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中期）
在一次徐佛觀與毛澤東的交談中，徐佛觀問了‘如何讀歷史’這一問題。
中共領袖這樣回答:“中國史應當特別留心興亡之際，此時容易看出問題。太平時代反不容易看出。西洋史應特別留心法國大革命。”
而作為意識形態中，彼此嚴重對立的雙方，徐佛觀對此回答頗以為是。
又談及《論語》，徐佛觀詢問:“孔子的話，你有沒有贊成的?”
毛澤東想了想答道:“有。‘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辨)之，篤行之。這就是很好的話。”
徐佛觀補充道:“應當加上孔子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毛澤東同樣點頭稱是。
在徐佛觀以後的回憶中，與毛澤東談天閒聊，無疑都是一個好印象。
徐佛觀與他人坐在延安交際處門口，側遠方便是寶塔山
徐佛觀在延安期間，正是中共黨史上著名的延安整風期間，毛澤東曾送給徐佛觀一本《整風文獻》。
在又一次見面時，毛澤東問道:“徐先生看我們那種東西里面，有沒有好的?”
而徐佛觀已經認真研讀過這些文章，便即刻回答:“有。”
“哪一篇?”
“劉少奇先生的一篇。”指的便是中共文獻中佔有極其重要地位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
徐佛觀清晰的記得，毛澤東聽罷，立刻有一種很驚喜的神情，即道:“你覺得那篇文章寫得好？他在這裡，我叫他明天來看你。”
第二天，劉少奇果然到招待所來看望徐佛觀。而此次的交談，顯然沒有與毛的交談那樣融洽。一個受命而來，一個關心軍事政治，彼此又素昧平生，也就成了走過場。
留在徐佛觀記憶裡的這位中共領導人形象是:“瘦瘦的個子，態度很沉默。大概彼此敷衍一頓後，沒有談什麼，所以再記不起一點談天的印象。”其實，作為國民黨高級情工幹部，對中共內部組織的瞭解也是了了，當時的徐佛觀居然並不清楚劉少奇在中共黨內的地位，他在後來的回憶記述中這樣寫道“後來留心打聽，才知道他是理論和組織的重鎮，在毛澤東面前的分量，遠在周恩來之上。”
在與中共領袖人物交往中，徐佛觀覺得“毛是雄才大略的人”，但他還是認為
“我又是信仰歷史巨流的人，不以為毛有本領跳出巨流之外”。所以，他認為“中共許多現象，只有順著歷史的巨流來加以解釋，才合乎情理”。直到晚年，他依然以一個國民黨固有的政治心態，卻也客觀的說過:“我們雖然身在海外，雖然反對共產黨，但是我們非常愛我們自己的國家，非常希望共產黨做得好。我們的國家，現在不錯，是站起來了。這個站起來，在我們的腦子裡面，當然第一功勞，是毛澤東。沒有他的氣魄，沒有他的號召力，沒有他組織的能力，那是不可能的。”
毛澤東在延安，與來訪者（外國人）交談
在延安窯洞的歲月裡，徐佛觀除了參加中共方面安排的一些公務參觀活動，把大部分時間用於研讀中共方面提供的文獻資料，其餘時間就是“讀通了克勞塞維茲所著的《戰爭論》”，並寫下不少讀書筆記。因此，又多了一個與毛澤東談話時雙方都感興趣的話題。毛澤東在談論游擊戰術時強調說:“這不過是小規模擾亂戰，若指揮大的兵團，必要時在戰略上要犧牲一個兵團，然後才能保全兩個兵團，那就要壯士斷腕，立即決斷。”
徐佛觀對此不敢苟同，辯論道:“這在戰略上是可以行的，但在政略上恐怕行不通。譬如現在德、意、日三國結成軸心同盟，與舉世為敵。假定一旦戰局逆轉，形勢險惡，到了非犧牲不可的時候，請問潤之先生，那究竟犧牲哪一國?誰來提議?誰來贊同?又有哪國甘願犧牲?”
