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由陳建斌、任素汐、章宇等主演的電影《無名之輩》，在同檔期《神奇動物在哪裡2》《毒液》等“大片”的夾縫中上映，宣傳方順著最近主演任素汐上《我就是演員》的熱度，打著“好演員的春天來了，好電影的春天也來了”的宣傳語，導演饒曉志還是覺得悲觀：“要是好電影的春天來了，我們的排片不該這麼低呀？”
《無名之輩》上海路演現場
饒曉志的上一部電影《你好，瘋子！》口碑不錯，票房僅僅報收1500多萬。這讓他在當時憤憤不平，也說自己和片中陳建斌的角色一樣，“還在漩渦之中，憋著一股勁兒想要證明自己。”
《無名之輩》是一部關於小人物的群像電影，從章宇、潘斌龍這一對打劫手機店因為不識字搶了模型機的笨賊出發，一路串聯起高位截癱一心求死彪悍少女，揹負罪惡感想要考協警贖罪的保安，揹著婚外戀罵名外加一身債又內心有擔當的房地產商，內心向往愛情講義氣的夜總會妓女等一系列小人物的悲歡。幾條線索交織在24小時之內高密度發酵，從一天的橫截面向觀眾剖析這些人物的全盤人生。對尊嚴的追尋牽引著人物的行動，最終又走向某種悲劇的宿命結局。
整部電影的基調從喜劇出發，一開始熱熱鬧鬧的抖包袱，看得觀眾鬨笑開懷，卻隨著劇情的深入，笑著笑著就笑不出來，每個人物都令人心疼，每段人生都那麼悲傷而無望。“用一天看這些人的一生”，是饒曉志創作之初給自己設定的目標。
多線敘事的電影，以笨賊作為線索人物，這些年著實不少見，從《瘋狂的石頭》開始，近期諸如《提著心吊著膽》《命運速遞》等青年導演的小成本荒誕喜劇都愛用這個套路。饒曉志自認與其他作品不同，“我不為炫技，不是說把故事說花哨了或者剪輯得多巧妙，我的high不在這。只是群像浮世繪有更多的空間展現更多的人，我感興趣的是想多說一些人的事。”
饒曉志
戲劇導演出身的饒曉志，在戲劇行業已經算功成名就。早年《你好，打劫！》這樣的作品幾乎和《戀愛的犀牛》《暗戀桃花源》一樣成為全國高校校園劇社最愛搬演的劇目之一，也拿過話劇金獅獎最佳導演這樣“高大上”的獎項。如今轉行做電影，他說有生存的原因，畢竟電影能夠抵達比戲劇更廣泛的受眾。
幾年前，饒曉志在身上文了戲劇大師貝克特，“我覺得他影響我，他那種看透荒誕生活本質的荒誕性始終影響著我。”饒曉志說，自己跟師哥陳建斌現在還有事沒事聊起這些大師，創作的時候回去翻經典的劇本尋找靈感。
《無名之輩》劇照，陳建斌
《無名之輩》有戲劇導演擅長的“高度濃縮”，幾組人物風風火火組成的小社會，誇張極致的困境展現出不同的人物性格，同時又是一個人不同階段不同狀態的映射。饒曉志說，電影的靈感起點源於某日聽堯十三的《瞎子》中泛起前所未有的鄉愁，而每一個人物，多多少少都帶有自己在不同時期生命印記的影子。
11月15日首映禮的映後交流環節，有觀眾去而復返，說已經出門去等車，又覺得胸口悶得慌於是折回頭來搶了話筒“質問”導演，為什麼不給人物更光明希望的結局，為什麼要看得人這麼喪。饒曉志說，觀眾太需要安慰了，而事實上，寫下這些人，給出事實，就是作為創作者能夠給予的最大的善意。
【對話】
多線敘事不為炫技，只為多講一點人
澎湃新聞：怎麼會想到講這樣的一個故事？
