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的40年進程中，中國作為“世界工廠”，強大的加工貿易曾為我們躋身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立下了汗馬功勞。
然而，今天我們的製造業至少面臨著訂單難、商品流通難、成本優勢不再、融資難的四大困境，甚至於很多老闆在口口相傳著“生死不入製造業”的論調。
再從國際環境上來看，美國的圍堵，東南亞、墨西哥的步步緊逼，中國製造業也在面臨著“前有狼，後有虎”的艱難境地。
於是，我們不禁開始思考，中國的製造業在這樣一個轉型升級躊躇不前，所剩時間極其有限的時刻裡，到底該做些什麼？
本文摘編自郎鹹平等著《財經郎眼11：中國製造業下一步：從製造到營造》，正和島作為東方出版社合作方，經授權發佈。
作 者：郎鹹平 王牧笛 王今 等
編 輯：夏昆
圖 片：視覺中國
來 源：正和島（ID：zhenghedao）
製造業的傳統優勢正在消失
1.中國製造業遭遇困難
在過去40年中，中國作為“世界工廠”，強大的加工貿易為我們躋身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立下了汗馬功勞，但為什麼我們的製造業今天處境如此尷尬呢？
因為中國製造業遇到了一些困難。首先是我們在國際產業鏈分工的鏈條中，始終處在低端製造的位置，只能做些附加值低、利潤微薄的加工貿易。這種情況在中美貿易摩擦不斷的今天，變得更困難了。因為中國製造業的比較優勢——土地、勞動力等成本優勢正在消失，再加上營商環境的不理想，導致一些國際品牌在中國的工廠選擇外遷或遷回本國建廠。
我要告訴各位，出現這種情況其實不必訝異。從全球產業結構格局看，越南、印度等東南亞國家和墨西哥等美洲國家現在在土地、勞動力這些成本上都比我們有優勢，形成不可避免的最新一次產業轉移浪潮。
另一方面，美國在經濟危機裡發現自己國家產業出現了空心化，美國前總統奧巴馬、現任總統特朗普相繼推出了很多扶持製造業的產業政策，惠普、蘋果等美國公司經過一番精打細算，紛紛把工廠遷回本國。
最後，比較尷尬的是，中國製造業本應從目前以加工貿易為主的結構，調整為向高端製造業升級轉型，但遺憾的是，我到現在還沒有看到我們升級轉型成功的跡象。
2.中國製造的成本紅利正在消失
成就中國“世界工廠”地位的是什麼？各位去網絡搜索，答案基本都是中國製造的廉價成本，這裡包括廉價勞動力、低廉的土地、能源等成本。另外，還會有指出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為了招商引資給外企在稅收、進出口經營權和註冊資本等方面開出了很多優惠政策。
我在這裡告訴各位，你們查到的這些優勢現在已經基本上蕩然無存了，中國製造的各項成本紅利正在快速消失。
什麼是中國製造業的核心競爭優勢？很多人會說是人工成本，但我要告訴各位，我們現在的人工成本已經快要和美國持平了，舉個例子給各位看：
惠普和富士康在美國印第安納州的首府印第安納波利斯開了一家工廠，他們在當地僱傭了1300人，在2013年的時候計劃生產290萬臺電腦，各位猜一下，這些美國工人的最低工資是多少？每年15000美元，相當於一個月只有1250美元而已。
那麼富士康在當地聘請的技術管理人員的年薪是多少錢呢？也只有3萬美元而已。可能有人會說，1250美元相當於7000多元人民幣，絕對是高薪了，可是不要忘了，這些工人生活在美國而不是中國，他們要承擔的是以美元計算的生活成本。所以我們比較富士康全球各地員工的年薪，還要參考當地的生活成本。
富士康目前在大陸的用工年薪是多少？以鄭州富士康工廠為例，那裡的工人最高月薪是3600元人民幣。據我調研，這個工資在鄭州已經算是較高水平，是當地最低工資1240元的三倍。
