷹的書法堪稱典範。其書師法唐宋，後上追魏晉，挺拔勁健，書卷氣息濃厚，書寫感極強。
潘伯鷹 書法作品
在用筆上，多用“內捻法”，且以中鋒為主，筆尖走筆畫裡線，使線條紮實有力，富有彈性；在結字上，極為重視筆畫組合的空間變化，靈活多變，或收或放，或疏或密，開合有致，橫生奇趣；在章法的處理上，其追求的是一種疏朗有致、清新灑脫的佈局，字間雖少牽絲映帶，但筆斷意連、氣勢貫通，並通過拉開字與字、行與行之間的距離使書作更具疏朗清秀的書卷氣和君子氣。
可以說，獨特的用筆、結體和章法三者構成了一種只屬於潘氏獨有的那種瀟灑從容的筆墨語言與藝術精神。在多年學書歷程中，潘伯鷹提倡“正草並進”“碑帖兼學”，其行草書遍臨《十七帖》等“二王”散帖，以及孫過庭《書譜》、趙孟頫諸帖；楷書則於褚遂良用功最勤，且逐步體會到諸遂良書法之所以別具一格，正是因為褚長期浸淫魏隋碑書，並將右軍書法中的隸味加以突出所致。
因此，後期便以褚遂良書法為宗，苦臨其《孟法師碑》和《伊闕佛龕碑》，後在《房玄齡碑》下功夫最多。
尤其是他臨寫的《大字陰符經》，深得褚書風神，於用筆和結體都可謂惟妙惟肖，其臨寫墨跡出版後廣為流傳，可謂金針度人。
潘伯鷹 臨《大字陰符經》
需要指出的是，“二王”一脈至褚遂良之後，若說唐代學褚最有成就者當屬顏真卿。但在潘伯鷹傳世作品中，並未發現他直接臨摹顏真卿的遺作，由此或可推斷他並未在直接臨摹顏字上花費大量精力。
但從他 20 世紀 50 年代中期作品中還是能看到顏真卿的影子，可見他並未簡單地承襲顏書之形體，而是將其瑰偉的體勢和雄厚的篆意融入筆底，自成風格，也使自己的書法無論是神韻還是氣勢都與之前有很大不同，藝術水平和層次向前大跨進了一步。
潘伯鷹《行書 王維詩》
故世人每論及潘伯鷹書法，皆會說他傳承“二王”書風，很有成就。但筆者以為，僅此評價難以盡述其成就。他雖得“二王”之風神，但卻並不拘泥於此，而能推陳出新，獨具面貌。這也是潘伯鷹的高人之處。所以，他不僅是同時代的佼佼者，而且時至今日還深深地影響著上海書壇。
除專心創作外，潘潘伯鷹還將自己多年的學書體會與感悟淬鍊成文，如他發表於《書學》第一期的《題十七帖》和第四期的《述執筆法》，以及在 1939 年 1 月 8 日《時事新報》上發表的《論筆》等，既是其精湛藝術技巧和豐富實踐經驗的總結，又是對古代書論和書學思想的深刻解讀與系統闡釋，如統一筆法、規範書寫、簡化研習手段等書學思想無不躍然紙上，影響頗深。
潘伯鷹《於人遇事聯》
更難能可貴的是，其文深入淺出、闡幽發微，使深奧、枯燥的書論變得淺顯易懂，即使不擅書法的人亦能讀懂，並從中受益。潘伯鷹早年還投身於桐城吳闓生先生門下，學習經史文詞，故其詩文功底深厚，著有《玄隱廬詩抄》。
作為帖學派的成員之一，他常與道友以長箋短札來唱和詩詞、交流書藝。其“論書詩”有近 60 首，散見於《玄隱廬詩抄》一書中。這些詩或評師友書法，或品古人書法，或論自己書法；或談學書歷程，或講臨書心得，或敘書學追求。並且，詞句優美，格律謹嚴，格調高雅，尤其是書法史上的典故信手拈來、運用自如。
比如，“心力窮時奇境顯，天機妙極淡功收”，這是他在諄告後學，表明書法技法至臻至淳時神韻自出，萬勿急於求成、急功近利；又如，“垂天水擊九萬里，鯨魚鰭鬣如鯉鯖”，這是他強調書法貴在有“真氣”而非形式，切勿捨本逐末、本末倒置；再如，“何時今古付雙遣？且今且古成一軍”，則表達出他立志創造屬於自己獨特書風書貌的決心和信心。
潘伯鷹不僅工詩文，還長於文學創作，其所著舊體小說《人海微瀾》在《大公報》副刊“小公園”連載，曾風靡一時，後又單行刊出，並被導演鄭正秋改編為電影 《春水情波》。
隨後，他又在“小公園”及北京《實報半月刊》等連載了《隱形》《強魂》《殘羽》等文學作品，一躍成為上世紀 20 年代末華北地區最有名的市井小說作家，可謂“無心插柳柳成蔭”，且直接影響和催生了劉雲若、李山野等一批著名社會言情小說家的崛起。
自古書畫鑑定比之其他門類的文物鑑定更加困難，因為古書畫的文化內涵最深，內容豐富，人物眾多，品類繁複。除詩文小說之外，潘伯鷹還是新中國第一代古書畫文物鑑賞專家。
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後，在上海市政府領導下很快成立了“上海市古代文物保管委員會”，潘伯鷹首任委員會主任。每參觀或鑑定文物，他回家便追撰筆記，日積月累，終成《觀古紀餘》《觀畫錄》等文物鑑賞專著。
目前，從其筆記中可知上海博物館、上海圖書館早期收藏的很多文物尤其是古書畫多經其手，多過其眼，如《米芾多景樓詩》《宋徽宗瘦金體千字文》等。
按照齊白石自己的說法：“我詩第一，印第二，字第三，畫第四。”懂行的人都知道，齊的這一自評實有“故弄玄虛”之嫌。記得也有人曾評潘伯鷹書法第一，詩第二，文第三，小說第四，鑑賞第五。筆者以為這一評價則相對公允。誠然，旁觀者清也。
（作者系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浙江省書法家協會沙孟海研究委員會委員、浙江省文藝評論獎獲得者。文章原載《杭州金融研修學院學報》2017年09期，版權歸原作者所有，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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