饒曉志：有一天我在聽堯十三的《瞎子》，之前從來沒覺得自己是個有鄉愁的人，以前故鄉是約束，是我要掙脫的地方。我覺得那就是一個小破地方，裝不下我的情懷和理想，是這種感受。感覺自己是浪蕩的，去哪裡都可以。我18歲離開，先離開老家去貴陽，從小縣城到省會再到首都。當時很興奮，要開始闖蕩。闖蕩對於男人來說是興奮的。一直到那麼多年後，我聽那首歌的時候突然覺得有鄉愁了，關於故鄉的人和事就排山倒海跟著那首歌就來了。於是起心動念想做一部跟鄉愁有關的東西。
澎湃新聞：但這個故事又不是很生活化的，還是很有戲劇性。和《你好，瘋子！》一樣，這次也是刻畫一群小人物的群像。為什麼對於群像刻畫那麼有興趣？
饒曉志：《你好，瘋子！》講人與自我人與社會的關係，這次講平凡的人生而為人的尊嚴。也有社會，也有時代。但最主要的，我還是關注人，有人所以有思考有思想，這是最偉大的事情。我想講的就是一個群像帶出來對生活和社會的思考。如果我想用另一種方式，可能可以講一個人的一生，這次我想講這些人物的一天。我用一天去還原這些人物的一生。一開始我就規定了這個故事只講一天，用一個截面來講他們一輩子的事情，以點帶面。
《你好，瘋子！》劇照，萬茜
澎湃新聞：這些年同樣類似的故事，從《瘋狂的石頭》開始，到最近的《提著心吊著膽》《命運速遞》之類，都挺喜歡一群人兜兜轉轉的黑色幽默，從編導的角度上來說，你覺得這個模式有何魅力嗎？你和他們的不同在哪裡呢？
饒曉志：應該是群像對於浮世亂象的表現力，說白了就是野心吧，有可能這個框很容易承載野心。對我來說，有這個成分在裡面，但我做這個故事不是為了炫技。我是為了講人。有些人是為了炫技把故事弄得很花哨，從我的出發點沒有任何要說我的結構能夠有多強，我希望多角度的能夠面廣一些。當然我本來結構能力就挺強的，畢竟做了那麼多年戲。
澎湃新聞：“無名之輩”既是片子的名字，也是電影的主題。我注意到電影裡比如房地產商這樣的一開頭就被指名道姓，但像兩個賊，癱瘓女，妓女這些角色直到很後面才說出他們的名字，這是有設計的嗎？
饒曉志：是有設計的。像高明這樣的商人，是小城市裡名人。但至於像章宇、潘斌龍這些角色，好多人都記不住他們的名字，即便讓他們在電影裡介紹了，回頭有觀眾提問的時候，或者這些天我注意到觀眾在網上寫評論的時候，也還是會忘記，有人說，出了門就記不住他們叫什麼了。我反而會因此開心，覺得塑造人物成功了，就會覺得，對啊，你看他們果然就是無名之輩。
《無名之輩》劇照，任素汐
演員和角色的魅力要1+1>2
澎湃新聞：這次電影裡演員們的表現都很棒，怎麼尋找到這些演員，並且分配對應的角色？
饒曉志：任素汐和章宇我本來都很熟，以前也是我的演員。老陳是我師哥，我們對很多人和事的看法，對生活和社會的看法是一路人。我們都喜歡貝克特、喜歡契訶夫，長久受戲劇的滋養，我們在審美上是一路人，我知道他能理解，能詮釋好這麼個人。很奇怪的是我在寫本子的時候腦子裡老浮現他，雖然那時還沒正式跟他聊。
澎湃新聞：這次任素汐的角色很特別，她是個很好的演員，但你給她設計了個高位截癱，就只能用臉演戲。看似是壓榨了表演空間，其實又給予了更多，最初是怎麼考慮的？
饒曉志：對於演員來說，什麼東西都是壓迫到那才爆發。我這次就是想把各種都框起來，時間要框起來，只講一天，城市也要框起來，只有一座小城，人物把她困在一張輪椅上，這都是一種為了爆發而作的準備。可能也是創作的慣性思維，畢竟做了那麼多年的戲劇。