另外，企業在中國除了要給員工發工資，還要負擔他們的“五險一金”等費用，這些加在一起，我認為富士康工廠在鄭州僱傭一個工人，每個月起碼要花5000元。據悉，富士康的母公司鴻海集團正在把它們在大陸的工廠往西部遷，因為那裡的工人工資更低一些，能降低用工成本，這說明我們在用工成本上的優勢正在逐漸消失。
3.中國營商環境亟需改善
接下來再提出一個涉及面比較大的問題，就是中國的營商環境。營商環境都包括什麼？它指本土和外國企業在中國經營時遇到的企業開設、經營、履約等方面遵循的政策法規，以及要遵循這些法律法規耗費的時間和金錢成本。
世界銀行在過去十幾年裡，每年從10個方面對全球189個經濟體的營商環境進行評估，主要是看各個經濟體對企業的監管環境。它曾經發布了《2014年全球營商環境報告》，各位猜中國在189個經濟體裡排第幾？答案是第96位。
我們的排名怎麼這麼靠後？我認為原因主要出在政府管得太多上了，沒有做到“政府的歸政府，市場的歸市場”。我給各位舉個例子，你如果打算在中國建立一家工廠，撇開用工成本的問題，你首先要考慮申請執照需要多少行政審批流程，也就是要有多少個政府部門的批准你才能合法建廠。
2013年，我們的一位企業家在廣州市“兩會”上拋出過一張項目審批所需要經歷的“萬里長征圖”——“一個投資項目從立項到審批，要跑20個委辦局、53個處室，蓋108個章，需799個審批工作日。”這個事情在當時引起軒然大波，我們的政府知道後快速做出了反應，在很多領域開展了行政審批簡化的改革。
我非常支持政府的這項改革，它優化了我們的營商環境，但必須指出的是，光把這一些行政機構的某項審批權限收回是不夠的，還要通過其他改革讓我們的政府部門真正起到為企業解決問題的作用，而不是為企業製造問題。
4. 中小企業融資成本太高
再看中國中小型企業的融資成本，因為我們的利率沒有實現市場化，還是央行說了算，目前還維持著全球較高的利率水平。而且我們的商業銀行基本都是有官方背景的，它們在選擇借貸對象時，往往很難完全按照市場原則把錢貸給有償付能力的企業，而是很容易受地方政府的影響，把錢貸給國企、地方性大企業等有地方政府扶持的企業。
因此，我們的中小企業，也就是大家說的民營企業，他們的融資成本都高達20%~50%。各位曉得美國的這個數據是多少嗎？只有10%。另外，中國大型企業的融資成本是6.5%，美國是2%左右。所以從融資成本上來看，無論是大企業還是小企業，美國都比我們低很多。
中國曾經用來招商引資的核心競爭力沒有了，企業的經營成本甚至快要比肩美國。此外，一直被詬病的中國法治環境、知識產權保護等問題也一直沒有得到有效解決。
那些在中國建立工廠的外企，甚至我們自己的民營企業都是以盈利為目的建立的，它們在經過一番對比、考量之後，怎會不心生離開的念想？
實際上很多美國的公司，比如蘋果、通用電氣、陶氏化學、卡特彼勒、大眾汽車、福特汽車等企業也都在考慮成本等原因後，將部分生產線遷回美國，以便更好地匹配供應地和需求地。
這麼多美國頂級的跨國公司選擇離開了中國，回到美國本土建廠，它們除了考慮成本問題，我認為還受到了美國政策影響。在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之前，美國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一直是全球製造業老大，從奧巴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他們的政策導向都旨在透過技術創新，推動高科技發展，引導高端製造業重回本土，鼓勵企業在本土建立工廠拉動就業。
告訴各位，美國政府的野心還不僅僅是把美國企業的高端製造工廠遷回本土，他還打上了低附加值就業崗位的主意。美國如今是準備讓自己成為新增就業和製造業的磁場，強調大力振興屬於傳統強項的高端製造業，儘可能夯實中端製造業，同時不放棄紡織、玩具等處於價值鏈低端的消費品生產。
強有力的“後浪”：東南亞+墨西哥
