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黄狸呜翠柳
在民国的军阀混战过程中位于西南地区的四川几乎成为了全国最混乱的地区：从1912年“省门之乱”到1935年中央军入川这段时期四川地区“大小战争达四百次以上”，其中“规模较大的战争就达到二十九次”，几乎每年都有大规模的混战发生。四川各派军阀在经过一系列醒风血雨的吞并混战后渐渐形成杨森、邓锡侯、田颂尧、刘湘、刘文辉、刘成勋、赖心辉、刘存厚等几个军阀巨头。1934年在军阀混战中渐占上风的刘湘多次组织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的围剿，却一再被红军打败。当年11月刘湘飞抵南京向蒋介石求援。1935年春蒋介石派遣行营“参谋团” 和上官云相等部中央军入川督导川军围剿红军，同时任命刘湘为四川省主席和川康绥靖公署主任，授权他撤销军阀防区。至此刘湘得以在中央军的支持下彻底压制其他四川军阀，四川成为隶属于国民政府治下的统一地区，但刘湘本人依然在四川保留有巨大的权力。
自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以来日军又先后在上海、华北等地生事，到1935年时国民政府已对来自日本的威胁有所预感。随着包括四川在内的西南地区的统一国民政府开始把国防中心向西南地区转移。当时的四川人口较多、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都能长期支撑。1935年3月2日蒋介石由汉口飞抵重庆，两天后他在重庆发表演讲声称：“就四川的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同年7月蒋介石面对即将到来的中日战争的威胁再次强调：“对倭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线以西地区为主要线，而以川、黔、陕三省为核心，甘、滇为后方。”1935年10月6日蒋介石又在成都的一次讲演中又指出：“四川在天时、地利、人文各方面实在不愧为中国的首省，天然是民族复兴最好的根据地。”应该说从这时起蒋介石就有了将四川作为日后抗日战争中的大后方根据地的念头。
1937年8月13日—1937年11月12日国军同侵华日军之间爆发了淞沪会战，在历时三个月的淞沪会战里中国军队浴血奋战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但最终到底没能阻止侵华日军占领上海。上海沦陷后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就直接暴露在日军兵锋之下，日军随即增兵西进以图一举攻占南京。1937年12月1日南京门户江阴要塞被日军攻陷，12月6日下午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发现日军已迫近南京卫戍部队部署的第一线阵地：日军第16师团一部已渗入至汤山镇左侧后的胡塘、大胡山附近，至此南京已成围城。当晚蒋介石召集少将以上军官开会，次日凌晨5时45分他搭乘飞机离开南京，飞赴江西，由这里转入武汉统帅部。12日南京沦陷，日军随即在南京城内展开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1938年6月11日由南京一路西进的日军开始进攻由南京迁出的国民政府驻地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开始筹备将政府驻地由武汉迁入作为大后方的四川。
在当时的四川各城市中最适宜作为国民政府战时首都的无非就是成都、重庆二城，而其中重庆尤其显得得天独厚：重庆地处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是长江上游一大水陆码头，自甲午战争以后就被开辟为通商口岸，刘湘曾大力建设重庆，使其具有比西安、洛阳、成都等古城更加雄厚发达的现代工业基础，能为抗战提供充足的后勤物资补给。重庆位于四川盆地东部，自古以来就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说法。巴蜀地区北有秦岭、大巴山，西有横断山脉，南接云贵高原，而日军要突破的则是东面的三峡天险。在这样的环境下日军的机械化部队的作战效率受到制约，重庆在东面还有两湖可以作为战略缓冲。