澎湃新聞：任素汐唱了一首歌《胡廣生》，胡廣生，這個角色也很有意思，他好像很用力又很無力，很鮮活又很模糊。他不像其他人有具體的背景事件，我們連他為什麼那麼極端和憤怒都不知道。你是怎麼設計這個人物的？
饒曉志：對我來說，很多年輕人就是這樣吧，有很多能量，覺得自己想做大事，雖然並不知道能做什麼，同事受於很多侷限性，受教育、環境、品性的侷限，但就這樣一步一步走到了一個絕望的境地。這個名字，胡廣生，看起來可能會是一個留守兒童，父母去了兩廣打工，他沒機會受到教育，也沒機會被愛，說白了是活得比較悲哀的人，夠不到上面去不了下面。很多年輕人把自己武裝得生猛，其實是虛張聲勢。他其實是個慫包，我覺得他連戀愛都沒有談過。
我自己也有虛張聲勢的時候，只不多我們幸運受到比較多的教育，父母在身邊。也有滿腔抱負，沒有方向的時候。
《無名之輩》劇照，章宇
澎湃新聞：和這些都各自很有經驗和個性的演員合作，工作方式是怎麼樣的？
饒曉志：他們其中一些人提前一個月進組，一起學習方言，那時候他們已經會在一起梳理劇本人物的關係，自己進行一些劇本上的工作。（劇本）做了很多修改，現場也有即興的發揮，根據他們對於人物的理解來。
澎湃新聞：像潘斌龍這樣的喜劇演員，他說他一開始給你抖了很多包袱，但你不準？
饒曉志：我們根本就沒按喜劇拍。我們是有幽默，但國內有時候很難分清楚幽默和搞笑。我們肯定不是在逗觀眾笑，我是奔著劇情片去，有一些是我想要做荒謬感，把假定性打破，比如開頭，我先讓觀眾去感受離奇感，去奠定觀眾心理的基調。但大潘有很多搞笑的包袱，是他習慣了過去他做“那種”喜劇的邏輯，但我必須在規定情境和人物的路數下。
《無名之輩》劇照，潘斌龍
澎湃新聞：最近任素汐去上了《我就是演員》，很多人說“好演員的春天”來了，這部電影最近打的宣傳語也是“好電影的春天來了”，你覺得這兩個“春天”的關係是？
饒曉志：對我來說，好電影的春天沒有來吧。我希望它能來，但我並不認為好電影的春天已經來了。但是好演員的春天，我倒覺得確實是來了。一些流量明星也敗北了，任素汐、章宇這樣的演員越來越被人看到。
對我來說，舞臺劇也好，電影也好，演員也好，都是工具，永遠是故事在第一位。當然，現在的演員演得非常好，但角色也有角色的魅力。角色的魅力和演員的魅力，加在一起要1+1大於2，這就是我們導演要做的工作。就算可能換一波演員，也會呈現出另一個樣子的角色。我不會太過於執著好演員的春天和好電影的春天之間的關係。
今天大家說好演員的春天到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們也會成為明星，他們也會變得更忙、更難約。我覺得好演員的春天，不光是說他們能紅，能有熱度，而是我們看待演員的方式和價值，不再是以前那樣。觀眾看電影，不是奔著一兩個人去，是奔著很多人去，這這很多的人，都有一個比較高的水準線，而觀眾不那麼在意是不是明星，那是才是好演員和好電影的春天都到了。
《無名之輩》劇照
我和電影裡的人物一樣在漩渦裡
澎湃新聞：最近幾年話劇導演轉行做電影也是個潮流了，你覺得自己算是“順流而上”嗎？