如果說美國是利用自身的變革吸引企業迴流重塑製造業，那麼我們正在經歷的最新一次產業轉移浪潮，就是不可避免地迎接生產成本比我們低很多的東南亞國家的挑戰。
稍微熟悉產業經濟的人都應該曉得，20世紀50年代，美國因為低附加值工作崗位的維持成本高於亞太地區，把自身淘汰的大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了日本。
20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又因為中國臺灣、中國香港、韓國、新加坡，也就是所謂的“亞洲四小龍”的生產成本比自己低，又把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了這些國家和地區。
到了20世紀80年代後期，“亞洲四小龍”也開始放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向資金、技術密集型產業，與此同時，中國大陸正在進行“改革開放”，兩邊一拍即合，大陸憑藉當時低廉的生產成本和政府開出的優惠政策，吸引來了大批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漸成了“世界工廠”。
這之後又過了20多年，我們的生產成本不可避免地不斷上漲，而越南、印度這些東南亞國家的成本優勢逐漸顯露。就像30年前我們很自然地承接了來自“亞洲四小龍”的產業轉移一樣，我認為我們也要面對密集型產業轉移到東南亞國家的現實。
在這裡，我還必須特別強調一個可怕的對手——墨西哥。為什麼說它可怕？墨西哥不僅吸引到了西門子、克萊斯勒等跨國公司到它那裡建廠，還在悄然無聲的情況下，“突襲”了我們對美洲的出口額度，甚至極有可能搶佔我們在全球的訂單。
我給各位提供一組數據，2009年的時候，中國商品佔美國製成品進口額的29.3%，但到了2012年，這個數字下降到了26.4%。
再看墨西哥，2005年的時候，墨西哥商品佔美國製成品進口額的11%，但到了2012年，這個數字上升到了14.2%，可以說，我們失去的美國訂單幾乎都被墨西哥搶去了。另外，墨西哥現在生產的電視和冰箱已經超過了中國和韓國，成為了世界第一。
根據《金融時報》的報道，墨西哥製造業出口曾落後中國10年之久，但在2008年、2009年之後，已佔據上風。而且“我們認為這種轉變，很可能是結構性的和可持續的”。那麼，墨西哥的競爭優勢到底是什麼？
第一，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在1994年簽署過《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因此，墨西哥的產品進入美國是免關稅的。另外，墨西哥已經和44個國家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數量是中國的兩倍還多。
第二，墨西哥地理位置靠近美國，所以物流成本非常低。
第三，墨西哥有中國沒有的人口紅利，它有1.2億人口，其中一般的年紀都在29歲以下，這種人口紅利是不可想象的。另外，墨西哥從事製造業的本科生比例非常高，在本科畢業生中有萬分之八的人會純粹地從事製造業，而美國這個比例是萬分之六。
第四，根據我們自己的研究結果，墨西哥的用工成本只有中國的一半，大概月薪是2100多元人民幣，而我們是4000元。
各位曉得嗎？過去的墨西哥用工成本比我們高很多，比如10年前它是我們的3倍，但現在只有我們的一半。
因為具備以上總結的四大優勢，墨西哥的出口額已經超過了所有拉美國家的總和，而且根據匯豐銀行的估計，2013年墨西哥進出口佔GDP的比重，應該已經接近70%。而中國的這一數字是近50%。各位曉得這是什麼意思嗎？墨西哥的開放程度也遠遠在我們之上。
根據我們前面的分析，中國製造業所面臨的困難，一方面來自歐美國家企業的回遷，另一方面來自於生產成本更低廉的東南亞等國家的危險，與此同時，我們還面臨著擁有獨特競爭優勢且來勢洶洶的競爭對手——墨西哥。
