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生的长河中，有那么一段用八个字概括——“随时随地为国献身”的光荣经历，使我终身难忘。
1979年元月，是我参军的第二个年头。我入伍的部队是陆军第二十军军直通信营。元月5日就听到消息，我们连队有参战名额，随即每个战士都向组织提交了请战书。第三天早上，连队指导员就第一个找我谈话，说：“你的请战申请，已经连队支部批准，请你在二日内做好一切调动准备。”接到通知，我非常激动和兴奋。千日养兵，用兵一时，我能百里挑一为国参战，也是我一生的最大荣耀。接到命令后，我做了三件事，第一就是跑了八里路，把这一消息告诉给了在工兵营老乡杨三保和修理连的张跃国等，心想这也可能是永久的告别……第二件事就是把不能带上战场的东西寄回老家，并附上一封含着眼泪写给爸妈的遗书。写信时，又怕二老挂念，便隐瞒了上战场的详情，只说最近要到很远的地方施工，寄信有不便，请爸妈千万不要挂念儿子，保重身体为重……儿 1979年元月 开封。我做的第三件事就是把当兵二年来每月6元的津贴费省下的三十多元钱，跑到开封市买了一块三十多元的怀表，带在身上。在当时来说也是我一生买的第一件奢侈品，让它来伴随我，度过可能是人生最后的时光吧。
元月10日上午，在部队全员和连队战友的欢送下，开始踏上了前往参战部队的汽车。下午5时左右，来到有着光荣传统的五十四军160师479团，也就是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由朱德突围带出的四百余名官兵，后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火种部队。在当晚的分兵大会上，按照技术兵种优先的原则，我被第一批分到团直刚组编的通信连。驻扎在获嘉县的一个多月，始终处于一级战备状态，除学习一些上战场急需用的越南语，就是打被包，随时听候中央军委一声令下，开往前线。
2月14日晚7点30分，中央命令下达，我们所在的部队在获嘉县国家粮食储备库聚集，乘上南下的闷罐军用专列，开拔前线。由于战争的需要，京广铁路实行军管，沿途各车站都戒备森严，前面的专列开始登车，后面的列车人员下车进兵站吃饭，一列接一列开往中越边境。在沿途，有不少群众送茶送水，喊着“多打胜仗”，“解放军万岁”等口号，来激励参战的战士们。
列车飞速南下，经过二天三夜的行程，本应在平祥火车站下车，但接到前面车站有越南特工在活动的敌情，只得提前下车，乘上汽车沿中越边境绕道二百余公里，到达参战指定位置，随即宣布了战场纪律。紧接着，也就是2月17日凌晨5点30分，在我国的南疆1300公里的边境线上，中央军委一声令下万炮齐鸣，划破黎明前的黑暗，一场震惊世界的对越自卫还击战打响了。战场分两个战区，云南战区由杨得志司令员指挥，广西方向由许世友司令员指挥，全线共有九个加强野战军，一个边防独立师，总兵力不下30余万人，加上支前民兵，参战人员不下35万余人。
经过两轮炮击，地面部队开始进入越南境内，战争从此在越南展开。对越作战，采取的是穿插迂回作战法，打前站的部队，是从工兵临时开辟大约三十公里的大山中进入越南的，也就是当天上午10时20分跨入越南境内。战场条件极其艰苦，每个战士只带了四天米、三天用的压缩饼干。可进入越南后，近一个月的生活基本靠自己解决。偶尔送上战场的罐头，一听二摇便知能否食用。在耳朵上一摇，如哗哗作响，不是豆角便是辣椒。如是不会响，必定是大肉大油制作而成，虽说是好，但没有饭菜搭配也是白搭。能吃的就地下肚，不能吃的随地抛掉，不知下步能否迈出，也要看老天的造化。随时随地为国捐躯，是每个官兵在战场上最真实的写照。
战争是极其艰苦的，越南实行全民皆兵，又经过数十年的战争锻炼，且对中国的进攻也早有准备。一是修建了极其坚固的暗堡，炮击也无法摧毁；二是山高林密，再加上有大量的可利用自然山洞做屏障，并且布下了数万枚地雷作阻碍。敌人是游击战术在暗处，我军是人海战术在明处，更要命的是各级指挥员缺乏协同作战的经验，各自为战等诸多的不利因素，战争的初期，每天都有数千人伤亡。由于天气在三十多度，两天不到尸体就会腐烂。由于进出越南的主要公路暂未打开，第一时间把伤员送回祖国成了难题。只能每天以师为单位，把伤亡官兵，像装货物一样装上卡车，前后由高射机枪作掩护，编成车队，才敢从战场上把烈士送回祖国，送到准备好的墓地换上一身新军装。但大部分都已腐烂，难以穿上，就安葬在边疆的烈士陵园。等战争结束，父母才能拿到那可怜的400元抚恤金。
每当想起战场上的一幕幕，就像发生在眼前。记得最清楚的就是2月25日，在我们进攻高平省会时受阻，上级命令一个坦克营11辆坦克前来支援。下午4时，11辆坦克挂着五星红旗，在我们的阵地前顺利开进。由于没有步兵搭乘，孤军深入，在行进不到十公里的一个小村庄的竹园旁，全部被越军炸毁，目睹无一人生还。次日当我们从此经过，看到其他装甲兵将坦克残骸及烈士，想法运回国内，而不给越南留下痕迹。
最最危险的是在3月5日，天下着小雨，早上5点左右，接到上级命令，要求部队在三个小时内穿插到二十公里外高平省通往河内的一处305高地。前面由侦察兵探路，报告未发现异常后，我们400余名大部队才翻山越岭，在到达无名高地山凹时，我就有强烈的预感，并对陕西的程俊杰战友说，如在此被敌人伏击，真是凶多吉少。话音刚落地不到5分钟，敌人便从两侧及背后山林中猛烈射击，雨点般的子弹将部队拦腰截断。千钧一发之际，我随地靠山侧面倒下，头顶一块不到30公分的石头做掩护，看着敌人一梭子子弹打在我的眼边，溅起的泥土撒向全身。心想腿肯定会不保，但头无事，但我一动未动。敌人大概想着可能已经将我已打死，把枪口移开了。说时迟那时快，我用力试着站起，确定暂未受伤，心想这里不是久留之地，得赶快突围。在我动身突围时，看到4名来自周口的新兵已六神无主，我赶快喊着他们的名字，将他们带出包围圈。随后这四名战友感恩的说：“要不是老班长的提醒，有可能就光荣在越南了。”每当想起朝夕相处的战友一个又一个倒在血泊中，受伤的在喊着“背背吧！”撕心裂肺的求救声，永远难以忘怀。
经过近一个多月的战争考验，我们连队出色的完成了战场上的前沿通信任务，被广州军区记集体二等功，我个人受到上级嘉奖并火线入党。
对越反击战已结束近40年了，我也从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步入老年，每当想起那么多亲爱的战友永远长眠在南疆的土地上，常常会掉下眼泪。我的最大愿望就是在有生之年，再到南疆走走，看望看望那些永别的好兄弟、好战友，愿他们的在天之灵得到安息。
（作者为嵩县纸房镇上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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