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美國硅谷的別名成了“印度谷”。
在美國的全球500強企業中，外籍CEO有75位，其中10位是印度裔，9位英國裔，中國香港裔（籍）和中國臺灣裔（籍）分別有1位，還有一些其他國家的人，而中國大陸人暫榜上無名。
關鍵問題是：除了谷歌與微軟，摩托羅拉、百事可樂、諾基亞、軟銀、Adobe、SanDisk、聯合利華、萬事達卡、標準普爾......這些在中國人心目中轟雷貫耳的國際巨頭，其CEO級別的高管位置居然都被印度人拿下！即便不是CEO，硅谷許多公司印度高管的比例也多到驚人。像谷歌董事會的13位高層領導中，有4位是印度裔。
除了企業高管，即使歐美知名商學院的院長也是印度裔越來越多。像哈佛大學商學院現任院長、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院長、前美國西北大學凱洛格商學院院長、歐洲工商管理學院院長，都是印度人。
相比之下，中國人在美國高科技企業中能居高位者，卻鳳毛麟角。很多中國頂尖學府的高才生，在世界級企業裡卻只做個工程師、架構師。
那麼，中國與印度之間在企業管理發展上的差距在哪兒？在種族觀念敏感的美國，為何印度人會受到如此重用？有哪些方面是值得我們國人學習的？
“印度管理”背後的基因
北大國發院BiMBA商學院聯席院長楊壯教授，多年來一直在傳播世界各國先進和優秀的管理理念和經驗。在與《中外管理》交流時，他表示：“形成印度領導力優勢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其上層制度，語言能力，多元思想和教育體系。儘管印度還比較貧窮，它在創新方面不如美國、以色列和中國，但印度這幾點優勢卻形成了他們獨特的核心競爭力。”
無論是一個人或一個組織，乃至一個國家的領導力形成，都受到了國情、文化、教育等因素的影響。而印度在融合東西的跨文化情境下，培養出了許多具有國際素質的優秀管理者。那麼，印度有哪些特質在影響印度管理？
特質一，上層制度。儘管印度還比較貧窮，但由於其具有英國所遺留下的總統總理制，其管理體系深入人心，老百姓有自己的選舉體系。印度的法律體系也是英美法系，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跟西方的體制和理念就特別合拍，這也是印度人特別驕傲之處。特別是在美、英、德這樣的西方國家裡，與他們交流會很暢通。
特質二，重視教育。印度有五個社會階層，在哪個階層出生，你以後在社會的地位就都決定了。“在印度要是第五階層的話，你是很難翻身的。那這些人怎麼辦？很多人就去留學，通過教育改變自己的命運。”楊壯教授說，這與中國的“知識改變命運”的理論很相像。印度本身具有很強大的理工教育系統。印度這種學院教育做得特別好，很重視技術技能的培養，而且印度人的數學功底特別好。印度的一些文科學院都要學理科，而不是理工科的學文科。
實際上，印度的高等教育水平高，在於不僅學生們會學習專業課，而且每個人都會學習MBA課程，於是很多大學生都是專業課與MBA的雙學位。一些管理者，在工作一個階段後還會再去深造MBA課程。
印度的高校教師，都是來自英、美、澳大利亞這類英聯邦國家，從小重視基礎教育，比如數學和文字能力特別強。由於印度有幾百種地方方言和文字，但官方語言都是英語。因此，很多印度人的思維方式都是西化的，在文化上與西方貼得很近，無論是在價值觀領域還是文化土壤，就跟西方主流價值觀完全吻合，這就是他們能夠很好融入的原因。
特質三，多宗教文化下的思辨意識。印度是一個多宗教國家，它沒有一個絕對的傳統文化。印度歷史上是幾百個國家，數十種宗教。印度歷史上沒有一個實現大一統的國王，而且各個地區甚至姓氏背後都一直存在著不同的信念。因此印度人有一個特別好的習慣，就是他們從小就會進行思辯。
“什麼是思辯？他們習慣在很多問題上，特別願意按著自己的文化理念去思考，並用這個思維理念去進行辯論。就像在以色列，四五歲的小朋友就開始辯論，夥伴之間就去看誰的解釋最為有道理。他們的思維是在多種文化衝擊下形成的，沒有過多的束縛和條框。因此，通過思辯其舉一反三的能力就很強。”楊壯教授對《中外管理》特別強調道。而他們的思維方式也和西方有同樣的脈絡，既有一些東方的思想，又有完全與西方人同步的思想。那麼，他們在真正做事的過程中，反映出自己不僅僅是問題的解決者，更重要的是能夠發揮自己的長項。
中印管理教育文化的差距
首先，站在更高的視角思考問題。由於印度是多信仰、多語言文字的國家，印度人習慣於思辯，就會站在更高的角度去思考問題。
因此作為中國企業家，就需要更多的瞭解和接受更多元的文化，包括如何讓更多不同價值觀的員工，願意去為一個目標去努力奮鬥。因此，找到每個成員與組織價值觀契合的激勵點，站到更高的視角去塑造組織的目標與願景，驅動員工去實現組織與個人價值，就尤為重要。而這也是微軟CEO薩提亞·納德拉特別強調的一種領導力。
第二，專業知識與商業管理相結合的學習體系。幾乎全球都有MBA教育，為什麼印度的MBA這麼厲害？其區別在於：在其他國家包括中國，管理或商科的專業學生從一進高校就學商科，更高學歷也是商科。這就導致精通管理卻不懂行業的專業技術。但印度的MBA卻是所有學科專業學生的必修課，因此印度的MBA是專業和管理都精通。
而我們國內教育通常要麼擅長專業技術，要麼擅長工具應用（比如英語）。這就出現了一種現象，技術人員不懂商業，商業人員說不清楚技術。
第三，有話直接放在桌面上說。印度有一個現象，由於他們思辯的基因，他們會特別願意辯論，甚至不乏爭吵，但是他們的內心卻非常抱團，其文化包容力也特別強。而非一些群體的人表面看似一團和氣，暗地裡卻是彼此較量甚至拆臺。
對於傳承了中庸之道的中國式管理，即使彼此不認同，也不會特別直接表現出來，即使有分歧，也追求“兵來將擋”的原則，就自然非常不利用於組織效能的推動。正如北大國發院BiMBA院長陳春花教授所說：中國企業所面臨的一個重要的挑戰是，其成員具有社會人而非職業人的特徵。美國企業成員卻具有職業素養。可想而知，社會人恐怕只能適應某種社會，而職業素養卻是一個優秀者通往世界的“通行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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