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的發展，如同陀螺的運動，不停地旋轉，一圈又一圈，週而復始。
在這種週期性的運動中，有某種恆定的東西，始終保持不變。
第一定律：象牙筷定律
殷紂王即位不久，命人為他琢一把象牙筷子。賢臣萁子說，“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瓦器，要配犀角之碗，白玉之杯。玉杯肯定不能盛野菜粗糧，只能與山珍海味相配。吃了山珍海味就不肯再穿粗葛短衣，住茅草陋屋，而要衣錦繡，乘華車，住高樓。國內滿足不了，就要到境外去搜求奇珍異寶。我不禁為他擔心。”(馮夢龍)
果然，紂王“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益收狗馬器物，充仞宮室。……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百姓怨而諸侯叛，亡其國，自身“赴火而死”。
世人的貪慾，不都是這樣？得寸進尺，得隴望蜀。沒有止境的。君王的貪慾，更為可怕，因為他擁有無限的權力，沒有人可以阻止他。
殷紂王，這個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昏君、暴君、亡國之君，他給後人留下了什麼？留下了兩個字，“殷鑑”。無法節制的權力、無限膨脹的貪慾=殷鑑不遠。
第二定律：兔死狗烹定律
越王勾踐，為報仇雪恨，臥薪嚐膽，精神非凡。但幫他籌劃大計的兩個功臣，成就大業之後，一個被殺，一個逃跑。
此前，范蠡曾規勸文種，“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范蠡之智，顯然高過文種，終能免於一死。
兔死狗烹這樣的事，歷史上不斷地重演。人為什麼會是這樣，患難易共，富貴難同？
第三定律：包圍定律
魯迅先生說，凡是“猛人”，“身邊便總有幾個包圍的人們，圍得水洩不透。”結果，“是使該猛人逐漸變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趨勢。”“中國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圍……”
圍繞著權力，也有一個看不見的權“場”。各種意有所圖的人都會在“權場”中向著權力中心作定向移動。於是就有了“包圍”。包圍是客觀存在的，在我們中國，有權力就一定有包圍。
權力越大，包圍就越厚。
魯迅先生認為，“猛人倘能脫離包圍，中國就有五成得救。”先生因此想作一篇《包圍新論》，講述“包圍脫離法”。“然而終於想不出好的方法來”。我那時就很悲觀，魯迅也如范蠡一樣，是中國最聰明的人，居然想不出好方法。後來聽說瑞典首相出門不帶警衛，上班乘公交車。心想，答案就在這裡了，包圍是可以打破的呀。
第四定律：敵戒定律
唐代柳宗元有一篇題為“敵戒”的短文，其思維邏輯與常人常理完全相悖，富含哲理。從來人們都把敵人看作是禍害，無力者避之，有力者根除之。唯獨柳公認為，有敵人是好事。 毛澤東對這篇短文推崇備至。
沒有強大的敵人，失去了外部的壓力，內部自然就腐化。未聞邊塞號角，但見歌舞昇平。自秦以後，皇朝的歷史，一代不如一代，整個社會的精神處於退化之中。正是這種歷史環境長期地作用，使中國人鴆於安樂，不思進取，怯懦畏葸，麻木不仁。
第五定律：朋黨定律
唐穆宗時期，以李德裕為首的士族出身官員結成一派，以李宗閔、牛僧孺為首的科舉出身官員結成一派，兩派在朝廷上互相攻訐、傾軋達四十年，史稱牛李“朋黨之爭”。
各朝各代，都有朋黨、幫派，是一個很有中國特色的歷史現象。朋黨現象，有其社會根源。中國傳統社會的最大特點是，他是一個宗法社會。宗法社會的特點之一就是盤根錯節。
一個人立於社會，並非是孤立的。在他的周圍有各種各樣的關係。這些關係構成了一個人的社會資源。聰明的人，運作得好，前途無量，像一個個勤奮的蜘蛛，編織著屬於自己的網絡。
網絡越大、越結實，捕獲就越多。
第六定律：黃宗羲定律
所謂“黃宗羲定律”是由秦暉先生依據黃宗羲的觀點而總結出來的某種歷史規律。內容是關於“帝國千年以來”通過“並稅式改革”解決“農民負擔問題”。歷次改革的目的都是好的，改革者的初衷是要通過“並稅”的方式減輕農民負擔。一次又一次的改革，農民的負擔非但沒有減輕，反倒愈益加重。黃宗羲稱為“積累莫返之害”。
依常理來看，是有些奇怪。中國的農民對此有他們自己的解釋，“上面的經是真經，都是下面這些歪嘴和尚把經念歪了。”
歪嘴和尚何以要把經念歪？
皆因為中間的官員們認為改革不利於他們的自我保存。要自我保存的官員去為供養他們的農民減輕負擔，這是一個典型的邏輯悖論。
中國歷史上有過許多次變法，成功的不多。表面上是一個“執行難”問題，實際上是一個設計問題。設計一個好的政策（比如說“青苗法”），同時也應配備一個好的“路線圖”。一個好的設計師，要想把他設計的好政策付諸實施，順利推行，必須首先把“和尚”安頓好，否則，“黃宗羲定律”就會不斷重演。
第七定律：五世而斬定律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一個有本事的君子，得了個好位子，掙了一大份家業，想把他千秋萬代的傳下去。但“五世而斬”，君子的夢想終會被殘酷的現實所擊碎。
老百姓的說法，更加令人掃興。他們說，“富不過三代”。五世也好，三代也好，貧與富，是在不斷地轉換。也許這是一種自然的調節，自然的公正。為什麼富者不能恆富？富貴人家之所以會出敗家子，我以為原因有四：
一曰 “驕”。二曰“奢”。三曰“淫”。四曰“逸”。
