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京深杭」（下）｜塞冬

關注風雲之聲提升思維層次

戳穿忽悠，粉碎謠言

導讀

前文有理想的中國IT企業，正在全球攻城略地 | 塞冬已經介紹過珠三角智能手機品牌在全球的突飛猛進。那麼，為什麼成為智能硬件中心的是珠三角而不是長三角或者京津冀？下面將繼續用數據和案例來進行闡釋。

眾所周知，深圳由於臨近香港，長期以來是我國最重要的電腦和電子設備進出口中心，90年代-21世紀初，廣東的進出口長期佔我國總量的35-40%。

華為靠交換機貿易起家，上篇中的四通公司，在80年代也是依靠香港金山等公司進行PC和打印機貿易。以華強北為代表的深圳電子貿易鏈，是眾多深圳人民第一桶金的來源。

深圳從1992年起，一直是我國出口額最大的城市，進出口總額僅次於上海位居全國第2。近年來，由於深圳產業向東莞轉移，2016年，東莞首次超過蘇州成為全國外貿百強第3名，僅次於深滬（海關總署“2016中國外貿百強城市”，綜合指標、非按貿易額排序）。

深莞能取得如今的地位，並非一帆風順：

2002年底，《深圳你被誰拋棄》一文大火，文中指出了深圳的幾個問題：

• 陸家嘴的虹吸作用——各類金融公司總部、特別是外資金融公司大量進入上海。
• 吸引外資能力不足——深圳吸引外資規模顯著低於上海，既有的外資公司、如沃爾瑪中國總部，也準備遷移到上海。
• 吸引人才能力不夠——大學生就業意向上海第一、北京第二、深圳和京滬差距極大。
• 保稅區效率低下——上海外高橋進區辦理週期只需1天，貨物通關只需10小時。
• 城市環境差、治安差、交通擁擠。

2009年金融危機，珠三角外貿受到極大衝擊，深圳出口下滑10.1%，東莞出口下滑16%，全國上千萬農民工失業返鄉。

08年底-09年初，中西部各地舉辦“返鄉農民工”招聘會

從90年代末到21世紀初，隨著中國加入WTO，浦東大開發，製造業快速轉移進入中國，外企大舉進軍中國市場，上海成為外企登陸的橋頭堡，進入改開後相對輝煌程度最高的時代，同時也是外資對中國經濟增長貢獻率最高的時代。

1999年，《財富》全球論壇在上海召開，主題是：中國未來五十年

2001年，APEC會議在上海召開

2000年，在滬經營性外資金融機構達到66家，2005年增至123家。2005年時，有29家在滬外資銀行被指定為在中國的主報告行，陸家嘴吸引了360餘家中外資金融機構入駐。

外貿、外資、外企，是當時中國最紅火的行業，也是頂級學生的第一就業選擇。下面是“中國製造”在世界電腦/電話產量中的比例（《中國統計年鑑》、IDC、工信部《電子信息製造業運行情況》，產量單位：億）。

可以通過這個數字感受一下21世紀初全球產能向中國轉移的速度。i

然而，這樣的景象並沒有持續多久，加入WTO並沒有讓中國成為外資的“殖民地”，反而孕育出大量高競爭力的內資企業，中國對外資的依賴也一路走低。

歷年實際利用外資/GDP

歷年出口/GDP

隨之而來的，就是城市命運的不同走向——下面是北京、上海、深圳三座城市在1996-2017年間，GDP佔全國比例的變化情況：

• 上海在21世紀頭幾年達到巔峰，隨後逐漸下滑。
• 北京和上海的差距迅速減小，如果不是近年來的非首都功能疏解，可能已經超過上海。
• 深圳總體上快速進步，在08-10年金融危機期間進入低谷，隨後穩步上升，縮小和京滬的差距。
• 1997年，深圳的GDP是上海的37.4%，2017年提升至上海的74.5%。
• 1997年，北京的GDP是上海的60.5%，2017年提升至上海的92.9%。

看完宏觀數據，具體到本文所探討的以手機為主的智能硬件，其發展軌跡大致如下：

21世紀初，國產手機從無到有迅速崛起，市佔率從1998年的0%，發展到2002年的35%。深圳的TCL、寧波的波導、廈門的廈新，引領出國產手機的第一次小高潮，也讓國產手機進入第一次“戰國時代”。

2002年，國產手機波導首次打入全國市佔率前三

21世紀頭幾年，讓人印象深刻的國產手機廣告：

然而好景不長，一方面，國產手機在國際上沒能打開出路，仍是以貼牌代工為主，另一方面，在國內也逐漸被國際大牌壓制——國產手機在2003年獲得了55%的巔峰市場份額，隨後一路下滑，2006年跌回35%，一直到2012年，都長期處於低迷狀態。

