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黄狸呜翠柳

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面对日本人的疯狂进攻，国军呈现出了大溃败的趋势。特别是淞沪会战，国军最精锐的部队包括蒋介石一手打造的德械师损失惨重。

所有人都知道，抗日战争将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面对淞沪地区的失守，位于南京的国民政府机关必须进行迁移，因为一旦中央机关被日本人一网打尽，对于抗日战争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而这个迁移的地方，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日本人难以进攻到地方，二是能够有效的指挥全国抗战。

在当时的中国大地上，能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地方其实不多。位于抗日战争大后方的省份不是没有，像广西、云南、贵州、四川、西藏、新疆、陕西、甘肃、青海都可以算是大后方的省份，但并不是每一个大后方的省份都适合国民政府中央机关迁入。比如说西藏新疆云南贵州青海等地方，位置太偏僻，影响力不足，像广西等地又是桂系的大本营，诸如陕甘等地又毗邻另外一股让蒋介石相当忌惮的力量。

所以蒋介石所能选择的地方，四川是最好的选择。而当时四川能够选择的城市无非是成都与重庆。而成都地处平原，很容易被日本人的飞机进行轰炸，所以说重庆是蒋介石最好的选择。

国民政府要迁入重庆，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搞定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蒋介石入川，意味着四川不再属于刘湘，将会变成蒋介石的势力范围。刘湘是一个军阀，四川是他的大本营，断然是不能让蒋介石染指的。在抗战初期，韩复榘等军阀甚至还一度联系刘湘共同对抗蒋介石入川。

然而，刘湘终究是一个有民族血性的中国人，面对日本人的侵略，刘湘几经权衡之下，选择放弃了个人利益，率领川军出川抗日，最终病死在抗日前线。

在刘湘的主动让步下，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中央机关顺利入驻重庆。

在民族大义这一点上，刘湘是真正的英雄！

胡史乱翔

当时抗日战争已经开始，前期日军疯狂进攻，没多少天的时间已经打到南京，国民政府被迫将政府迁往重庆。

为什么是重庆呢？全国这么多个城市，为何单单选择重庆作为陪都呢？各人分析后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点

重庆是山城。因地形独特的关系，可以在连年战火中坚挺下来，不得不说山多是功劳之一。因为重庆山多，而且几乎全是层峦叠嶂的高山，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中国军队在空中上的劣势，使得受炮火攻击的压力大大减少，这也是为什么能在这么艰苦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了下来。

第二点

扼守交通要道。重庆位于我国西南部，长江的上游，北有大巴山，东有巫山，东南有武陵山，南有大娄山，同时紧挨着四川盆地，是其门户，占尽水陆交通的优势，很多物资都能快事运抵重庆。相比之下，比重庆防守系数高的城市，没有重庆便利，这个看成都；比重庆交通好的，确没有重庆防守系数那么高，这个武汉就是了。

第三点

地理位置。不会太深入，也离主要战场相对较远。在抗战期间，既不会给人一种退守偏安的感觉，也不会至政府于战场之侧。选择重庆的目的，就是借助地理位置，告知百姓，迁都是战略上的需求，并不是国民要放弃抵抗而造成的，给予人民百姓信心。

趣味小公子

迁都重庆的最直接走原因大家都知道，日本人攻打南京，南京保卫战失败。但是为什么要选重庆这个地方，为什么不选云南或者其他地方。

首先，重庆当时属于四川，还没有分出去，虽然经济落后，但地势险要，山地地形，周围崇山峻岭环绕，易守难攻，可以极大的削弱日军装甲战斗力！而武汉等长江流域这些地方，虽然经济不错，但日军海空力量强大，易于溯江而上，并不具备能与战争和可能发生战争的前线保持足够的战略纵深距离。

四川成都平原，天府之国，无论是刘邦还是就备都把四川当成了战略大后方，从历史的角度。再一个就是重庆受到日军的飞机轰炸相对较少，云南因为驼峰航线，日军经常从东南亚出动飞机轰炸，重庆有长沙武汉的军队阻挡，相对少！

