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原始社會，人們認為日食的發生是奇異怪獸侵吞太陽的結果，所以每當日食出現時，人們就要敲鑼打鼓來驚嚇怪獸，由此形成了原始的“伐鼓”之禮。《尚書·胤徵》記載說，夏代的天文官員羲和因沉湎於酒而“昏迷於天象”，沒有對日食的發生做出準確預報，以致使得日食的發生比較突然，從而引起“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的混亂局面。
唐·孔穎達《正義》雲：
“禮有救日之法，於是瞽人樂官進鼓而擊之，嗇夫馳騁而取幣以禮天神，庶人奔走，供救日食之百役，此為災異之大，群官促遽若此。”元馬端臨進一步解釋說:“瞽奏鼓，古者日食則伐鼓用幣以救之。嗇夫，小臣也。庶人，庶人之在官者，周禮之百役者。曰弛、曰走者，以見日食之變，天子恐懼於上，嗇夫庶人奔走於下以助救日，如此其急。羲和為曆象之官，屍居其位。若無所知，則其昏迷天象以千誅，豈特不恭之刑而己。”
顯而易見，在傳說中上古三代的夏朝，伐鼓救日的活動已經產生，並且形成了固定的禮儀格式。春秋時期，殷周沿襲下來的天象、預測和禮儀之學深深地影響和主宰著諸侯、貴族以及平民的觀念和生活。在“敬天保民”的時代背景中，日食的出現往往成為諸侯認識和揣測“天命”的絕好時機，所以對日食的敬畏和重視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伐鼓活動的盛行局面。
《左傳·莊公二十五年》雲：“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看來，伐鼓救日的活動中又增加了“用牲”和“用幣”的重要內容。《禮記·王制》記載說，“天子祭社稷，皆太牢，諸侯祭社稷，皆少牢，皆黝色，用黑幣，日用甲。”
本來，“牲”、“幣”是周王祭祀社稷的重要貢品和禮器，但到春秋時代，它們己經滲入到救護日食的儀式當中，從而使得伐鼓救日形成了一種名副其實的祭祀禮儀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伐鼓於社”從一開始就被賦予了濃厚的政治意義。由於日食的發生是君弱臣強的象徵，所以日食伐鼓旨在通過“責陰助陽”的活動來表明“陰不宜侵陽，臣不宜掩君”的君臣大義之道。正因為如此日食發生時，作為陰、陽象徵的諸侯和君主，各自從不同的角度採取不同的行動。
比如天子避正寢、不舉行豐盛的宴會，百官則素服、諸侯向後土社壇呈獻布幣，然後伐鼓於朝，退而自責，加強自身行為的規範和約束。因為活動的地點選擇在具有神靈意味的“社”，所以伐鼓救日的禮儀正是“事神、訓民、事君”的重要象徵。即使在這種場合，也要竭力維護君君臣臣的君臣之道。
或可注意的是，春秋時期，並不是所有的日食都要舉行伐鼓活動。前引材料中提到，“唯正月之朔”出現日食時，朝廷才舉行伐鼓禮儀。馬端臨作注說，“日食，歷之常也。然食於正陽之月，則諸侯用幣於社，請救於上公，伐鼓於朝，退而自責。”以此推斷，其他非正陽之日，雖有日食出現，但俱不行伐鼓之禮。不過，這種看法在當時產生了較為激烈的爭論。
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六月發生日食後：
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舊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御之，曰：“止也。為正月朔，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闢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
昭子所謂“禮也”的議論，說明日食伐鼓已經成為諸侯國頗為固定的一項禮儀制度。但從昭子與平子的討論來看，伐鼓救日的禮儀並不是每次日食發生時都要舉行。平子認為，正陽之月出現日食時，正所謂“陰氣未動而侵陽”，象徵王者之陽氣受到陰氣的侵襲，這預示著國家有大的災禍將要發生，所以此時舉行“伐鼓用幣”之禮，才真正寓有“責陰助陽”的政治意義。至於其他各月日食，俱不行伐鼓之禮。
但昭子、太史卻認為，“日過分而未至”（即春分過後還沒有接近夏至、或秋分過後而沒有接近冬至）發生日食，都是災禍來臨的象徵，因而均要舉行“伐鼓於社”的禳災禮儀。當時的星佔家梓慎解釋說，“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
梓慎認為，日食出現在一年的春分、夏至、秋分以及冬至時節，這是日月正常運行的自然規律，並不意味著災禍將要發生。但是日食如果在其他時日出現，那都是陰氣侵陽，陽不克陰的緣故，而且它們都是水災來臨的預示。
由此看來，春秋時期已經意識到某些日食的發生具有一定的自然規律，並不全是災禍來臨的象徵。至於正月正陽時節，“王者統事之正日”，這時發生日食，正是所謂陰氣侵陽、君弱臣強的象徵，因此朝廷要舉行“責陰助陽”的伐鼓活動，以此來維護傳統的君臣大義之道。
但是以後，由於對日食與災禍關係的認識有了很大改變，即二分二至以外日食俱為災禍的看法比較普遍，所以伐鼓救日的活動也就變得頻繁起來。秦漢大一統王朝建立後，設置了專司負責國家天文曆法的官員——太史令。太史令除了主持“敬授人時”的歷法工作外，還根據曆象推算安排王朝的時令活動。由於日食仍然是大一統王朝天象關注的核心內容，因此太史關於日月交食的觀測和預報仍然十分重要。
太史所以要對日食的發生做出預報，根本原因在於國家要提前進行日食救護的準備工作。漢代日食的救護儀式，與春秋時期“伐鼓於社”的模式大致相同。但在祭品的陳設和禮儀人員的服飾上又有新的規定。這表明伐鼓救日的禮儀活動，正逐步沿著複雜化和程式化的發展趨勢而前進。
應該說，隨著時代的進步和天文曆法的發展，人們對於日食的認識也在逐步深入。但與此相反的是，國家的日食救護儀式卻變得越來越複雜。通過《晉書》的記載可知，與前代相比，西晉的救日禮儀不僅場面宏大壯觀，而且伐鼓儀式也頗為複雜。
首先尚書“先事三日”，京城宣佈戒嚴，提前做好救日禮儀的準備工作，這就使得太史至少要在前三天之內提供較為準確的日食預報。
其次，就參加的官員而言，先後有太史、尚書、侍臣、三臺令史、衛尉卿以及祝史等官員，天子雖然不直接參加伐鼓活動，但是也要“素服避正殿”，對自己的日常行為進行規範和約束。
第三，在朝廷上下處於戒嚴狀態的伐鼓活動中，“太史登靈臺，伺候日變”，事實上是伐鼓救日活動的直接組織者和領導者。
最後，伐鼓的地點，除了祭祀勾龍的社壇外，還有“伐鼓於門”的選擇。根據唐代“合朔伐鼓”的禮儀活動，這裡“門”很可能指社壇之門。據此，西晉所謂“伐鼓於門”的方式，仍然是《周禮》“伐鼓於社”的延續和發展。
來稿/趙貞
閱讀更多 讀史品生活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