下面是2008年和2012年的全球手機份額排名：2008年時，中國品牌都是others，2012年智能手機初期，中興、華為分別獲得了6%和3%的全球份額，主要靠貼牌和運營商合約，尚未形成品牌影響力。

就這樣，從21世紀初到2012年左右，以珠三角為核心的自主電子產業鏈，由於沒能真正打出和外資抗衡的自主品牌，就長期處於“山寨”標籤下，深圳也得名“寨都”。當時深圳消費電子產業的形象就是——在外資手機陰影下苟活的步步高、金立、TCL，以及主要做運營商市場的中興、華為。

21世紀初，北大、清華、哈工大相繼在深圳設立研究生院。本科時，塞冬的一位好友去深圳研究生院探訪回來後說：“深圳這城市哪兒都好，就是到處都是“山寨”品牌的廣告牌。”

然而，也正是這些曾經的“山寨”品牌，發展成如今的國際手機巨頭——在有理想的中國IT企業，正在全球攻城略地 | 塞冬中已說了很多，不再贅述。

我們以步步高為例：

段永平，1961年生，比上篇中的張朝陽、王志東大幾歲，和求伯君一樣，浙大無線電系畢業後被分配到體制內工廠——北京電子管廠，還是和求伯君一樣，在80年代末選擇離職南下，到中山日華電子廠擔任廠長，生產出“小霸王”學習機，將一個年虧損幾百萬的國營小廠變為年營收10億的全國知名品牌。

1995年，段永平創立了步步高，從VCD、學習機做起，到“步步高音樂手機”，再到如今的“vivo智能手機”。

2001年，段永平的浙大系友，從小霸王時代就一路跟隨段的陳明永，和段永平一起創立了OPPO，從mp3、mp4，到DVD、到享譽歐美的藍光播放器，再到拍照手機、智能手機。

步步高和OPPO的整體打法，和珠三角其他自主電子品牌沒有太大的不同，只不過這倆做得最激進、最成功：

• 緊跟市場需求、快速迭代產品線，什麼火做什麼。
• 從簡單到複雜、從低端到中高端，持續升級主體業務。
• 緊盯數量最多的主體人群、從90年代至今持續進行高額廣告投入和渠道建設。
• 大比例員工持股，不缺錢、不上市、持續分紅、核心員工收入極高（華為也類似）。

從小霸王學習機到步步高無繩電話，再到VCD/DVD、點讀機、vivo、OPPO，持續近30年的廣告轟炸：

除了OPPO/vivo外，另外兩個深莞的知名品牌——華為、大疆，大家都非常熟悉。

2017年，華為營收900億美元，淨利潤70億美元，手機出貨全球第3，也是目前最有希望進一步全面突破的中國公司。

大疆和商湯科技一樣，都是大陸學生前往香港高校，在頂級的無人機、深度學習團隊學成，再回大陸創業，目前估值150億美元，佔據消費級無人機市場70%+份額，併成為哈蘇的最大股東，藉此進軍攝影攝像領域。

下圖，華為是全球研發支出top10裡唯一的中國公司，騰訊、阿里也即將進入榜單。

如前文所說，伴隨自主品牌智能手機的發展，自主電子零部件產業也正在大踏步前進——歐菲光學、匯頂科技、舜宇光學等。而除了零部件外，受益最多的就是上篇中提到的，智能手機和自主AI獨角獸的結合：

• 寒武紀AI芯片+自主品牌手機，在手機端實現高效率低能耗的人臉識別和美顏算法。
• 商湯/曠視AI算法+自主品牌手機：自動判斷拍照場景、AI“微整形”美顏、人臉解鎖。

據傳，珠三角的某手機巨頭，會讓北京的AI獨角獸公司派團隊飛到深莞，同場辦公。兩個公司的團隊在同一間房裡工作，中間隔著玻璃，能互相看到對手的進展，誰先實現手機廠商提出的技術要求，就用誰的解決方案——中國公司慘烈的競爭手段造就出極強的競爭力。

於是，深莞的硬件巨頭和北京的AI巨頭，就這樣相互競爭和協作，共同提升了中國的智能產業水平。

談完深莞從“山寨”到“巨頭”的歷程，再看看長三角和京津冀從“輝煌”到“沒落”的“遭遇”：

從90年代中後期開始，長三角成為臺資企業轉移產能的主要目的地：廣達、仁寶、和碩、緯創、英業達等臺資PC代工廠，讓上海和蘇州在短短几年內成為全球最重要的電腦製造基地。