我認為中國用工成本上升是不可避免的。有一些所謂的專家建議將產業向西部內陸地區轉移，來尋找新的廉價勞動力。
把製造業向西部轉移的建議我同意，但我希望是處於拉動西部就業的考量，而不是以得過且過的心態尋找新的廉價勞動力，因為西部地區的用工成本隨著產業的發展，遲早還會升高。所以，最新一次產業轉移浪潮是必然會發生的。
前幾次的產業轉移浪潮中，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都是怎麼做的？他們都做了同一件事——承接低端產業的同時，發展高端製造業，等到出現生產成本比自己低很多的國家和地區後，自然地將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轉移出去，自己留下高端製造。
好了，現實的問題來了。我們承接低端製造30多年了，現在在高科技方面、創新方面有突破嗎？我們能像美國、日本、新加坡那樣順利地完成轉型嗎？不可能！
比如飛機發動機、醫療器械、機器人、新材料等技術，我們自己的研發和商用轉換還很不成熟，美國對知識產權又保護得密不透風，產業向高端升級還只是口號。那麼，我們在原處再多停留幾年可能嗎？不行，因為你身後還有來自東南亞國家和墨西哥的步步緊逼，他們遲早會從我們手中接過低端製造。
歸結起來，中國製造業當下的處境很尷尬，完全是“前有狼，後有虎”，而且我們還必須在很短的時間內實現產業結構升級，跨入美國、日本等的行列，否則一旦在產業結構升級之前先被東南亞國家或者墨西哥奪走了低端製造，那麼我們就很有可能落入“世界工廠”，沒有“工廠”的境地。大家不要忘了，中國經濟的一半體量都在靠貿易支撐，一旦國際貿易出現問題，我們將面臨嚴峻的經濟困難。
中國製造業結構升級轉型：
十年，難言成功
我在前面提到的產業結構升級轉型其實早在10年前，我們的政府就已經開始意識到了。但是非常遺憾的是，我們的各級地方政府以及一些企業在實行產業升級轉型的時候，犯了幾個嚴重的錯誤。
1.誰說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沒有一點可取之處？
各位有沒有發現一個現象？就是我們的地方政府在制定所謂的產業政策時都會出現一個怪圈——“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改”。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狀況？因為我們的決策一向是“根據表面現象作決策”。
我必須清楚地告訴各位，我個人從不反對產業升級轉型，因為我們確實需要高科技和資本密集產業，但是我反對根據表面現象做出的決策。什麼意思？首先，我想請問各位讀者，是誰告訴你傳統勞動密集產業的毛利率就一定是低的？這簡直是謬誤！
我以美國玩具公司美泰為例，給各位分析一下，它的毛利率在幾年前都超過了40%。和技術密集型的芯片企業毛利率相當。為什麼呢？因為美泰自己不做製造環節，只負責玩具產業鏈上的產品設計，原料採購、倉儲運輸、訂單處理、批發經營及終端零售等六大環節。
這六大環節再加上玩具製造，就是我經常提到的一個企業的“6+1”產業鏈。在這個案例中，美泰控制了“6+1”中附加值最高的6個環節，把附加值最低的加工環節放到中國的工廠來做，這樣美泰就把玩具的大部分利潤吸乾，然後留下蠅頭小利給中國工廠。
我們的地方政府還有一些企業只看到玩具的加工環節利潤少，就把整個玩具產業定性為低利潤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在搞地方性產業結構升級轉型時，把整個玩具產業放棄掉。
這個思路是錯的，應該怎麼做？不僅是玩具製造，其他加工貿易工廠都應該在加工的基礎上，發展產品設計等附加值高的環節，也就是發展“6+1產業鏈”裡邊的6個環節。