這次，毛澤東沒有回答。那次徐佛觀告辭時，毛澤東送出窯洞門口，再送到坡下，一直走到大道旁，方才告別。
而這個問題，也成為了徐佛觀後來即便從事學術事業，也認為是驕傲的一次會談。毛澤東鮮有的不回答問題，在他們之間曾經發生過。
當然，由於雙方站在完全不同的黨派立場上，縱然學問見識上相互傾慕，但在原則問題上卻針鋒相對，錙銖必較。
1943年7月，抗戰爆發六週年前夕，國民黨利用共產國際宣佈解散之際，叫囂“解散共產黨”、“取消陝甘寧邊區”。統一戰線的摩擦達到了高潮。對此，毛澤東特意約見徐佛觀，義正詞嚴地警告並讓徐佛觀給重慶帶話
：蔣先生不相信天上可以同時出兩個太陽，我偏要出一個給他看看。“再過五年至八年，看虎(鹿)死誰手!”1949年十月一日，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正是在毛澤東‘再過五年至八年’這個預計時間之內。雄才偉略當得歷史驗證。
1943年7月9日，延安各界三萬多人緊急集會，抗議國民黨軍隊企圖“閃擊延安”，進犯陝甘寧邊區的挑釁行為。
時任延安交際處處長的金城回憶“我們為了使國民黨當局知道我們的‘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決心，邀請徐佛觀、郭仲容參加大會。徐佛觀堅持其反動立場，中途退場。郭仲容聽完了各界代表反擊頑固派反共的聲討。會後徐郭急電向重慶報告。他們從此在延安更加坐立不安了。”(金城 《延安交際處回憶錄》，第63頁。)
吳玉章在延安時期
對於延安的行為，徐佛觀恪守他作為對立方的立場和原則，不依不饒，他表示不能接受吳玉章在大會發言中對於蔣介石的侮辱性言詞，要求公開道歉。遭到拒絕後，他帶領郭仲容在招待所裡開始絕食抗議。為此，中共軍隊總司令朱德曾親自來勸說，穩定他們的情緒，但並未奏效，兩個人幾天都不吃飯。後來還是周恩來寫了一封長信，並且親自到招待所來寬解一番，情況才得以緩解。
在對中共領袖人物的接觸交往中，徐佛觀認為周恩來最大的吸引力在於，“他在人與人之間有真正的人情味，他個人生活相當嚴肅。在政治中有真正的人情味，這是很少很少的。他不單對共產黨裡的同志有人情味，與非共產黨的人接觸時也表現一種人情味，我想這是很難得的”。這種“人情味”，具體表現為永遠保持“人的立場”作為待人接物的最後底線。“和他談問題，他總是通情達理，委曲盡致，決不侵犯到各人的基本立場。”
徐佛觀認為周恩來，哪怕是面對面聽著反對的意見，批評的意見，總是心平氣和，耐心地給予解釋，解釋了還不被相信，也只是說將來會慢慢解決的。
對於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的印象，徐佛觀覺得這是一位寬厚的長者，有很寬厚的態度，但是在彼此交流意見時，略有差距。
周恩來，毛澤東，朱德在延安
1943年10月，徐佛觀獲准先行離開延安，途經西安時看望胡宗南。一餐飯後，簡單交流，徐佛觀就到寶雞等候去重慶的汽車。未料胡宗南卻派人追到寶雞，一定要徐佛觀再回西安。數次宴請，胡宗南詢問有關延安的情況，並希望把自己的做法與延安進行對比。徐佛觀無意於去做什麼對比，以流於一般官場逢迎拍馬，只是告訴他
:“延安的物質困難，但他們的野心甚大，做法相當有效率;勸他萬不可存輕視之心，並應虛心研究他們的長處，尤其是在領導方式上特別值得考慮。”還特別推薦延安《整風文獻》中的文章，希望他切實加以研究。胡宗南表示自己沒有這些文章資料，徐佛觀便將毛澤東送給自己的那本轉送給他。
胡宗南在西安（左），身邊這位，中共傳奇地工熊向暉
在延安，只有半年時間，而這半年卻影響了徐佛觀後面的人生。
從延安返回重慶，徐佛觀在自己交往的小圈子裡，多次表現出對時局的深深憂患。當初由康澤授命，回來後當然首先向他覆命。沒想到這次見面，卻是“彼此非常不愉快。我告訴他，國民黨像目前這種情形，共產黨會奪取全面政權的;他聽了更不以為然”。(《中國人的生命精神:徐復觀自述》，第66頁。)
多年過後，他對此依然耿耿於懷。“回到重慶後，我和當時負有較重要責任的人談天，認為國民黨若不改建為代表社會大眾利益的黨，共產黨即會奪取整個政權;而對付共產黨，決非如一般人所想象的，只是鬥爭的技術問題。當時聽我這種話的人，都以為我是神經過敏，危言聳聽，有一位先生還和我大吵一架。”(徐復觀《在非常變局下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命運》)
蔣介石十三太保之一，除中統，軍統外另一支國民黨特務系統首腦，康澤
知音難求，一腔熱情也難免鬆懈頹唐。在重慶，徐佛觀借住南方印書館，於是每天陪人打湖北的天地人和紙牌，等待合適的船隻，欲東下與妻子會齊，以遂還鄉隱居之願。
打發日子無甚事事，同鄉名賢陶子欽看在眼裡，便引薦其拜見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總參謀長的何應欽，交談中，何應欽聽得滋滋有味。最後，何應欽問:“你還到延安去嗎?”