2010年，全球共生產了2億檯筆記本電腦，其中，中國大陸生產了1.85億臺，上海和蘇州的產量都是8400萬——兩個城市包攬了全球84%的筆記本電腦產量。

隨著PC出貨量的下降，和產業轉移，到2017年時，全球筆記本產量已下滑到1.6億臺，重慶年產6000萬臺，替代蘇滬成為全球最大的筆記本電腦生產基地。

和深莞自主品牌手機巨頭相對應的，就是長三角頂級的手機代工產業，下面是從2014年到2017年的中國手機ODM公司前十排名。

所謂ODM，就是包含設計在內的代工：紅米、魅藍、榮耀等中低端品牌，大都採用這種第三方貼牌生產的模式，並非小米、魅族、華為親力親為。

目前，全球30%的手機來自ODM，而全國前三名的ODM代工公司，總部都在上海：

• 華勤，年產手機9600萬臺，年營收38億美元，製造基地在東莞、南昌。
• 聞泰，年產手機8400萬臺，營收169億人民幣，淨利3.3億，製造基地主要在嘉興。
• 龍旗，年產手機3400萬，營收88億人民幣，淨利1.3億，製造基地在惠州、南昌。

2015年和2017年底，龍旗曾兩次申請IPO，但都被否，主要原因就是利潤太低、且波動太大。

所以我們會看到，長三角並非沒有智能硬件產業，但主體是代工、而非自主品牌，這成為近年來長三角產業升級的不利因素。

從宏觀統計數據來看，上海和蘇州的工業體量都出現了停滯：

• 2012年，蘇州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2.9萬億，2017年3.2萬億。
• 2012年，上海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3.2萬億，2017年3.4萬億。

同期，深圳的數字從2.1萬億提升至3.0萬億，東莞的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沒有產值數據）從2300億增加到3300億，增速遠超滬蘇，在工業總規模上大大縮小了和滬蘇的差距。

京津冀面臨的問題，和長三角的PC製造業是類似的：

• 北京曾擁有索愛全球最大生產基地和諾基亞中國最大生產基地，2010年，生產了全國27%的手機。
• 天津曾擁有moto全球最大生產基地和三星全國最大生產基地，2010年，生產了全國20%手機。

然而，隨著索愛、moto、諾基亞的衰敗，隨著三星在中國市場成為市佔率不到1%的others，京津冀的手機制造業在短短几年內崩潰。

如此前文章《破局”中國芯“》所說，電子和汽車兩大產業，是東亞先進地區從發展中經濟體邁入中等發達經濟體的不二法門。日本、韓國、臺灣、中國大陸發達地區，皆是如此。

如今，武漢、成都、合肥、重慶等長江流域內陸大城市，正在從長珠三角大規模轉移勞動密集型電子組裝產業，並大力投資液晶面板、芯片代工和內存製造，試圖複製先進地區的歷史進程。

然而，當京津的手機產業崩潰後，京津就喪失了向北方臨近地區轉移電子產業鏈的可能性。於是，除了擁有互聯網的北京，津冀也就失去了一大塊經濟增長新動能。

試想一下，如果2010年的京津擁有的是四大自主手機品牌企業，而非索愛摩托諾基亞三星。那麼如今的石家莊、保定，恐怕就能像合肥武漢那樣，承接規模龐大的組裝廠、內存廠、面板廠，華北經濟的面貌將大大不同。

當然了，如上文所說，自主智能硬件品牌大規模誕生在深莞，得益於兩個條件，而這兩個條件，京津是天然缺乏的：

• 臨近香港的電子零部件進出口——民營電子貿易公司進化為電子製造企業。
• 深莞沒能形成滬蘇那樣龐大的外資/臺資代工產業和代工文化，是內資自主進化。

缺乏新動能的地區，近年來都在對經濟數據大規模“擠水分”，我們來感受一下天津的慘狀：

• 濱海新區擠水份，GDP砍掉1/3。
• 2018年1-4月，天津工業增加值只增長了2%。
• 2018年1-4月，天津固定資產投資-21.6%，其中，工業固投-36.8%。
• 2018年1-4月，天津商品房銷售面積-49.7%，商品房銷售額-49.3%。
• 天房集團1800億債務，天津農商行董事長自殺。