但是遺憾的是，據我的觀察，我們很少有地方政府能夠非常清晰地透過現象，看清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本質；另外，我們的一些企業即使有搞研發的想法，但是也很少有魄力和能力拿出足夠多的人力、物力來發展全產業鏈。
2.徹底拋棄原來的加工生產線，花大錢從國外買來一條全新的生產線，叫做產業升級轉型？
改革開放以後，特別是2001年中國加入WTO後，大家都覺得世界貿易的大門終於朝我們開放了，從此我們可以在開放的貿易中斬獲經濟收益和提升技術水平。各位，這種想法真是太天真了！
20世紀90年代的時候，中國很多製造企業的科技技術和管理技術在世界上都是落後的，這裡麵包括很多大型國企。那麼我們的地方政府和大型國企是怎麼做的呢？它們企圖通過被國際知名同行收購，讓人家派專業人員來改善我們國企的技術和管理缺陷。各位曉得這個做法叫什麼嗎？叫與虎謀皮！
我給各位舉一個很悲慘的例子，1994年的時候，世界著名的卡特彼勒公司（建築工程機械和採礦設備、柴油和天然氣發動機以及工業燃氣輪機的全球領先企業）已經進入中國市場近20年了，但是還是沒有多少人知道它，卡特彼勒想以和中國企業合作的方式打開市場，與此同時，我們的大型工程機械國企徐工正好在找外國企業合作，打算“以市場換技術”。
兩方一拍即合之後，就創建了卡特彼勒徐州有限公司，徐工和卡特彼勒的股份比例是40∶60。這個工廠做什麼呢？生產液壓挖掘機。
工廠一開始只是接受卡特彼勒從美國運到中國的零部件，然後把它們組裝起來再賣給中國企業，其實和服裝業做的加工貿易的性質是一樣的。那徐工肯定是不會同意的，它和卡特彼勒合作共享中國市場是為了學對方的技術，還可以通過生產零部件獲得更多盈利。
各位覺得卡特彼勒會不知道徐工的想法嗎？它當然知道，而且它比徐工更加精明。卡特彼勒和徐工說，等我在中國市場站得更穩、取得更強的地位之後，咱們再談技術的事兒。告訴各位，這根本就是卡特彼勒的緩兵之計。
工廠建立的前3年，卡特彼勒因為不斷出口零部件到中國賺了很多錢，但和徐工合資的公司卻連著虧損了3年。各位注意，這時候卡特彼勒出招了。
1997年，它在合資工廠虧損的情況下，要求追加第二期投資，那個時候恰好徐工又沒錢可投，只能被迫賣掉了24.4%的股份，使得卡特彼勒以近85%的股份控制了整間合資公司，在此後10多年裡佔領了中國高端挖掘機市場。
總結起來，徐工和卡特彼勒所謂的“以市場換技術”的合作，最終結果是市場丟了，核心技術更是一點沒拿到。
告訴各位，像徐工這樣，產業升級轉型沒實現，反倒丟了市場或企業的案例我還能舉出好多。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報告，在中國已經開放的產業中，每個產業排名前五名的企業基本都是外資企業。
舉例來說，電梯行業，佔全國產量80%以上的最大五家廠商全部是外資控股；家電行業，18家國家級定點企業中有11家與外資合作；醫藥行業，20%掌握在外資手中。更可怕的是，中國28個主要產業中，有21個被外資控制多數資產，即外資是最大的股東。
這樣的數據我還能找出很多，就不再一一列舉了。我不知道各位看完以上數據是什麼感覺，我是痛心疾首。我們在產業升級轉型時期，不僅沒能深刻理解升級轉型的要領，還因為急於求成、與虎謀皮丟掉了國內市場。
那麼，中國製造業在“前有狼，後有虎”，升級轉型躊躇不前、所剩時間有限的此時此刻，應該做什麼？
中國製造業的未來：
營造利於製造業發展的營商環境
中國經濟如今已經進入新常態，什麼是新常態？其實說到底，所謂新常態，就是經濟增速放緩並持續下行的一個委婉說法。
新常態的提出，意味著政府終於徹底“放棄保八”，直面中國經濟中結構性問題，不能再用“拖字訣”，也不能再用調控來代替改革、以投資來代替改革。這並不是一個輕鬆的任務，相反，這是一場“硬仗”，尤其需要政府壯士斷腕的勇氣和決心，痛定思痛進行改革。