史界观

主要因为南京距离上海太近了，1932年淞沪抗战的时候，国民政府情急之下移驻洛阳办公，后来通过了“以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以洛阳为行都”的重要决议。不过蒋介石心里很清楚，洛阳作为政府所在地，仍不算安全。至于西北方向，实在又过于贫瘠，也不是战时首都理想之地。

（南京国民政府）

四川是中国内陆大省，特殊的盆地环境使之自古以来就形成一个颇具特色的区域空间，人称“天府之国”。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曾经建议蒋介石，四川是个富庶而因地理关系特形安全之省份，如果由重庆经贵阳建筑通昆明之铁路，再连接滇越路向外国联络，具有重要意义。

（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

1935年3月，蒋介石从汉口乘坐飞机第一次前往重庆，从空中俯瞰三峡，他几乎惊呆了，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不到夔门、巫峡，不知川路之险也。”只要四川、贵州、云南在我们控制下，中国就一定能够打败任何敌人，收复全部失土。记得九一八事变的时候，蒋介石说过，如果现在抵抗的话，我们或许三天就亡国了。原因之一就是当时国内政治不统一，国民政府缺乏安全可靠的大后方。

（抗战时期的蒋介石）

好在中国地大物博，好在中国有四川。蒋介石在确认四川的特殊地理位置之后，心情非常激动，“别说三年，日本人就是三十年也打不了中国”。客观来讲，蒋介石在选择抗战大后方的问题上眼光是锐利的。不过四川当时属于军阀刘湘的地盘，国民政府并不能直接发号施令，想要迁都也不是想迁就能迁的。这个时候应该表扬刘湘，刘湘虽然是军阀，但他有着一颗爱国之心，全面抗战开始后，不仅命令川军出川抗日，同时公开表示欢迎国民政府来重庆。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南京危在旦夕。蒋介石主持国防最高会议第五次会议，说明“迁移重庆，为三年前预定计划之实现”，希望党政军全体同志“共同一致，克尽本职，来争取抗战最后胜利”。20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正式向世界各国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

冯杰

我是兵说，我来回答！

抗日战争爆发前期，中国就有意选择四川作为抵抗日军侵略的大后方。迁都这个问题重大，当时只是做了部分准备，并未实施。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英勇抗击日本侵略，但武器装备的差距不是靠人数可以弥补的。上海失守，日军下一个目标便是南京。此时不迁都也不行，便选择重庆作为陪都。

当时中国的首都是南京，但这地方无险可守。并且南京周边基本上都是从上海撤退而来的军队，建制不完整，战斗力自然也就难以保证。拿这样的军队去抗衡日军数个齐装满员的精锐师团，不可能有战胜的机会。反过来，日军是铁了心要拿下中国的首都南京。当时的中国一面在“调兵遣将”，准备南京保卫战，一方面也开始组织迁都。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刘湘顾全大局，大力支持当时中国当局经营四川作为抗日大后方。刘湘彼时已成为四川的实际管辖者，如果他选择阻挠，那么迁都重庆阻力会很大。为了抗日，刘湘可以带领几十万川军出省。国难当头，区区一个重庆，舍弃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兵说

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国首都南京被日寇攻占，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继续顽强抗日。为什么要选择重庆作为战时陪都呢？我认为有以下四点原因。

其一、重庆经济水平高、工业基础好，人口众多，适合做国都！重庆虽然位于西南地区，但是它处在长江中游，口岸开放早，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工业基础雄厚，周边战争资源多。国民政府迁到重庆后，有稳定的稅收，能维持政府的运转，维持军队的开支！

其二、重庆易守难攻，可以保证日寇不能轻易攻破重庆！重庆号称山城，境内多丘陵和大山，又有长江天险，不利于日寇的机械化部队长驱直入。重庆东面还有两湖可以作为缓冲，只要拒敌于长沙以东，那么重庆就是安全的。就算日寇攻占了长沙，再向重庆进发，因交通不便，国军沿途狙击，国民政府也可以从容撤走！日寇陆军无法攻入重庆，就派空军轮番轰炸重庆，不过重庆挺过来了！