通過深莞、滬蘇、京津的例子我們會發現“自主”是多麼的重要：

• 深莞的“山寨”自主電子產業鏈，經過漫長的蟄伏，終成大器，帶動珠三角從外貿低谷中走出，助力深莞成功實現產業升級。同時也拉動了一大批自主零部件產業，為中國AI創業公司提供了深厚的應用土壤。現在看來，珠三角的自主電子產業、互聯網產業巨頭還擁有極強的後勁，將繼續引領區域經濟增長。
• 滬蘇以“臺資”起家的代工產業鏈，為當地經濟帶來了短期的高增長，但就像候鳥一樣，隨著勞動力成本提升而繼續遷移。由於臺資工廠更傾向於使用臺資零部件（臺灣的主板、顯卡等），也沒能助力長三角本土零部件產業鏈的壯大。滬蘇曾經引以為豪的“引進外資”，為電子、互聯網、AI產業的進一步發展留下了隱患。
• 京津的“外資”手機工廠，紅火一陣後被珠三角本土品牌打敗。擁有互聯網的北京仍然高速發展，而錯失良機的津冀則陷入困境，失去了這個能夠容納大量勞動力和研發人員的巨型產業鏈條。
• 給“自主”以時間、向外人虛心學習、引進消化吸收再創造、但不要過於依賴外力，不要把未來的希望百分百寄託在外人身上，這是過去20年電子和互聯網產業給我們帶來的經驗和教訓。

看到這裡，許多人可能會有疑問：最早開放的不是珠三角麼，上海浦東的開放都是92年的事了，為什麼如今依賴外資加工業的反而是蘇滬而不是深莞？

為了解釋這個問題，我們來梳理一下臺資進入大陸的歷程（數據來源：香港浸會大學 楊春博士，《臺資跨境生產網絡的空間重組》）：

在90年代初長三角開放前，珠三角是第一波接受外資（特別是臺資、港資）的中心：

• 1987-1990年，珠三角承接了43.5%的臺灣對大陸投資，此時長三角所佔份額只有5.3%。
• 到2006年，珠三角的臺資份額下降到18.5%，長三角上升到66.8%，成為臺資在大陸的絕對中心。

需要注意的是：從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雖然珠三角承接了主要的臺資、港資，但是當時臺灣的電子產業主體還是在島上，並沒有開始大規模轉移：

• 1995年，臺灣IT企業硬件產量的72%在臺灣，只有14%在大陸。
• 2005年，留在臺灣的比例急劇降低到6.8%，在大陸的比例提升至79.5%。

於是我們會看到，90年代長三角的開放，正好和臺資IT製造業產能“登陸”的週期相吻合——珠三角雖然起得早，但當時的大規模轉移進程還沒開始。

從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長珠三角的情形和如今正好相反，當時長三角的經濟結構主要是上海的國企+蘇南的鄉鎮企業，最有名的樣板是華西村。而珠三角則迎來了第一波外向型的貿易、加工經濟。

隨著90年代上海浦東的開發、中新蘇州工業園的建立、崑山大規模面向臺資修建低稅收、高補貼產業園。滬蘇完美承接了90年代中期-21世紀初的臺資“登陸”，數十萬臺灣群眾長期工作生活在滬蘇。甚至在21世紀初，東莞的臺資PC廠也成批“北上”蘇州。

來感受一篇2002年《南風窗》的文章：

每每翻出這些歷史，塞冬就會感慨命運：起的早得不一定笑到最後：

• 90年代時，長三角羨慕更早開放的珠三角外資雲集。
• 21世紀初，珠三角群眾在感慨深圳東莞的沒落、臺資成批轉移長三角。
• 如今，滬蘇又反過頭來羨慕坐擁大量自主品牌巨頭的深莞。

時代、地區、企業、個人的命運，沉浮不定，有巧合也有必然，許多時候都是當局者迷，多年以後才能看得清。

如上篇所說，GDP總量僅排全國第10，人口不到千萬的杭州，卻擁有全國第2、僅次於北京的信息服務業體量，超越了旁邊的第一大城市上海，也超過廣深、更對其他強二線城市呈現數量級上的碾壓。

許多人都會說——杭州不就是有阿里麼，不過是出了個馬雲運氣好罷了。

的確，杭州在互聯網上的強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阿里，或者說以阿里為核心的電商產業鏈。

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阿里會誕生在杭州？塞冬的答案是——有必然也有偶然，與浙江這塊土地分不開。

先來看宏觀數據：中國出口前4名的省市，長期是粵、蘇、滬、浙。下面是這幾個省市在中國處於出口導向型經濟時期的進出口數據（進口以境內目的地、出口以境內貨源地為準，單位：萬美元）。

我們會看到浙江和其他三個地區有一個的明顯區別——出口遠多於進口，是進口的2倍左右。其原因，與這四個省市的進出口貿易結構有關。

如前文所說，上海、江蘇、廣東，是我國電子製造業的核心地帶，PC、手機等電子設備製造從境外大量轉移到這三個地區。

而在那個時代，電子製造業基本都是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進口零部件—人工組裝—出口。由此帶來進、出口額都相當龐大，國內的環節只涉及簡單的組裝，增加值低。

而浙江的出口，則是以本地中小輕工業民企生產的紡織品、箱包、玩具、打火機、傢俱等為主——從80年代開始，溫州、寧波、義烏，就是我國民營企業對外輸出小商品的先鋒。

2000年，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只佔浙江總出口額的27%，而江蘇的這一比例則是56%。最典型的是臺資加工重鎮蘇州，外商投資企業佔出口比重高達79%。

