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淦昌，1907年5月生於江蘇常熟縣楓塘灣，父母在他未成年時就過世。1920年，他到上海浦東中學讀書，1925年考進清華學校，在物理系學習。清華良好的氛圍和兩位中國近代物理學先驅葉企孫、吳有訓的引導，使他走上了實驗物理研究的道路。
1956年9月，王淦昌作為中國的代表，到蘇聯杜布納聯合原子核研究所任研究員，從事基本粒子研究。1959年和1960年間，王淦昌領導的物理小組率先發現了一種反物質，把人類對物質微觀世界的認識向前推進了一大步，在國際學術界引起了轟動。
後來由於王淦昌回國研製核彈而在科學界突然“人間蒸發”，故而反西格馬負超子的諾獎申請因無人牽頭而放棄。1961年，王淦昌在莫斯科約見中國駐蘇大使劉曉。他掏出了自己平時省吃儉用積累的14萬盧布，全部交給了組織，請劉大使轉交飽受災害的祖國人民。面對價值近3萬人民幣的盧布，望著遠道趕來的王淦昌，劉大使真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劉曉知道，王淦昌1933年從德國獲得博士學位歸來，將家中的白銀、首飾捐出打鬼子，而自己卻過著一貧如洗的生活。
如果說，淡泊名利的王淦昌讓一代又一代的科學家懂得勿忘初心，那他50多年前擲地有聲的一句話———“我願以身許國”，足以氣壯山河。1961年4月1日，從蘇聯回國不久的王淦昌精神抖擻地奉命來到主管原子能工業的第二機械工業部辦公大樓，原來他接到了第二機械工業部的一紙通知：劉傑部長約他即刻見面。
在辦公室，劉傑與錢三強向王淦昌傳達了中央的重要決定：希望他參加中國的核武器研究，並要他放棄自己的研究方向，改做他不熟悉但是國家迫切需要的應用性研究，最後問他是否願意改名。王淦昌毫無遲疑，當即寫下了“王京”兩個字，並擲地有聲地說：“我願以身許國！”這句脫口而出的話，是從他心裡迸發出來的。
從此以後，王淦昌毅然放棄了自己得心應手的物理學基礎研究工作，全心全意投入到一個全新的領域秘密研製核武器，開始負責物理實驗方面的工作，在中國科學界隱姓埋名整整“失蹤”了17年。
1963年春天，王淦昌告別自己的家和親人，扛起簡易的行李捲和揹包，動身開創西北核武器研製基地。剛剛開始建設的基地條件極為艱苦，3200米的海拔讓很多人高原反應不斷。但他堅持深入到車間、實驗室和試驗場地，去了解情況和指導工作，興致勃勃地和大家討論問題，常常一起工作到深夜。
作為第一顆原子彈冷實驗的總指揮，大到實驗方案的設計、數據資料的收集整理分析，小到實驗場每隻雷管的安裝，王淦昌都親自督陣甚至動手，要求大家做到“萬無一失”。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前，已57歲的王淦昌親自坐著吊車，到爆炸塔頂對裝置進行驗收，看雷管是否插到位、探頭安裝是否可靠、電源是否全接通……1964年 10月 16日原子彈成功爆炸。在觀察所裡的人們叫著、跳著互相祝賀，王淦昌流下了激動的熱淚。1967年6月 17日，我國第一顆氫彈又爆炸成功，這裡也有他的心血。
1997年夏天，我國發生過這樣一件事：一位90歲的老人被一輛飛馳的自行車撞倒，肇事者逃逸至今也不知道是誰，路人沒有一個人敢上前攙扶，無視地走過……最後，老人被另外兩名老年人送到醫院，沒有人知道，這位被撞倒的老人，是鄧稼先和李政道的老師，是中國核彈之父——王淦昌。
1998年夏，王淦昌的髮妻、94歲的吳月琴老人不慎摔了一跤，造成股骨頸骨折。由於年高體弱不能手術，於是她只能臥床養傷。不久這位陪伴王老78年的老人便撒手人寰。
攜手人生漫長路的髮妻的突然辭世，使得王淦昌的身心受到了難以治癒的重創。幾個月後，即1998年12月10日，王淦昌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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