饒曉志：我是先有電影的興趣，小時候哪知道什麼戲劇啊？當然也不知道有什麼導演，先想當演員。後來機緣巧合考了中戲，就被薰陶成一個戲劇人，從那個時候戲劇就變成信仰了。信仰的意思是它就關照你，時刻照耀你的生活，你的為人處世，當然做電影也被戲劇普照。電影像個玩物，但有巨大的吸引力，你肯定才剛開始做是玩不夠的，還是想玩它。
澎湃新聞：意思是未來的重心會放在電影而不是戲劇了嗎？
饒曉志：這兩個東西我分得清。戲劇我也不會放棄，這是種熱愛。做電影有生活有生存的問題，但戲劇是融入生活的，真的演變成一種信仰了。我喜歡講故事，用電影還是戲劇還是小說，都可以。是不是排一齣戲去商演，這是工具的範疇，對我來說，是不是把戲劇作為謀生工具已經不那麼重要了。
澎湃新聞：這幾年戲劇改了一些電影，開心麻花的喜劇票房成功，《驢得水》《你好，瘋子！》《十二公民》這樣的戲口碑也好，相比其他門類的IP改編，觀眾對戲劇還是比較買賬的。你覺得這算是相對小眾的戲劇走向大眾的某種“勝利”嗎？
饒曉志：我倒不認為是什麼勝利，可能很簡單就是現在太多資本進來把電影拍爛了，很急於求成，不知道為什麼就拍了部電影。但做戲劇的人對故事的要求更高吧。戲劇劇本有文學性，揹著更深的滋養基因，戲劇人也以戲劇的養分在思考。比如同樣多線敘事，可能有些人注重剪輯特技，他的high點就在這裡，但我們肯定不high這個。
澎湃新聞：去年《你好，瘋子！》的票房和排片都不太好，你也在當時說，這種感覺像答對題老師不給分，這對你來說算個打擊嗎？
饒曉志：也不算是打擊，就是人會被趕到一個狀態裡。回過頭來看，根本不是事。不過人不就是這樣矛盾而複雜嘛。
可能跟我也有電影裡馬先勇的狀態點像。《你好，瘋子！》票房敗北，我拼命的想要做第二部，票房幹出點成績來證明自己，我跟他也差不多，也有這種急於著證明的時候。我依然是漩渦裡的人，我沒能跳開他們。他們有的我都有，只不過沒有那麼極致。因為我處在一個很長的人生進程中，不像那些人物被框在一個極端的情境之下。
澎湃新聞：很多導演會面對的問題，是自我表達和討好觀眾之間的一些平衡。比如這部電影，很多觀眾會覺得很喪，但你又沒法每次都在場，去解釋你安排的用意，這會讓你有些擔心觀眾的接受程度嗎？
饒曉志：其實對我來說，現在的結局是特別溫暖的，雖然看起來好像無可避免的付出了代價，但因為每個人都在掙自己尊嚴，他們只有付出了這些代價，他們才能得到他們的歸屬和平靜。陳建斌如果不挨那一槍，他就沒法覺得自己贖罪了，他還會繼續奔忙下去，和家人的關係不會舒解；大頭要是就那麼和姑娘跑了，那只是一時的浪漫，他們永遠不會真的踏實幸福。就連章宇有一次喝多了，都開始痛罵我說我不讓他死。曾經有一個結局亂槍被打死，他特別想死在這個故事裡，他覺得更圓滿。但對於我來說那不是圓滿，我真的在給每一個人最好的結局。
我們的觀眾有時候太需要安慰了。我也不能說我不care，但我不擔心。我覺得對我來說那個事實就在那，圓滿不圓滿，都有事實。就算有觀眾說他覺得喪，那是因為他沒有看清那個事實。這些人物誕生在我們的筆下我們的腦海裡，我記錄下來，給出事實，就是我能夠給予的最大的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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