同年，浙江實際利用外資24.8億美元，江蘇的數字是66億美元。

於是，馬雲創業初期的中國黃頁、阿里B2B，都是為了給巨量的浙江中小民營企業和海外客戶嫁接上聯繫。而隔壁上海、蘇州的臺資、外資大型製造企業，本身就已經有成熟的海內外供應鏈，不需要馬雲這樣的中間人去做境內外對接。

因此，中國最大的實體小商品市場出現在浙江義烏，最大的網上小商品市場出現在浙江杭州，是有一定必然性的。

創業8年後，2007年，阿里B2B業務在香港上市。

1999年，阿里B2B業務創立，幾年後，中國的基本面發生了巨大變化：

• 1999年，中國高速公路里程1萬公里，上網人數400萬。
• 2003年，中國高速公路里程3萬公里，上網人數7000萬，一半省份的高速公路里程突破1000公里。

隨著交通基礎設施的完善，上網人數的飆升，國內電商市場有了發展空間。2003年，to C的淘寶網面世，馬雲從給浙江輕工業小廠和海外商戶牽線搭橋，進一步提升為為給浙江輕工業小廠和國內群眾牽線搭橋。

感受下快遞數量的變遷：

• 1999年前，全國快遞數量橫盤
• 1999-2003年，緩慢上漲
• 2004-2008,年，初具規模
• 2009-今，爆發式增長

淘寶並非是首個to C的電商，但卻擊敗了內資的卓越、易趣和外資的eBay、亞馬遜。與此同時，內資的京東也擊敗了外資的新蛋。對此塞冬的理解是:

• C2C對巨量小商戶的依賴，讓非浙江電商大都只能從B2C做起。
• 易趣/eBay的C2C比淘寶更早，但當時是商戶和消費者數量都極少的年代。2003年後，在C2C真正爆發的”5年10倍”時期，淘寶的免費入駐、巨量廣告投入、對買賣流程的快速迭代，讓易趣/eBay敗下陣來。
• 美國沒有浙江這樣巨量的小商品生產廠家，eBay很長一段時間都是類似“鹹魚”的消費者之間的拍賣模式，符合美國國情。而誕生於浙江的淘寶，則一開始就具有對接小工廠和消費者的產品基因：海量的浙江小工廠，是淘寶模式在中國取得成功的最關鍵要素之一。
• 美國巨頭對新興市場長期缺乏專注的投入，讓東亞、東南亞、南亞的電商基本都是本土巨頭：阿里/京東、Lazada、Flipkart。

2004年《天下無賊》中的淘寶植入廣告

當然了，如果說第一大電商出現在浙江是一種必然，那其中的偶然性就是——沒想到馬雲會把阿里做成一個超越電商領域的帝國。

B2B—>C2C—>B2C—>支付—>金融—>物流—>文娛—>新零售，整個路徑全打通下來，固然有其內涵邏輯，也離不開馬雲個人的特質：捨得分利、捨得分權、捨得分股、敢於拓展...

如今，阿里年營收400億美元，而且基本都是純服務營收，並非買入賣出這種高流水低增加值：這400億美元裡是大比例的增加值——資本利得、員工收入、財政收入，以及佔營收比例不大的計算設備資產折舊。整個阿里帝國，為杭州成為全國信息服務業老二，立下了汗馬功勞。

相比於阿里，網易則是個更加具有偶然性的例子：

寧波人丁磊畢業後不久南下廣州創立了網易郵箱，在新浪搜狐門戶崛起的年代，又北上帝都創立了網易門戶，此後又南下廣州二次創業網易遊戲，從2010年左右開始，丁磊的重心最終轉移到了杭州。

對杭州而言，不只是分到了網易遊戲業務的一杯羹，網易在2010年後推出的新產品——雲音樂、考拉、嚴選、未央、公開課等，60%都在杭州。這讓杭州形成了阿里體系以外的一個小“帝國”——業務相對齊全，就業崗位相對多元。

而阿里、網易這兩個大小帝國，孕育出的人才，又促成了杭州相對豐富的互聯網創業氛圍。以阿里、網易為主的人才孕育出的電商、雲計算、互聯網金融等方向的新公司，對於無法在北京立足的程序員而言，基本各種互聯網就業崗位都有的杭州，就成了一個不錯的選擇。