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于1938年7月17日紧急命令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驻武汉各机关限五日内全部移驻重庆。到当年11月中旬驻武汉各军事机关全部迁往重庆，12月8日中国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防最高会议主席蒋介石率军事委员会大本营飞抵重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也迁抵重庆并在重庆相继成立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除了国民政府极其军事机关之外，当时长江中下游地区急于逃离沦陷区的普通百姓以及工厂、银行、学校、医院也开始向重庆迁徙。由于当时国民政府控制下的船只大多用于前线战事，于是面对日寇步步紧逼的危局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指挥船队冒着日军的炮火和飞机轰炸抢运战时物资和不甘做亡国奴的难民到四川，从而保存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命脉，为抗战保存了大量有生力量。欧洲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依靠一个国家的力量，由一个军事部门指挥完成的；而中国抗战中这场大撤退则完全依靠的是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因此亲历了这场大撤退的晏阳初说：“这是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在中外战争史上这样的撤退只此一例。”
鸿鹄高飞一举万里
当时抗日战争已经开始，前期日军疯狂进攻，没多少天的时间已经打到南京，国民政府被迫将政府迁往重庆。
为什么是重庆呢？全国这么多个城市，为何单单选择重庆作为陪都呢？各人分析后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点
重庆是山城。因地形独特的关系，可以在连年战火中坚挺下来，不得不说山多是功劳之一。因为重庆山多，而且几乎全是层峦叠嶂的高山，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中国军队在空中上的劣势，使得受炮火攻击的压力大大减少，这也是为什么能在这么艰苦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了下来。
第二点
扼守交通要道。重庆位于我国西南部，长江的上游，北有大巴山，东有巫山，东南有武陵山，南有大娄山，同时紧挨着四川盆地，是其门户，占尽水陆交通的优势，很多物资都能快事运抵重庆。相比之下，比重庆防守系数高的城市，没有重庆便利，这个看成都；比重庆交通好的，确没有重庆防守系数那么高，这个武汉就是了。
第三点
地理位置。不会太深入，也离主要战场相对较远。在抗战期间，既不会给人一种退守偏安的感觉，也不会至政府于战场之侧。选择重庆的目的，就是借助地理位置，告知百姓，迁都是战略上的需求，并不是国民要放弃抵抗而造成的，给予人民百姓信心。
趣味小公子
抗日战争中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也是抗日决心的表现也是迫于形式的不得已。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占领沈阳，紧接着又占领了吉林和黑龙江，短时间之内，日军就占领了东三省。此时的国民党军队，对日本只有深深的恐惧。张学良一枪不放离开了东三省，蒋介石早半年就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
当然有的人说，清朝比民国还强点，清朝每次挨完打才割地赔款，民国则是被吓得就割地赔款。1928年济南大屠杀，20万蒋介石军队绕过济南城，不敢面对日本的一个师团2万多人。正是这种深深的恐惧，蒋介石的迁都计划早就开始了。
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蒋介石让粤系军阀蒋光鼐、蔡廷锴的19路军进行抵抗，打击日军的同时，消耗了非嫡系军队。这场战争中，蒋介石看到了日军的强大力量，开始试图迁都。一开始的计划是洛阳。因为河南自北伐后就成为蒋介石的地盘，掌握河南的是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首——刘峙。