其三、四川的人口、资源较多，可以支撑全国抗战！西南三省中四川省人口最多、经济最为发达，人民最为善战，国民政府迁都四川省的重庆市，就可以充分调动四川的资源支撑全国抗战。如果迁到甘肃、贵州、云南等地，则资源不足，不能支撑全国抗战！

其四、四川的军阀虽多，但是派系林立，有利于国民政府整合四川！四川军阀大小数十支，彼此争斗不断，尽管刘湘掌控了四川大部分地方，但仍有数支实力较强的军阀存在！蒋介石通过权术分化瓦解了这些军阀，完成了中央直管四川的任务！当然刘湘以民族大义为重，主动率川军出川抗日，最终还拒绝了韩复渠的联兵反蒋阴谋，也为迁都重庆做了巨大贡献！

大秦铁鹰剑士

蒋介石在处置韩复榘这一问题上，是做出了政治牺牲的，韩复榘虽然抗命逃跑丧师失地，但显然在抗战初期这类情况并不鲜见，大多以撤职查办了事。所以世人皆以蒋介石有公报私仇之嫌，其实韩复榘必死的大半原因，是试图勾结刘湘阻止国民政府和中央军入川，在当时的情况下足以令蒋介石一身冷汗的。

韩复榘私密联络的不仅有刘湘，还有在华北手握重兵的宋哲元，其计划是刘湘的川军封闭入川道路，宋哲元引兵退至潼关附近，他自己的部队撤到襄樊和南阳一线，然后联名通电反蒋。

在何应钦主持“川康整军会议”期间，面对蒋介石准备将川军中央化的企图，刘湘曾经说过：“我如果要干的话（川军反蒋）就是天也要打一个洞”。但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民族大义面前，刘湘终于没有行动，功德无量。

“四川王”刘湘的抗日态度是坚决的，但是不情愿国民政府和中央军入川也是内心真实写照，因为那将意味着他的老巢不再姓刘，因此对韩复榘的态度颇为暧昧。密报这一阴谋的正是宋哲元，这也是宋哲元后来在四川病重时蒋介石既往不咎特别关心的原因，但韩复榘拥川独立的计划是不能公开的，一方面缺乏必要的证据支持，一方面很容易引起川中各界不明真相强烈反弹，国民政府的西迁必将困难重重。

（刘湘）

所以在得到戴笠军统的情报佐证之后，蒋介石不动声色的发表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鼓励其率川军主力出川抗日，刘湘本人抱病到达武汉，川军开赴南京前线，而大量川军的外调才为国民政府中央各部门进入陪都重庆铺平了道路。

在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蒋介石及军事委员会就考虑过迁都的问题，毕竟南京距离淞沪战场实在太近了，一旦淞沪有失，南京必然不保。当时选定的陪都共有三个城市：洛阳、兰州和重庆，综合各方面条件分析，显然重庆是最安全和最合适的，唯一存在的问题就是川中军阀的态度，虽然蒋介石自1935年起便利用追击长征部队的机会，以为借口不断将中央势力渗透进川，但中央军部队在四川仍然数量很少，如果刘湘领衔抗拒国民政府入驻重庆，还真是个大麻烦。

（四川军阀王瓚绪）

顶着舆论压力不公布韩复榘的阴谋，只追究其战场抗命一责，不仅给刘湘留足了面子，也便于团结韩复榘旧部、川军和宋哲元部队一起继续抗日，蒋介石可谓用心良苦。其实1937年11月20日日寇逼近南京时，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已经正式宣布迁都重庆，但是由于上述原因以及重庆不通铁路，国民政府的大部分机关只撤至武汉办公，作战指挥中心的“军事委员会”也架设于此，武汉实际上成为国民政府的临时首都，刘湘及其他川军将领能否保证国民政府顺利入川，仍然是蒋介石非常担心的问题。