我們通過獨角獸企業來感受下杭州的創業氛圍：

• 阿里系：螞蟻金服、阿里雲、菜鳥、釘釘、淘票票、口碑——都是阿里旗下孵化的未上市公司，許多人會覺得背靠阿里沒啥了不起，我們再來看非阿里系的：
• 嘉楠耘智：>100億美元，僅次於比特大陸的第二大礦機公司。
• 微醫集團：50億美元，在線診療平臺，阿里前高管（吳炯，關明生）早期投資。
• 微貸網：50億美元，互聯網金融。
• 大搜車：30億美元，二手車，阿里領投。
• 草根投資：20億美元，阿里領投。
• 曹操專車：>100億人民幣，吉利旗下。
• 歌禮：~100億元人民幣，生物醫藥。
• 貝貝網：15億美元，阿里員工創業。
• 此外還有數夢工場、銅板街、個推、挖財網、時空電動、雲集微店、點我達、同盾科技等10億美元級的公司。

中興事件發生一週後，證監會副主席姜洋調研嘉楠耘智，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不管你們芯片用於什麼，本質上都還是一家芯片公司，希望你們在國內上市”。

再對比一下上海：

• 陸金所：互聯網金融，400億美元
• 拼多多：電商，150億美元
• 聯影醫療：醫療影像設備，50億美元
• 威馬汽車：新能源汽車，>50億美元
• 蔚來汽車：新能源汽車：50億美元
• 喜馬拉雅：在線音頻，30億美元
• 易商紅木：物流倉儲，30億美元
• 界面：新聞媒體，15億美元
• 銀聯商務：銀聯支付，15億美元
• 此外還有易果生鮮、UCloud、找鋼網、齊家網、掌門1對1等10億美元左右的公司。

可以看出，上海近年來誕生的最大純互聯網公司就是拼多多，對於拼多多的成功，塞冬在3個月前寫過一個知乎回答：

《拼多多對阿里巴巴、京東等電商平臺造成了怎樣的衝擊？》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68240583/answer/336515030

從上面可以看到，上海的獨角獸企業大多是圍繞上海具有優勢的金融、汽車、物流等。在狹義的互聯網公司方面，上海的表現和其城市體量極為不符，杭州即便去掉阿里系獨角獸，其餘公司的規模也不輸上海。

我們來看看上海歷史上誕生的大型互聯網企業（按時間順序）：

• 盛大：1999年創立，曾經的第一大遊戲公司，上市又退市，目前估值約40億美元。
• 攜程：1999年創立，目前市值250億美元，百度是最大股東。
• 點評：2003年創立，2015年被美團收購。
• 巨人：2004年創立，史玉柱的遊戲公司，目前市值70億美元。
• 餓了麼：2008年創立，2018年被阿里95億美元收購。
• bilibili：2009年創立，市值50億美元。
• 拼多多：2015年創立，估值150億美元，騰訊領投。

新興IT公司的崛起，正在改變人才的流動方向。2002年時，深圳苦惱於人才吸引力遠不如京滬。2010年左右，以私營中小製造業為主體的浙江也正在經歷一場艱難的轉型。

10年前的2008年，全國房價第一名是溫州，第二名上海，第三名杭州，浙江迎來了私營經濟財富的大豐收。當時，全國富豪榜前10名裡，還沒有一個來自互聯網公司。當時的互聯網富豪一哥李彥宏，也只排名第20位，位於天津“著名”公司天獅集團的李金元之後。當時的阿里還是個校招工資只有百度7-8成的“小公司”，網易的主體也還在北京和廣州。

此後，溫州房價大跌，杭州房價持續橫盤六七年，最低谷時，杭州的同地段房價只有北京的4成。隨著阿里集團在2014年上市，網易在杭州做大做強，各類新興獨角獸企業崛起，再加上G20、亞運會加持，杭州房價重新開始大幅上漲，杭州也成為常住人口增速最快的大城市之一。

來看看2017年北大畢業生的就業城市選擇：

• 第一名北京，1009人
• 第二名深圳，約400人
• 第三名杭州，106人
• 上海只能排到第6（67人），南京只能排第8（64人）。

從2017年清華畢業生的公司選擇來看，除央企外，第一名華為，第二名騰訊，第三名網易，第四名阿里。

近兩三年，隨著深圳、杭州IT公司的崛起，網上各式各樣的聲音也多了起來：

• 上海是不是要涼了？蘇州為何與深圳的差距越拉越大？
• 深杭這倆小兄弟，幾乎所有統計指標都差上海一大截，有什麼膽量“挑戰”上海。
• 杭州是不是下一個一線城市？南京和杭州到底在爭什麼？
• 杭州的經濟總量、人口總量、軌道交通、城市規劃等都明顯不是“準一線”的格局，為何現在呼聲這麼高？

