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北洋軍閥，大家的印象無外乎這樣幾個詞：擁兵自重，軍閥混戰，貪汙腐敗，民怨沸騰。尤其是他們對學生、工人運動的血腥鎮壓，更讓他們臭名昭著，成為名副其實的大反派人物。
那麼，真正到了民族危亡之際，這些曾經臭名昭著的大軍閥又是怎麼做的呢？
先說第一個段祺瑞。
九一八事變後，段祺瑞展示了很高的操守，日本扶持溥儀成立了偽滿洲國後，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多次到天津秘密拜訪段祺瑞，請他出山，高官厚祿隨便挑，但段祺瑞每次都嚴詞拒絕。
後來，為了避免日本人的要挾，段祺瑞舉家遷來上海，公開表明自己的抗日態度。
在上海，他接受《申報》記者採訪時說：“日本暴橫行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國惟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求。語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國積極準備，合力應付，則雖有十日本，何足畏哉？”
第二個是張作霖。
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東北人，張作霖早年經歷豐富，學過獸醫，當過土匪，之後被朝廷招安，還在日俄戰爭中為俄軍和日軍打過仗，直到後來成為東北王。
張作霖是一個典型的舊式軍閥，他的思想可以說是北洋軍閥中最保守的，他的很多舉措都帶有很強的封建色彩，一切以自身利益為出發點，甚至為了擴充實力不惜討好日本人。
不過，雖然和日本人走的很近，但張作霖從未想過投靠日本，他曾對人說：“日本人幫我，我付錢感謝他，至於國家利益，我是絕對不會出賣的！”
由於張作霖在東北的核心利益上拒不向日本人妥協，並多次戲耍日本人，最終導致了“皇姑屯事件”。
第三個是吳佩孚。
吳佩孚出身貧寒，中過秀才，在北洋軍中摸爬滾打多年，在之後的軍閥混戰中，逐漸成為直係軍閥首領，先後佔領魯豫地區，奪取了江蘇、陝西地盤，後又奪得兩湖，控制了中國的半壁河山。
從人品上講，吳佩孚非常值得稱道，一生不嫖不賭，不抽大煙，沒有私蓄，不留田產，這在當時的軍閥中是極為罕見的。
更難能可貴的，還是他的民族氣節。1935年，日本搞華北自治，請吳佩孚做“華北王”。吳佩孚毫不猶豫地加以拒絕，並寫了一首詩：“國恥傳來空有恨，百戰愧無國際功。無淚落時人落淚，歌聲高處哭聲高。”
1938年，土肥原賢二和汪精衛都來拉攏吳佩孚，但他卻說：“叫我出來也行，你們日本兵必須全部撤出中國去。”還對汪精衛的使者破口大罵：“誰跟汪精衛合作，這人必定下賤！”並拿出親筆書寫的文天祥的《正氣歌》，讓使者帶回去送給汪精衛。
1939年12月4日，吳佩孚最終死於日本特務之手。
縱觀吳佩孚的人生歷程，就其前半生而言，確實是割據一方，禍國殃民，乏善可陳，但其晚年，又不怕日偽的威逼利誘，拒不當漢奸，很讓人佩服。
最後一個是孫傳芳。
孫傳芳年輕時曾赴日本士官學校學習，岡村寧次曾是他的隊長。在之後的軍閥混戰中，孫傳芳逐步擴大勢力，籠絡江浙地方豪紳，進而佔領東南五省，稱雄東南，直到中原大戰後，隱居天津。
九一八事變後，華北成為日軍的勢力範圍，日軍大本營首選孫傳芳執政華北。岡村寧次曾與孫傳芳是同窗，又當過他的顧問，就親自來做孫傳芳的工作，均被孫一口回絕。
孫傳芳為了擺脫糾纏，竟皈依佛門，當了和尚。別人勸他，單身隻影恐被仇家報復，不如投靠日本人。孫傳芳淡淡一笑，說：“死於同胞之手，比當漢奸賣國賊苟活強上千倍。”
最終，孫傳芳還是在1935年被仇家刺殺。
作為軍閥，他們曾經的做法確實有愧於這個國家，但是在民族大義面前，他們卻又守住了一箇中國人的底線，甚至不惜以身殉節。這樣的風骨，不得不讓我們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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