1938年1月20日，刘湘在汉口病逝，国民政府为其举办了隆重的“国葬”，蒋介石认为四川已是群龙无首，决心彻底控制四川迁都重庆，随即连下数道命令：撤销刘湘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和四川省主席职务；撤销川康绥靖公署机构；以张群为四川省主席。结果遭到川康实力派的联名反对，认为刘湘甫死，蒋介石以嫡系张群接川省主席实属“趁火动劫、意图宰割”。蒋介石震惊之余，再换以顾祝主持川政，留守四川的17名川军旅长再次联衔反对，同时成都大街小巷贴满标语，四川保安司令王陵基更是扬言：“顾祝同如敢飞成都，当以大炮在机场欢迎之”。

蒋介石无奈了，深知川事不可操之过急，乃同意四川军头们的请求，以川军出身的王瓒绪代理四川省主席，作为交换条件，国民政府各机关全部开始迁移重庆，同时调动嫡系第18军等中央部队进驻重庆周边，确保陪都安全。不久以后，王瓒绪又被蒋介石派康泽拉拢过去，开始密报四川各军头对蒋介石的不满及活动，被激怒的四川军阀又联合起来反对王瓒绪，甚至调遣部分军队陈兵成都周围，大有一言不合就跟重庆开战的架式，蒋介石再次妥协，撤销王瓒绪职务而亲自兼任四川省主席，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身兼任一省主席，充分说明了四川的重要性和局势的复杂性。

经过三年多的分化瓦解，直到1941年蒋介石才搞定川康实力派，当年11月15日明令张群为成都行辕主任兼四川省主席，四川的“中央化”经过艰难的历程后终于实现，重庆作为战时首都的地位得以巩固，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提供了可靠的大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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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的军阀混战过程中位于西南地区的四川几乎成为了全国最混乱的地区：从1912年“省门之乱”到1935年中央军入川这段时期四川地区“大小战争达四百次以上”，其中“规模较大的战争就达到二十九次”，几乎每年都有大规模的混战发生。四川各派军阀在经过一系列醒风血雨的吞并混战后渐渐形成杨森、邓锡侯、田颂尧、刘湘、刘文辉、刘成勋、赖心辉、刘存厚等几个军阀巨头。1934年在军阀混战中渐占上风的刘湘多次组织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的围剿，却一再被红军打败。当年11月刘湘飞抵南京向蒋介石求援。1935年春蒋介石派遣行营“参谋团” 和上官云相等部中央军入川督导川军围剿红军，同时任命刘湘为四川省主席和川康绥靖公署主任，授权他撤销军阀防区。至此刘湘得以在中央军的支持下彻底压制其他四川军阀，四川成为隶属于国民政府治下的统一地区，但刘湘本人依然在四川保留有巨大的权力。

自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以来日军又先后在上海、华北等地生事，到1935年时国民政府已对来自日本的威胁有所预感。随着包括四川在内的西南地区的统一国民政府开始把国防中心向西南地区转移。当时的四川人口较多、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都能长期支撑。1935年3月2日蒋介石由汉口飞抵重庆，两天后他在重庆发表演讲声称：“就四川的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同年7月蒋介石面对即将到来的中日战争的威胁再次强调：“对倭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线以西地区为主要线，而以川、黔、陕三省为核心，甘、滇为后方。”1935年10月6日蒋介石又在成都的一次讲演中又指出：“四川在天时、地利、人文各方面实在不愧为中国的首省，天然是民族复兴最好的根据地。”应该说从这时起蒋介石就有了将四川作为日后抗日战争中的大后方根据地的念头。

1937年8月13日—1937年11月12日国军同侵华日军之间爆发了淞沪会战，在历时三个月的淞沪会战里中国军队浴血奋战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但最终到底没能阻止侵华日军占领上海。上海沦陷后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就直接暴露在日军兵锋之下，日军随即增兵西进以图一举攻占南京。1937年12月1日南京门户江阴要塞被日军攻陷，12月6日下午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发现日军已迫近南京卫戍部队部署的第一线阵地：日军第16师团一部已渗入至汤山镇左侧后的胡塘、大胡山附近，至此南京已成围城。当晚蒋介石召集少将以上军官开会，次日凌晨5时45分他搭乘飞机离开南京，飞赴江西，由这里转入武汉统帅部。12日南京沦陷，日军随即在南京城内展开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1938年6月11日由南京一路西进的日军开始进攻由南京迁出的国民政府驻地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开始筹备将政府驻地由武汉迁入作为大后方的四川。