我們接著看下節。

“全球城市”的概念起源於70年代，其誕生的時代背景有兩點：

• 世界經濟開始全球化，跨國公司通過幾個戰略性節點城市控制全球經濟。
• 新自由主義成為西方主流經濟指導思想，傳統意義上“國家”對經濟的控制逐漸讓位於金融資本。

“全球城市”和通常所說的“特大城市”或者“世界城市”有所不同，前者更多強調對信息和資本的“控制”，而後者更多強調規模——當然，在大多數時候，兩者是重合的，城市規模越大，對信息和資本的掌控越強。

狹義來說，“全球城市”就是以紐約、倫敦為核心的美英資本主義體系，通過歐洲大陸的巴黎、亞洲的香港新加坡，對世界經濟的掌控。

對於“全球城市”和“世界城市”的區別，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東京。在90年代末以前，日本和如今的中國一樣，並沒有融入西方金融市場，對外匯、金融、資本的管制嚴格。

90年代中期的日本如日中天，GDP達到美國的60%+，初步建立起一個以東京為中心，輻射東亞、東南亞的跨國公司體系，強有力地輸出日本品牌、日本資本和日本文化。東京都市區無論在人口規模還是經濟總量上，都達到世界第一。

然而，對於東京是不是“全球城市”，爭議極大。道理也簡單——當時的日本，在經濟和金融上是自成體系，並非西方體系的全球節點之一，甚至是西方經濟體系的競爭者。

後面的故事我們也都知道，90年代後半期，經濟泡沫破滅後，日本從1998年開始名為“東京金融大爆炸”（TokyoBigBang）的金融自由化改革，解除對股票、外匯和金融准入的管控，外匯交易完全自由化。

如今，日本的經濟體量已完全不足以和美國競爭，在一定程度上成為西方體系的一份子，東京是否是“全球城市”的爭議也不再存在。下面是科爾尼發佈的2018全球城市排名：紐倫領頭，巴黎布魯塞爾東京香港新加坡是次一級的全球“支點”城市，北京排名第9。

再來感受一下對未來的“全球城市展望”，神奇的是，舊金山超越紐倫成為第一。

科爾尼的全球城市評分體系塞冬也仔細看過，槽點不少。這裡不細究具體的排名，上面兩張表主要想說明的是——以舊金山（硅谷）為代表的互聯網中心，是否正在替代傳統的金融中心成為“新的全球城市”。

下面是硅谷都市圈（Combined Statistical Area口徑）在加州的位置。其中每種顏色代表一個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此前許多文章塞冬已講過這個概念，其面積和人口規模大致可以類比於我國的“地級市”。

硅谷的核心區就是大紅和大黃色的兩個MSA（“地級市”）——分別以舊金山和聖何塞為中心，硅谷的幾乎所有IT公司都位於這兩個MSA的範圍內。

下面是美國GDP總量前15名的MSA，按照人均GDP排名（來源，美國統計署普查數據）：

• 排名第1、2位的就是硅谷的這倆MSA，兩者加起來人均GDP約10萬美元。
• 第3名是哈佛MIT所在的知識中心波士頓，第4名是美國的“互聯網副中心”西雅圖，第5名是首都華盛頓。
• GDP總量第1的紐約都市區，人均GDP是硅谷的7成多。
• 總量第2和第3的洛杉磯和芝加哥，人均GDP不到硅谷的7成。
• 內陸人口巨型都市：達拉斯、亞特蘭大，人均GDP又更低一些。

再來看2007年和2018年的全球市值top10上市公司對比。2007年時，上榜的IT公司只有一個微軟，其餘都是石油、汽車、金融、電信。2018年時，前10名中有7個是IT公司，前5名全是。

最後，再來看一下房價（來源，美國版安居客：trulia.com）：

• 紐約都市區核心曼哈頓：單套住房中位數價格從110萬美元上升到130萬美元。
• 硅谷核心區帕羅奧拓：170萬美元—>300萬美元。
• “互聯網副中心”西雅圖核心區：40萬美元—>70萬美元。

硅谷的兩個MSA加起來人口700多萬，人均GDP10萬美元。在全球範圍內劃一個人口700-800萬的區域，人均GDP最高的就是硅谷——超越了同人口的瑞士，也超越了人口類似的紐約市域（NYC，紐約都市區核心區）。

通過硅谷灣區和紐約都市區的對比我們會感受到杭州、上海、廣州、深圳、蘇州這些城市，到底在爭些什麼：

互聯網巨頭掌控了此前任何企業都無法掌控的巨量用戶，成為全球信息流的最關鍵節點，並通過對信息的掌控，快速延伸到線上金融、線下商業、以及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互聯網巨頭的公允價值大幅超越傳統公司，幾乎沒有人會質疑它們的觸角在未來會越來越廣、越來越深。