但是华北事变的发生，让蒋介石不得不改变计划。因为蒋介石在签订了《何梅协定》《淞沪停战协定》《秦土协定》等卖国条约后，发现并不能满足日本的侵略野心。日军对华北的侵略野心，让蒋介石失去了对洛阳的信心。
有人要问，为什么不迁都西安？
没错，西安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项。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在陕西的势力被张学良杨虎城清洗。虽然蒋介石很快使用各种手段把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军队分化瓦解，但西安距离延安太近，蒋介石太害怕！
这样来看的话，重庆几乎是唯一的选择了。
首先要看到，四川的军阀连年混战，始终没有实现统一，杨森、刘湘、邓锡侯等人在四川都有自己的地盘，蒋介石以中央权威入川，很容易做到分化瓦解并掌握四川军政大权。
四川的省会成都不适合当首都，因为历史上以成都为首都的政权，基本都是偏安一隅的小政权。重庆最合适，一面以三峡为屏障阻止日军顺长江西进，另一面重庆的山城地形也能最大限度的防范日军空袭。
蒋介石能够顺利迁都重庆，也的确要感谢四川军阀刘湘的深明大义。刘湘不光让中央军入川，还让川军走上前线，有名的川军团血战到底，就是刘湘的部下。
蒋介石迁都重庆后，把四川建设成了抗日的大后方，日军兵峰最盛的时候，打到了三峡附近的宜昌，打到了云南的怒江，攻克了广西的省会桂林。重庆虽然发生了很多次空袭，甚至还有防空洞惨案，但毕竟没有遭遇到日军的直接进攻。
事实证明，蒋介石迁都重庆是正确的选择，重庆的安全，让蒋介石始终保持了死战到底决不投降的状态。
1945年，日军投降，蒋介石带着军队坐着飞机到各地抢劫财物，抢占地盘，失去民心，最终奠定了最后的灭亡。
历史知事
迁都重庆的最直接走原因大家都知道，日本人攻打南京，南京保卫战失败。但是为什么要选重庆这个地方，为什么不选云南或者其他地方。
首先，重庆当时属于四川，还没有分出去，虽然经济落后，但地势险要，山地地形，周围崇山峻岭环绕，易守难攻，可以极大的削弱日军装甲战斗力！而武汉等长江流域这些地方，虽然经济不错，但日军海空力量强大，易于溯江而上，并不具备能与战争和可能发生战争的前线保持足够的战略纵深距离。
四川成都平原，天府之国，无论是刘邦还是就备都把四川当成了战略大后方，从历史的角度。再一个就是重庆受到日军的飞机轰炸相对较少，云南因为驼峰航线，日军经常从东南亚出动飞机轰炸，重庆有长沙武汉的军队阻挡，相对少！
史界观
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面对日本人的疯狂进攻，国军呈现出了大溃败的趋势。特别是淞沪会战，国军最精锐的部队包括蒋介石一手打造的德械师损失惨重。
所有人都知道，抗日战争将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面对淞沪地区的失守，位于南京的国民政府机关必须进行迁移，因为一旦中央机关被日本人一网打尽，对于抗日战争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而这个迁移的地方，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日本人难以进攻到地方，二是能够有效的指挥全国抗战。
在当时的中国大地上，能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地方其实不多。位于抗日战争大后方的省份不是没有，像广西、云南、贵州、四川、西藏、新疆、陕西、甘肃、青海都可以算是大后方的省份，但并不是每一个大后方的省份都适合国民政府中央机关迁入。比如说西藏新疆云南贵州青海等地方，位置太偏僻，影响力不足，像广西等地又是桂系的大本营，诸如陕甘等地又毗邻另外一股让蒋介石相当忌惮的力量。
所以蒋介石所能选择的地方，四川是最好的选择。而当时四川能够选择的城市无非是成都与重庆。而成都地处平原，很容易被日本人的飞机进行轰炸，所以说重庆是蒋介石最好的选择。
国民政府要迁入重庆，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搞定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蒋介石入川，意味着四川不再属于刘湘，将会变成蒋介石的势力范围。刘湘是一个军阀，四川是他的大本营，断然是不能让蒋介石染指的。在抗战初期，韩复榘等军阀甚至还一度联系刘湘共同对抗蒋介石入川。
