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地区是中国黄土高原的中心部分，包括陕西的榆林市和延安市，因位于陕西的北部所以称做陕北。陕北既是中国东西部的结合带，又是草原与农耕文化的折冲区，也是中原华夏族（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的交汇地。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在陕北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多元传承与融合，构成了陕北民间文化鲜明的地域特色和丰富的文化形态，孕育出独特的一体多元性历史文化特点。宋明时期陕北作为疆防重地，多有南方的将士、商贾、乐伎屯戍、经营、生活于此者。他（她）们或有能返故里者亦多有选择留居异乡者，构成了陕北人口与文化的又一重要来源。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陕北文化，既有中原文化之厚重、江南文化之灵秀又有草原文化之雄劲。
几度辉煌。陕北历史上有过几次辉煌。第一次是轩辕黄帝时期，黄帝作为人文初祖，开中华文明之先河；第二次是秦汉隋唐时期，筑长城、修直道、置郡县、设牧苑，陕北的经济与文化曾拥有过一个发展高峰期。第三次是明朝末年农民起义，写下了中国农民运动史上极其光辉的一页。第四次则在二十世纪初期，１９３５年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开始了延安时代。毛泽东思想汲取了陕北文化的丰富营养，《毛选》四卷共１５９篇，在陕北写成的就有１１２篇，其中９３篇是在延安写成的。
半农半牧区。400毫米等雨线横穿陕北，形成农牧的产业与文化分界线。因气候或生态的变化，北方游牧民族或大举南下，陕北成为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最重要的冲突与融汇之地，成为英雄与豪杰的历史舞台。秦汉隋唐盛世着力于陕北的经营与开发，奠定了陕北半农半牧的经济与文化基础。唐宋之际，随着北方少数民族的农业化进程之推进，北方的辽、金、西夏诸国虽然在民族构成上与中原王朝有所区别，但在经济结构上却与呈现出明显的趋同倾向。南北的对峙形式也由间歇性对抗发展到持续性对抗。黄土高原作为夏宋或夏金对抗的前沿阵地，成为双方的重兵驻扎地区，骤然加重了生态环境的压力。
民族融合区。在历史时期，陕北高原先后有猃狁、鬼方、土方、狺方、戎、狄、楼烦、月氏、羌、氐、鲜卑、稽胡、匈奴、吐谷浑、回鹘、突厥、党项、女真、蒙古、高丽及来自西域的龟兹人与华夏族错居杂处。既有矛盾冲突也有民族融合，逐渐同化为今天的陕北人。陕北文化，是融汇了中原农耕与北方草原文化的异质文化共同体。不同文化的碰撞与融汇、不同产业的调适与共存，具有取长补短、重组新生之效，彰显了陕北文化的个性。陕北虽曾荒凉贫瘠，但陕北文化却不闭塞因循，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陕北地名中的民族文化孑遗。 杜甫写过《羌村三首》，其地在今富县城西岔口乡。曾是羌族聚居的村落，在富县、洛川、黄陵等县有屈男（今为曲南）、钳耳（今为钳尔）、弥家川、折家埝；铜鞮（今为桐地）、隽蒙（旧讹进蒙）、罕井（今为侯井）、阿党等。洛川有乞弗、普乃（讹为堡乃）等村名，《北史》、《隋书》诸史人物传中有姓乞弗、普乃者皆鲜卑人，可知村名缘于以鲜卑姓氏。 秃尾河，开元三年（715）吐谷浑大酋长慕容道奴率数千帐降唐，安置其部在“河南” ，秃尾河就是因吐谷浑部族而得名。无定河，古称奢延水、延河古称吐延水。奢延水、吐延水为匈奴语北河、南河之谓。无定河上游又称萨拉乌苏河，萨拉乌苏蒙古语的意思是黄色的水。大保当为蒙古语，意为灌木丛草滩。宜川有秋林乡、赫列畔，延长有呼延村，均以匈奴姓氏秋林、赫列、呼延为名。延安、延长、延川诸地名或与匈奴有关。宜川有库涡（香火）川、延安有库利（贮谷）川、延长有渭牙（水木）川、可也（寨堡）村，均以稽胡语得名；富县吉子现乡哪哈塬，以女真族姓氏哪合为名。
陕北姓氏中的民族文化信息。陕北复姓中的少数民族信息还比较容易识别，如呼延、赫连、宇文、慕容、尉迟等。但是有些常见姓氏如薛、侯、慕、费、折、艾、白、米、康、石、兰等，已和汉族姓氏没有什么区别，需要考诸史籍追溯其族源。北魏孝文帝改革，令鲜卑人改称汉姓。拓跋氏改姓元氏，其它叱干氏改姓薛，费连氏改姓费，若干氏改姓苟，口引氏改姓侯，去斤氏改姓艾，贺拔氏改何等等。匈奴迁入内地后，贺赖氏改姓贺，独孤氏改姓刘，须卜氏改姓卜，丘林氏改姓丘或林。而陕北的白、石、康、米、曹诸姓，多与西域诸族关。其他族类 如翟－翟（ 高车）；乙速孤－王（羯）； 普六茹－茹（柔然）；屈突－屈（奚族分支库莫奚）；斛瑟罗-－罗（西突厥）；裴－裴（疏勒）；支－支（大小月氏） 车－车（车师或高丽） ；阿史那－史（突厥）。
能源富集区。陕北山岚起伏、沟壑纵横，曾经是相当苦焦的地方之一。由于长期解决不了温饱问题，曾让陪同外宾到延安参观的周恩来总理伤心落泪。然而造物主是公平的，给了陕北丰富的地下资源。经过地质工作者多年的勘探，陕北探明的煤炭储量1400多亿吨、天然气3000多亿立方米，石油远景储量在11亿吨以上。陕北能源化工基地，成为国家“西煤东运”、“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的重要源头。能源开发也带动了陕北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延安、榆林市的综合经济实力目前均居陕西省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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