其實說到底，還是歸於政府與市場到底應該是一種什麼關係？老生常談的說法是“政府的歸政府，市場的歸市場”，政府不能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政府只是“搭臺”，而是讓企業上去“唱戲”。
這個說法固然沒錯，但問題是，這個“臺”究竟該怎麼搭才合適？怎樣才算一個高水平的“裁判員”？很多人幾乎沒有想過這個問題，甚至簡單地認為政府什麼都不幹就最好，對此我只能說無知者無畏。
其實說到底，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就是政府必須通過一切必要手段，實現從“野蠻增長式市場經濟”向“規範化市場經濟”轉型，保證實現一個規範市場的穩定運行。
按照經濟學的定義，“規範市場”具體表現為充分競爭、公平有序，但是成立條件遠比教科書經濟學的完美自由市場複雜，包括嚴格的質量檢測標準、嚴格的市場準入和退出機制、嚴格的監管機制、多種競爭的產權體制、嚴懲欺詐行為，以及應對危機的系統辦法。
顯然，這些苛刻條件都不是“看不見的手”自發就能形成的，而必須是“看得見的手”有意識調控的結果 。打個不太恰當的比喻，市場經濟就像溫室裡的花朵，要給予恰到好處的養料、水分、溫度，並且及時剪除雜草，而“園丁”就是政府。
具體來說，政府要做的，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幾點：
1.營造有效市場
第一，簡政放權，砍掉不必要的審批流程，出臺負面清單，明確政府“法無授權不可為”與企業“法無禁止即可行”；
第二，嚴格反壟斷法，改革壟斷行業，讓民企與國企獲得公平競爭的機會；
第三，資源要素價格改革，如開放原油進口權、開放電網上下游；
第四，稅收制度改革，減輕中小型企業賦稅負擔。
其中，對於壟斷國企改革分四步走：
第一步，砍掉國企的“虛胖”；
第二步，提高利潤上繳比例；
第三步，嚴格限定經營範圍；
第四步，建立嚴格的預算監管和考核機制。
2.營造法治環境
第一，知識產權保護，嚴格落實知識產權侵權的懲罰機制；
第二，完善產品質量監督特別是食品安全監督體系，建立全產業鏈的嚴格監管機制，借鑑《吹哨法案》的內部人檢舉制度；
第三，環境保護，花大力氣治理環境汙染、空氣汙染，關停並轉汙染嚴重的企業；
第四，勞工保護，完善社保系統，重點治理拖欠民工工資行為。
3.營造金融環境
第一，證監會改革，杜絕證監會和交易所再向財政伸手要錢，允許上交所和深交所直接競爭，對於重組和增發、上市退市應交由資本市場自行決定。
同時加強證監會的監督職能，對引爆2015年大股災的三枚炸彈——大戶套現散戶接盤、高槓杆配資、做空機制進行嚴格查處，嚴打內幕交易；
第二，開放民間金融，破解中小企業融資難這一世界性難題；
第三，規範互聯網金融，目前3000多家P2P公司依然處於三不管地帶，是引發金融系統性風險的最大隱患。
4.營造產業環境
第一，對於傳統產業，要破除錯誤觀念，不是所有傳統產業都“轉型升級”，但通過“代工革命”，傳統產業也能產生高額利潤；
第二，高新技術產業，需要整體戰略佈局，慎重選擇產業政策，不能搞“大躍進”和“放衛星”，吸取光伏產業嚴重過剩的經驗教訓；
第三，注重產業鏈集群，成功的經驗如高鐵，包括基建車輛、信息化和電氣設備三個大類，其中每一個環節都要有數百家企業配套，中國過去從沒有哪一個行業需要如此複雜的產業鏈集群。
最後，我想請問各位，亞當·斯密跟馬克思誰是左派，誰是右派？他們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明白這一點，我們才不會把手段當作目的，為左而左、為右而右，只有這樣，中國的經濟才有希望，中國的製造業才有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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