然而，刘湘终究是一个有民族血性的中国人，面对日本人的侵略，刘湘几经权衡之下，选择放弃了个人利益，率领川军出川抗日，最终病死在抗日前线。
在刘湘的主动让步下，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中央机关顺利入驻重庆。
在民族大义这一点上，刘湘是真正的英雄！
胡史乱翔
主要因为南京距离上海太近了，1932年淞沪抗战的时候，国民政府情急之下移驻洛阳办公，后来通过了“以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以洛阳为行都”的重要决议。不过蒋介石心里很清楚，洛阳作为政府所在地，仍不算安全。至于西北方向，实在又过于贫瘠，也不是战时首都理想之地。
（南京国民政府）
四川是中国内陆大省，特殊的盆地环境使之自古以来就形成一个颇具特色的区域空间，人称“天府之国”。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曾经建议蒋介石，四川是个富庶而因地理关系特形安全之省份，如果由重庆经贵阳建筑通昆明之铁路，再连接滇越路向外国联络，具有重要意义。
（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
1935年3月，蒋介石从汉口乘坐飞机第一次前往重庆，从空中俯瞰三峡，他几乎惊呆了，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不到夔门、巫峡，不知川路之险也。”只要四川、贵州、云南在我们控制下，中国就一定能够打败任何敌人，收复全部失土。记得九一八事变的时候，蒋介石说过，如果现在抵抗的话，我们或许三天就亡国了。原因之一就是当时国内政治不统一，国民政府缺乏安全可靠的大后方。
（抗战时期的蒋介石）
好在中国地大物博，好在中国有四川。蒋介石在确认四川的特殊地理位置之后，心情非常激动，“别说三年，日本人就是三十年也打不了中国”。客观来讲，蒋介石在选择抗战大后方的问题上眼光是锐利的。不过四川当时属于军阀刘湘的地盘，国民政府并不能直接发号施令，想要迁都也不是想迁就能迁的。这个时候应该表扬刘湘，刘湘虽然是军阀，但他有着一颗爱国之心，全面抗战开始后，不仅命令川军出川抗日，同时公开表示欢迎国民政府来重庆。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南京危在旦夕。蒋介石主持国防最高会议第五次会议，说明“迁移重庆，为三年前预定计划之实现”，希望党政军全体同志“共同一致，克尽本职，来争取抗战最后胜利”。20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正式向世界各国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
冯杰
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国首都南京被日寇攻占，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继续顽强抗日。为什么要选择重庆作为战时陪都呢？我认为有以下四点原因。
其一、重庆经济水平高、工业基础好，人口众多，适合做国都！重庆虽然位于西南地区，但是它处在长江中游，口岸开放早，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工业基础雄厚，周边战争资源多。国民政府迁到重庆后，有稳定的稅收，能维持政府的运转，维持军队的开支！
其二、重庆易守难攻，可以保证日寇不能轻易攻破重庆！重庆号称山城，境内多丘陵和大山，又有长江天险，不利于日寇的机械化部队长驱直入。重庆东面还有两湖可以作为缓冲，只要拒敌于长沙以东，那么重庆就是安全的。就算日寇攻占了长沙，再向重庆进发，因交通不便，国军沿途狙击，国民政府也可以从容撤走！日寇陆军无法攻入重庆，就派空军轮番轰炸重庆，不过重庆挺过来了！
其三、四川的人口、资源较多，可以支撑全国抗战！西南三省中四川省人口最多、经济最为发达，人民最为善战，国民政府迁都四川省的重庆市，就可以充分调动四川的资源支撑全国抗战。如果迁到甘肃、贵州、云南等地，则资源不足，不能支撑全国抗战！
其四、四川的军阀虽多，但是派系林立，有利于国民政府整合四川！四川军阀大小数十支，彼此争斗不断，尽管刘湘掌控了四川大部分地方，但仍有数支实力较强的军阀存在！蒋介石通过权术分化瓦解了这些军阀，完成了中央直管四川的任务！当然刘湘以民族大义为重，主动率川军出川抗日，最终还拒绝了韩复渠的联兵反蒋阴谋，也为迁都重庆做了巨大贡献！
