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我國提出“實施近零碳排放區示範工程”，一批項目如雨後春筍般陸續出現，成為城市“低碳名片”，牽引著眾人目光。2016年《“十三五”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工作方案》提出，我國將“開展近零碳排放區示範工程建設，到2020年建設50個示範項目”。 如今，我國已建成多個示範項目，包括深圳國際低碳城，上海橫沙“零碳島”、臨港“近零碳排放區”，江蘇鎮江揚州市、世亞洲、江心洲“零碳島”，湖北武漢江夏梁子湖、中法武漢生態示範城等，還有多個項目正在建設之中。
但現實是，一邊是高漲的積極性，另一邊則是實踐中的一連串疑惑：這些示範項目是一回事嗎？為何有的叫“近零碳”，有的叫“低碳”“零碳”？怎樣才算是合格的“近零碳排放區”？一定要完全使用零碳能源嗎？
文丨董欣
中國能源報記者
“零碳能源”是主推方向
據記者瞭解，已自主開展“零碳建設”的國家主要集中在北歐。例如，瑞典制定了2045年前達到淨零排放的強制性目標，丹麥提出2050年完全擺脫化石能源。全球多個城市提出相應的“零碳行動”，25個城市承諾2050年將各自城市碳排放量淨值降為“零”，丹麥哥本哈根提出建成“首個零碳排放城市”，丹麥森納堡市和阿聯酋首都馬斯達爾市均進行了“零碳城市”的相關規劃及建設。
我國提出“實施近零碳排放區示範工程”後，得到了地方政府的積極響應。例如，廣東、陝西、海南、浙江、北京、合肥、寧波、海口等省市正在積極推動建設。目前已有新建城區直接建設“近零排放區示範工程”，有獨立小島型“近零碳排放區示範工程”，也有零碳縣建設等多種類型。
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戰略規劃部主任劉強分析，從國際上看，呈現出一些共性：“從國家、城市、社區等不同層面探索建設模式，通常選擇一些規模較小的城市或城鎮開展工作，零碳能源、零碳建築、零碳交通等是主要舉措，其中零碳能源是主要推動方向。”值得關注的是，上海臨港“近零碳排放區”主要依託海上風力發電，江蘇鎮江的“零碳島”則主要依託太陽能發電和生態碳匯，浙江“光谷小鎮”的關鍵詞則為光伏。
“近幾年來，不管是從國家還是地方層面來講，行業都取得一定進展。雖然涉及到一些客觀原因，跟預想的相比稍有滯後，但國家低碳試點正在進一步深化，進行了很好的探索。”劉強告訴記者，“開展‘近零碳排放區示範工程’，既是我國低碳發展的名片，也是引領國內城市低碳發展的一項重要創新舉措，有利於探索未來中國碳達峰後的發展模式。”
從“低碳”到“零碳”
但“近零碳排放區示範工程”是新生事物，在採訪過程中，多方人士表示在實踐中“存在一些疑惑”：如何定義“近零碳排放”？示範工程建設遵循什麼原則？如何考核是否實現了“零碳排放”？
實際上，不論是國內正在推動建設“近零碳排放區示範工程”的省市，還是該領域的專家學者，對於“近零碳排放”的定義和評價標準都莫衷一是。
根據相關政府部門出臺的文件，“近零碳排放”比“低碳排放”要求更高。“低碳”通常指相對碳排放量的下降，而“近零碳排放”則指絕對碳排放總量接近於零。“近零碳排放”允許採用碳匯抵消等機制，只要“淨排放”接近於零即可。“零碳排放”則更為苛刻，必須從源頭實現零碳排放，不採用碳匯抵消等機制。
在中國循環經濟協會戰略規劃部副主任王永明眼中，“國際上沒有‘近零碳’概念，國際上強調低碳、碳中和以及零碳。碳中和有兩種解釋，本區域和行業內的碳源和碳匯平衡抵消，不能抵消的時候通過生態補償和碳交易的方式實現。‘近零碳’本質上是一種低碳，在狀態上更接近於碳中和，還沒有達到零碳狀態。”
王永明認為，“近零碳”至少應該滿足兩個特點：一是碳排放總量下降並趨近於零，由相對脫鉤向絕對脫鉤轉變，“近零碳”是一種更高級形式的低碳。二是低碳發展水平要達到國內領先，但目前還沒有相應的具體量化指標。
“近零碳排放區”是不是碳排放量必須特別低或接近於零？多位人士亦表示，各地資源稟賦條件不一樣，鼓勵探索因地制宜，但一定要是低碳發展的“領跑者”。上述人士認為，通過碳交易和替代的手段，間接、適量地增加一些碳匯，在現有階段也是允許的，但要形成一定比例的限制。
“近零碳排放區示範工程”建設要遵守什麼原則？劉強給出建議：“應遵循多措並舉、系統集成的原則。一是系統性，能夠系統涵蓋不同領域、要素和不同模式，具有一定的規模和尺度。二是先進性。不僅碳排放量比較低，也有一些先進理念和技術應用，探索低碳轉型的創新路徑。三是持續性。‘近零’碳排放的狀態和效果可持續。四是示範性，具有較強的推廣和示範價值，可擴展和複製。”
如何考核？
各地“近零碳排放區示範工程”陸續建設，建成後如何評估？劉強透露，“評價體系或包括總體碳排放水平、產業和能源體系、技術和基礎設施及管理和配套支撐等指標。”他說，這類似“低碳工業園區試點”考核，但是指標數值設計上將更嚴格。“涉及不同區域和項目，氣候不同，指標設計的確有難度。大家都想推動這件事，但在數據、人員和管理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間。”劉強坦言，相關經驗缺乏，行業在找“點”。
王永明補充道：“考核中的可核查很關鍵。示範區的管理和運營都需要明確的主體和清晰的地理邊界，這樣才有利於進行核查及定期監測。”
北京清華同衡規劃設計研究院高級規劃師鄒濤則認為：“頂層設計缺失和不穩定性的問題已逐漸改善，但要從行政層面守住底線，不能所有項目都是‘三好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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