一些富家子弟，驕奢淫逸，根本不是什麼教育問題，他有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正是那樣的社會，那樣的傳統，生出那樣的孽障。富家子弟，驕奢淫逸，根本是一個社會問題。
第八定律：權大欺主定律
幾千年的中國歷史，有一個難解的結始終困擾著歷代的政治家，那就是“權大欺主”。如何防止“權大欺主”是中國古代政治學最大的課題之一。
現時的人把權力叫做“公共權力”，認為“主權在民”，古代人的觀念則完全不同，他們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切權力歸於統治者，是統治者的私有物。正是這種權力私有的特性，導致了無休止的爭奪。
西方資本主義也有爭奪，他們爭奪的是金錢，物慾橫流，我們稱之為“拜金主義”。中國的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中國人更看重權力。有了權力就有了一切，我將其稱為“拜權主義”。
古代權力私有的特性，更兼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拜權主義”，兩者疊加，在中國歷史舞臺上，演出了一幕又一幕血腥的連續劇。
還有一種原因導致“權大欺主”，有人將其稱為“權力結構的不穩定性”。
根據韓非子的學說，處於壓力結構最上端的君王，必須具有一種強大的“勢”（以勢壓人），君王一旦失去其“勢”，整個壓力系統就會崩潰。一般開國的君王，熟諳權術，具有鐵腕，擁有某種強“勢”，下面的人攝於其“勢”而不敢有非分之想。
“權大欺主”是皇權社會始終沒有解開的一道難題。
第九定律：皮毛定律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句話，寫的是中國知識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
自從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中國的知識分子就變成了“毛”。
“毛”是個什麼東西，有一股腥羶之味。堂堂乎文人雅士，怎麼會是“毛”？秦之前，文人們曾經有過一段美好時光。他們負笈而行，周遊列國，天馬行空，十分浪漫。
秦以後的文人，他們的“笈”中只有先人的經書和教義，他們整日誦詠的是別人思想的片斷。文人們沒有了思想，失去了自我，甘洌的清泉完全乾涸了。天馬沒有了，只剩下一些依附於皮上的隨風抖動的“毛”。
秦始皇時代，確實有過一些活的不耐煩的文人，他們執著於“自成一家”，不肯統一，後來都被秦始皇送到“坑”裡去了。自那以後，文人們都學了乖，知道“坑”的厲害，自覺地維護“統一”，不再鬧獨立性了。林彪的話，含有某種哲理。我們這麼大的國家，如果人人都固執己見，都要按自己的想法去做，百人百性，眾說紛紜，豈不是亂了套？千人敲鑼，一錘定音。沒有這一錘定音，千面鑼只會敲出雜沓之音。
我以為秦始皇統一中國，他所作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統一了中國人的思想。不過，這件事的難度相當大。“車同軌，書同文，”做起來並不難。而要把這些十分固執的文人的思想統一起來，不是秦始皇的雄才大略，也難奏其效。但秦始皇的做法過於血腥，後人詬病甚多，稱其為“霸道”。
到隋唐時代，使用的方法就先進得多，不再用“霸道”而改用“王道”。如果說秦始皇採用的是“大棒”政策，唐代以後則更多采用“胡蘿蔔”政策。應用科舉的方式，使那些出身於豪門或是寒門的士子們都有了進身之階。
顧炎武說，“八股之害，甚於焚書。”說的就是這種“胡蘿蔔”政策的有效性和先進性。無論“大棒”還是“胡蘿蔔”，都只是外因。使知識分子變為“毛”的還有其內因。
有人說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我以為這種說法並不準確，至少在我們中國不可以這樣說。如果要用社會的良心去定義知識分子，中國文人的大多數都會被排除在外。
許多人不喜歡“文人”這個詞，甚至以為他是一個貶義詞。把“文人”的“文”去掉，他和普通的人就沒有甚麼大區別。一樣的有七情六慾，一樣的要食人間煙火。
治國者為他擺下了盛宴，有“顏如玉”、“黃金屋”、“千盅粟”，他們怎可拒絕？自然就會有“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的忠心。這是順理成章的。當然，文人與普通人還是有一點區別，他們的功利心比普通人更為強烈。這些都是文人變“毛”的內因。
在“內因”與“外因”的雙重作用下，中國的知識分子都變成了“毛”。這種變化緣於一種不可抗的力，所以成為一種規律。這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宿命，千年不改，萬人一律，沒有哪個可以逃脫。
舉國一致，只有一個思想，歐洲人沒有做到，我們中國人做到了，這是很值得驕傲的。但世界上的事物都有其兩面性，有利必有弊，對於我們的成績也須一分為二。
知識分子都變成了“毛”，依附於“皮”之上，當然很好。只是要從這些失去思想的“毛”中產生出像洛克、盧梭這樣的思想家以及像牛頓、愛因斯坦這樣的科學家，決無可能。晚清以後的落後與捱打，似乎也就成了一種歷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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