大秦铁鹰剑士
我是兵说，我来回答！
抗日战争爆发前期，中国就有意选择四川作为抵抗日军侵略的大后方。迁都这个问题重大，当时只是做了部分准备，并未实施。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英勇抗击日本侵略，但武器装备的差距不是靠人数可以弥补的。上海失守，日军下一个目标便是南京。此时不迁都也不行，便选择重庆作为陪都。
当时中国的首都是南京，但这地方无险可守。并且南京周边基本上都是从上海撤退而来的军队，建制不完整，战斗力自然也就难以保证。拿这样的军队去抗衡日军数个齐装满员的精锐师团，不可能有战胜的机会。反过来，日军是铁了心要拿下中国的首都南京。当时的中国一面在“调兵遣将”，准备南京保卫战，一方面也开始组织迁都。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刘湘顾全大局，大力支持当时中国当局经营四川作为抗日大后方。刘湘彼时已成为四川的实际管辖者，如果他选择阻挠，那么迁都重庆阻力会很大。为了抗日，刘湘可以带领几十万川军出省。国难当头，区区一个重庆，舍弃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兵说
蒋介石在处置韩复榘这一问题上，是做出了政治牺牲的，韩复榘虽然抗命逃跑丧师失地，但显然在抗战初期这类情况并不鲜见，大多以撤职查办了事。所以世人皆以蒋介石有公报私仇之嫌，其实韩复榘必死的大半原因，是试图勾结刘湘阻止国民政府和中央军入川，在当时的情况下足以令蒋介石一身冷汗的。
韩复榘私密联络的不仅有刘湘，还有在华北手握重兵的宋哲元，其计划是刘湘的川军封闭入川道路，宋哲元引兵退至潼关附近，他自己的部队撤到襄樊和南阳一线，然后联名通电反蒋。
在何应钦主持“川康整军会议”期间，面对蒋介石准备将川军中央化的企图，刘湘曾经说过：“我如果要干的话（川军反蒋）就是天也要打一个洞”。但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民族大义面前，刘湘终于没有行动，功德无量。
“四川王”刘湘的抗日态度是坚决的，但是不情愿国民政府和中央军入川也是内心真实写照，因为那将意味着他的老巢不再姓刘，因此对韩复榘的态度颇为暧昧。密报这一阴谋的正是宋哲元，这也是宋哲元后来在四川病重时蒋介石既往不咎特别关心的原因，但韩复榘拥川独立的计划是不能公开的，一方面缺乏必要的证据支持，一方面很容易引起川中各界不明真相强烈反弹，国民政府的西迁必将困难重重。
（刘湘）
所以在得到戴笠军统的情报佐证之后，蒋介石不动声色的发表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鼓励其率川军主力出川抗日，刘湘本人抱病到达武汉，川军开赴南京前线，而大量川军的外调才为国民政府中央各部门进入陪都重庆铺平了道路。
在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蒋介石及军事委员会就考虑过迁都的问题，毕竟南京距离淞沪战场实在太近了，一旦淞沪有失，南京必然不保。当时选定的陪都共有三个城市：洛阳、兰州和重庆，综合各方面条件分析，显然重庆是最安全和最合适的，唯一存在的问题就是川中军阀的态度，虽然蒋介石自1935年起便利用追击长征部队的机会，以为借口不断将中央势力渗透进川，但中央军部队在四川仍然数量很少，如果刘湘领衔抗拒国民政府入驻重庆，还真是个大麻烦。
（四川军阀王瓚绪）
顶着舆论压力不公布韩复榘的阴谋，只追究其战场抗命一责，不仅给刘湘留足了面子，也便于团结韩复榘旧部、川军和宋哲元部队一起继续抗日，蒋介石可谓用心良苦。其实1937年11月20日日寇逼近南京时，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已经正式宣布迁都重庆，但是由于上述原因以及重庆不通铁路，国民政府的大部分机关只撤至武汉办公，作战指挥中心的“军事委员会”也架设于此，武汉实际上成为国民政府的临时首都，刘湘及其他川军将领能否保证国民政府顺利入川，仍然是蒋介石非常担心的问题。
1938年1月20日，刘湘在汉口病逝，国民政府为其举办了隆重的“国葬”，蒋介石认为四川已是群龙无首，决心彻底控制四川迁都重庆，随即连下数道命令：撤销刘湘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和四川省主席职务；撤销川康绥靖公署机构；以张群为四川省主席。结果遭到川康实力派的联名反对，认为刘湘甫死，蒋介石以嫡系张群接川省主席实属“趁火动劫、意图宰割”。蒋介石震惊之余，再换以顾祝主持川政，留守四川的17名川军旅长再次联衔反对，同时成都大街小巷贴满标语，四川保安司令王陵基更是扬言：“顾祝同如敢飞成都，当以大炮在机场欢迎之”。