傳統上以金融和商業為樞紐節點的“全球城市”，正在受到以信息和知識為節點的“新全球城市”的挑戰：灣區、波士頓、西雅圖。後者的規模並不如傳統巨型都市，但其在全球資源調配上的作用在日益增強，是經濟新增長點的主要聚集地。

同樣的，杭州和深圳在絕大多數指標上都遠不如上海。從傳統的經濟規模統計數據上，深圳和廣州、蘇州、甚至天津，都沒有大的區別。成都、武漢等強二線在經濟體量、人口規模、城市尺度上，都比杭州更大。

美國的情況也類似：舊金山MSA的GDP總量排全美第7，西雅圖第12，聖何塞第15。灣區VS洛杉磯/芝加哥，後者規模更大、人口更多，也是傳統上的美國經濟中心，然而現在可能很少有人會認為芝加哥的重要性會高於硅谷灣區。

房價上的差距則更是顯著，硅谷核心區已成為全美房價最高的地方，哪怕論每平米房價，帕羅奧拓也已超越曼哈頓。從總體來看，同地段同面積的硅谷房子，一套頂洛杉磯3套、頂芝加哥七八套。曾經性價比很高的西雅圖，如今的住房價格也已遠超芝加哥，不輸洛杉磯。

總的來說，有些爭吵就顯得是在各說各話、驢頭對馬嘴：

• 傳統中心城市：“我經濟總量高、人口多、財政收入高、知名高校多、企業總部多、軌道交通長、積澱深厚、文化豐富....”
• 新興互聯網城市：“我有阿里、騰訊、華為、OPPO、vivo、獨角獸...”
• 傳統中心城市：“人家倫敦紐約也沒有互聯網巨頭”
• 新興互聯網城市：“所以灣區現在越來越NB...”

不在同一個話語體系下，比不出個所以然。傳統巨型都市仍然在大多數方面有絕對優勢，新興互聯網城市即便獲得了收入、增速、潛力上的優勢，也還遠沒到“顛覆傳統”的程度。

從人口增速上我們也會看到，以珠三角為龍頭、以長江流域內陸省會為節點的中資互聯網/電子產業帶，正在迅速崛起，此前文章已說過很多，不再贅述（非人口普查年的常住人口數據和真實情況差距較大，可看趨勢，不用太關注細節）。

結合塞冬近期的幾篇文章我們會看到：伴隨著中資信息產業的崛起，相信自主、依靠自主的地區，獲得了更大的增速，也具有更強的潛力。目前，中資信息產品和服務，正在像80-90年代的日本信息產業一樣，向以周邊為主的國家和地區拓展。而中國本身，也同樣類似於80-90年代的日本，經濟總量超過美國的60%，金融市場不開放，正在對既有的全球經濟體系展開挑戰。

於是，在塞冬看來，“新全球城市”又有了另一層含義——不再是西方體系的次級節點，而是自主體系向外輸出的橋頭堡，去“全球化”別人，而不是“被全球化”。

從個人命運上，這一點也極其顯著，對於80後頂尖大學生而言，明顯存在著兩條主流出路：

• 以融入西方為終極目標：留學、進入外企、進入西方頂級學術機構，都是為了成為西方社會的合格成員，或者成為西方企業進軍中國的合格螺絲釘。
• 以實現自主價值為終極目標：留學、進入外企、進入西方頂級學術機構，是為了自主創業或者成為內資機構核心骨幹做鋪墊。

從目前的狀況來看，後者在事業和物質上的成就顯然是更大的。就未來的趨勢而言，“中國能否成功”，就更成為一個對地區和個人而言影響極大的變量——是外資登陸的灘頭能笑到最後，還是內資出海的橋頭堡能贏得未來。

文章又不知不覺寫了很長。本文主要對京深杭新興信息產業的歷史和發展脈絡進行了小結，並通過數據對三大經濟中心的時代命運進行了梳理——時代造就產業、產業改變人心、人心進一步推動產業。客觀和主觀、偶然和必然相互交織。微觀個體如何預測和融入時代大潮，的確很重要。

在後續的產業相關文章中，塞冬將繼續挖掘京深杭的話題，並進一步探討二線城市的現狀和未來，歡迎繼續關注。

全文兩萬多字，故分為上下兩篇，上篇入口：《何以“京深杭”（上）》。

最後，本文是根據塞冬在清華同衡規劃院總規三所學術沙龍上所做分享整理而來，僅代表個人觀點。作為圈外人，能有機會和諸多規劃界業內專家進行交流，收穫很多，在此表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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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簡介：本文作者為自媒體作者，互聯網從業者塞冬，畢業於北京大學計算機系，曾參與北京大學的中國自主CPU研發團隊。本文於2018年6月18日首發於作者的微信公眾號黔財有話說（https://mp.weixin.qq.com/s/1766ry1E_jMAbcDhc2cGhw），風雲之聲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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