“我最近就回鄂東。”徐佛觀地回答。
“有什麼任務嗎?”
“回去種田。”
何應欽否定了徐佛觀的想法:“不必回鄂東，等幾天好了。”
何應欽陪同蒙巴頓在重慶機場
回到南方印書館，不久，徐佛觀就接到了電話通知，蔣介石定於某日下午五點約見。
在蔣介石官邸，有位武官告知徐佛觀，向委員長報告，最好不要超過五分鐘。徐佛觀由小客廳走進大客廳，委員長已經站在那裡。“我第一個印象，他的威嚴也趕不上陳辭修 (即陳誠)先生，當答覆問題時，總記著五分鐘的時間限制；但實際，他要求我談了好幾個五分鐘，並要我寫個書面報告。”
1943年11月17日深夜十點鐘，徐佛觀突然接到通知，委員長再次立刻召見。原以為是延安方面發生了什麼重要問題，需要徵求徐佛觀的意見。實際上，“但見面後，只問我家裡的情形，拿起鉛筆來寫三千元的條子給我，叫我不要離開重慶。我出來後，覺得有些奇怪，送點錢給我，不是需要緊急處置的事情。”三天之後，從新聞裡看到蔣介石飛赴開羅的消息，徐佛觀才明白原來是委員長臨行前的特意親自安排。此點，領導人與下屬之間的關懷，大凡都是能將下屬感動的熱淚盈眶的，徐佛觀就此徹底打消了回鄂東的想法，拿起筆來開始給蔣介石寫曾經所交待要寫的報告書。”
蔣介石在開羅
作為國民黨軍政觀察員，徐佛觀寫過多份觀察報告，但都是直接覆命的是給康澤方面，他也不知道是否到達最高領導層。康澤後來回憶說:“我提請派徐佛觀去做八路軍總部聯絡參謀。徐佛觀，日本士官學校畢業。他擔任這個職務大概有兩年或更長一點。曾先後回重慶述職三次，還有比較系統的報告書。他有一次報告共產黨的整風運動，蔣介石曾把他這個報告書批交高層反共決策機關‘聯合會報，印發參考，並約他見面。1943年冬的一次綜合報告，涉及了陝北黨、政、軍各方面的情況和意見。蔣介石很讚許他這一個報告書。”
康澤晚年的回憶，在一些具體時間、事件上明顯有誤。徐佛觀被派駐延安總共只有半年時間，很可能是把其他聯絡員的事串聯到這個聯絡員身上了。但由此可以證實，徐佛觀擔任駐延安聯絡參謀期間，肯定寫過不止一份觀察報告，不過只有最後這一份直接遞交蔣介石，得到重要批示，受到極大的重視和嘉獎。
徐佛觀軍人時期，全家福
1943年底，徐佛觀被調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辦公室工作。然而三天後，委員長侍從室的唐縱又把委員長要求調用徐佛觀到侍從室第六組工作的手令拿了過來。徐佛觀直到國民黨內部的派系山頭，擔心自己一個沒有根基的外鄉人，忽然進入江浙系，黃埔系的工作環境，有些惶恐，於是他還是選擇了留在參謀總長辦公室。
1944年，徐佛觀隨何應欽出任陸軍總司令駐節昆明一個月，回到重慶後，正式進入委員長侍從室第六組工作。
閱讀更多 半杯餿茶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