蒋介石无奈了，深知川事不可操之过急，乃同意四川军头们的请求，以川军出身的王瓒绪代理四川省主席，作为交换条件，国民政府各机关全部开始迁移重庆，同时调动嫡系第18军等中央部队进驻重庆周边，确保陪都安全。不久以后，王瓒绪又被蒋介石派康泽拉拢过去，开始密报四川各军头对蒋介石的不满及活动，被激怒的四川军阀又联合起来反对王瓒绪，甚至调遣部分军队陈兵成都周围，大有一言不合就跟重庆开战的架式，蒋介石再次妥协，撤销王瓒绪职务而亲自兼任四川省主席，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身兼任一省主席，充分说明了四川的重要性和局势的复杂性。
经过三年多的分化瓦解，直到1941年蒋介石才搞定川康实力派，当年11月15日明令张群为成都行辕主任兼四川省主席，四川的“中央化”经过艰难的历程后终于实现，重庆作为战时首都的地位得以巩固，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提供了可靠的大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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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不迁都意味着灭国，迁都再战是一种气魄。
全面抗战开始后，所有的靠海以及平原地区，都不能作为防止日军机械化部队的攻击的屏障，坦克大炮就像历史上的战马，军舰就像过去的船，因此，抗日战争对中华民族来说比历史上任意的战争都要处于劣势。
以前的时候，北方有马，南方有船，相互讨伐互有胜负，但是日本侵略军却是什么都具备的，南京只能作为抗战的前沿，并不能成为抗日的后方，所谓打持久战，就是三年五年是他，十年八年亦是他，因此，必须要在大后方选择能够落脚的地方当国民政府所在地。
北方全是平原城市，没什么值得考虑的，南方广州虽然是国民政府的发祥地，但是广州和上海一样，支援还不如上海，因此更是不堪一击，所能选择的，纵横认为有四个城市，有武汉、长沙、重庆、成都。
首先，武汉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中国革命最早就是从武汉爆发，当时武汉也是全国仅次于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的城市，甚至比广州还要高一个级别，处在长江的中游，辐射地又极为宽广，一声令下，全国各地的军队都会涌向武汉，但是武汉作为首都的缺点是还是太靠近前方，从徐州会战后，日军立马扑向武汉，尽管在武汉，国军进行了殊死抵抗，并且给与日军也造成了重大的伤亡，然而几个月后武汉还是被攻陷。
其次，长沙也很不错，是抗战期间战场最激烈也是被破坏最严重的城市，围绕长沙，中国和日军展开了先后四次会战，直到1944年第四次长沙保卫战失败，日军才占领长沙，相对来说，长沙更适合做战场，而不适合当首都，而且地理位置还不如武汉好。
再次，就是成都，从地图上来看，成都比重庆还靠后，很多人认为，选择成都比重庆会好一点，实际上当时军阀混战，成都属于川军的后方，刘湘能让中央军在重庆落脚说实话，已经很给老蒋面子了，也说明刘湘是一个极其爱国的军阀，并且率军出川抗日，但是四川也并不是全是刘湘一个人说的算的，成都刘湘就说不算。
重庆扼守四川盆地的入口，如果把首都放在重庆，更有利于防守，如果口子破了，成都一样也不好守，所以，不如先在重庆落脚，等重庆不行的时候再考虑后撤，如果一下子就在成都落脚，也会被看成怯战的表现。
最后老蒋选择的是，以重庆作为临时政府所在地，以武汉为军事指挥中心，以长沙、常德、宜昌一线为拱卫重庆的防线，以成都为再后方的保障。
当武汉守不住的时候再撤退到宜昌和长沙、常德，组成一道防线，想要进入中国腹地必须过这道防线，从1938年武汉会战结束后，一直到1944年，日军虽然对该战线进行了多次突破，但是直到1944年放手一搏才完全突破。
即使重庆被突破，国军还可以再迁都到成都，在四川盆地再次组织大规模的会战，纵然日军再强悍，把战线从上海拉到重庆，也是很困难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