在当时的四川各城市中最适宜作为国民政府战时首都的无非就是成都、重庆二城，而其中重庆尤其显得得天独厚：重庆地处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是长江上游一大水陆码头，自甲午战争以后就被开辟为通商口岸，刘湘曾大力建设重庆，使其具有比西安、洛阳、成都等古城更加雄厚发达的现代工业基础，能为抗战提供充足的后勤物资补给。重庆位于四川盆地东部，自古以来就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说法。巴蜀地区北有秦岭、大巴山，西有横断山脉，南接云贵高原，而日军要突破的则是东面的三峡天险。在这样的环境下日军的机械化部队的作战效率受到制约，重庆在东面还有两湖可以作为战略缓冲。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于1938年7月17日紧急命令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驻武汉各机关限五日内全部移驻重庆。到当年11月中旬驻武汉各军事机关全部迁往重庆，12月8日中国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防最高会议主席蒋介石率军事委员会大本营飞抵重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也迁抵重庆并在重庆相继成立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除了国民政府极其军事机关之外，当时长江中下游地区急于逃离沦陷区的普通百姓以及工厂、银行、学校、医院也开始向重庆迁徙。由于当时国民政府控制下的船只大多用于前线战事，于是面对日寇步步紧逼的危局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指挥船队冒着日军的炮火和飞机轰炸抢运战时物资和不甘做亡国奴的难民到四川，从而保存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命脉，为抗战保存了大量有生力量。欧洲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依靠一个国家的力量，由一个军事部门指挥完成的；而中国抗战中这场大撤退则完全依靠的是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因此亲历了这场大撤退的晏阳初说：“这是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在中外战争史上这样的撤退只此一例。”

鸿鹄高飞一举万里

重庆，抗日战争时期是世界第七大城市，解放初期是中央直辖市，西南首府城市，1997年恢复中央直辖市，国家五大中心城市，七个超特大城市，国家定位的国际大都市和中西部唯一金融中心，国家创新中心，长江上游经济中心（西部十二省），西部唯一水陆空综合交通枢纽城市

跃强14

　　国民党政府的迁都计划实际规划的很早。早在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就对陪都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当年的3月，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以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以洛阳为行都”决议。

　　也就是最早是关注西北，想在西北建立陪都。但当时西安洛阳所处的西北地区经济匮乏，地方势力派系众多，这两个地方又是冯玉祥阎锡山的老势力范围，蒋介石对这两个地方不是很认可。

　　早些时间军事学家蒋百里就提出把国防线划定在北起太原，经洛阳、襄阳至衡阳一线。“此线以东地区，我宜利用空间换取时间，消耗和疲惫敌人，同时积蓄力量，加强战略后方；此线以西，资源丰富，幅员辽阔，足以持久战”。

　　蒋百里断言中日之战必定是持久战，津浦、平汉两路及沿海的大片国土将被敌占，战时大本营宜设于湖南西部的芷江、洪江一带。

　　而当时参谋次长杨杰所写的《关于国防中心问题的意见书》中论述的所谓国防中心区，列举的也只是南京、武汉、成都、洛阳、西安。并没有重庆什么事。

　　这五处地方近海临沪的南京已经基本排除在外，而武汉位于华中腹地，平汉、粤汉铁路纵贯南北，长江、汉水汇流，素称“九省通衢”，近代化程度也很高，似乎是较好选择，但考虑日海空力量强大，极易溯江而上，并不具备能与战争和可能发生战争的前线保持足够的战略纵深距离。所以又被PS掉。

　　西安虽是古都，但此时已经破败多年，各方面设施不足以支撑首都所需。多数人倾向成都，但当时成都交通不便，而且又是川军的大本营。但都认为四川是“绝对的最后的守备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