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佛觀在全面抗戰初期，很長一段時間是國民黨桂系首領之一，國民政府內政部長黃紹竑的幕僚。大約有五年時間裡，他跟隨黃紹竑走南闖北，協助其偵察進軍新疆路線、駐節歸綏、籌劃滬杭甬抗日軍事防禦方案，特別是直接參加指揮山西娘子關戰役，親眼目睹太原失守，國民黨軍隊渙散混亂，黎民百姓流離失所，中國傳統的書生報國之心被深深地刺痛。在其以後的著述中，他留下了這樣一段話
“在娘子關一役中，我深切體驗到，並不是敵人太強，而是我們太弱。我們的弱，不僅表現在武器上，尤其表現在各級指揮官的無能。無能的原因是平時不認真的求知，不認真的對部隊下功夫。再追進去，內戰太久，賞罰一以派系為依歸，使軍人的品格及愛國心受到莫大損傷，更是根本原因所在。”
日軍攻陷娘子關後留下的娘子關車站照片
同樣，徐佛觀也初次觀察了中共武裝八路軍，給他留下了從容鎮定，行動迅速的印象。特別是一些中共高級將領們，其精神狀態與國民黨將領截然相反。在一次閻錫山在太原宴請國共雙方高級將領，徐佛觀“留心觀察，他們每一個人都是面黃肌瘦。蕭克坐在我的左邊，從頸延髓的地方，陷入很深”。但是，這些八路軍將領們“對情勢的估計，比我們清楚得多。並且他們早已胸懷大志，當時是急忙展開建立太行山基地工作的”。他們的行動乾淨利落，往往是神不知鬼不覺。在石家莊，徐佛觀第一次聆聽了周恩來關於國際形勢的演講，對黃紹竑說:“我們可能還沒有這種人才。”黃紹竑只有笑而不答。
國民黨新桂系三巨頭之一黃紹竑
1944年，進入了蔣介石侍從室的徐佛觀，他的腦子依然保持著難得的清醒，“我因此有機會領略到當時政治中堅人物的風采、言論。我讀過不少線裝書，也讀過相當多的社會科學這一方面的書。我不瞭解現實中的政治和政治人物;但我瞭解書本上的政治和政治人物，尤其是我常常留心歷史上的治亂興衰之際的許多徵候和決定性的因素。這便引起我有輕視朝廷之心，加強改造國民黨的妄念。我為此曾經寫過一篇很長的文章，提出具體的意見。”其主要內容是認為國民黨的組成分子，已經完全是傳統的脫離了廣大社會群眾的知識分子。
“這種知識分子，只有爭權奪利才是真的，口頭上所說的一切道理都是假的。因此，要以民主的力量打破當時的幾個特權圈。要以廣大的農民農村為民主的基礎，以免民主成為知識分子爭權奪利的工具。一切政治措施，應以解決農民問題、土地問題為總方向、總歸結。”(徐復觀《曾家巖的友誼-我個人生活中的一個片斷》)
《曾家巖的友誼-我個人生活中的一個片斷》收錄在《中國人的生命精神》中
這些言論都作為了報告呈給了蔣介石，而後者顯然非常看重這些報告，在閱讀過的報告上留下許許多多的圈圈槓槓。
1945年5月，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重慶召開期間，蔣介石調任徐佛觀為總裁隨從秘書，會議期間跟隨蔣介石左右。這時，徐佛觀知道己身的命運已與國民黨深深地捆綁在一起了，但實在不甘心就此與一灘汙泥濁水相廝混。
在一個黨風不正、政風不廉的政治環境下，不能泯滅自己的道義良知，努力去做一個清官的成本代價，有時候遠遠超過去做一個貪官和昏官。徐佛觀非常清醒的是，他勢必與這個政權同運命，再無歸隱的可能。這有儒者以死相報知遇之恩的真誠愚忠。同時，他又看透了周圍的人們，“寧願以片刻權力的滿足，不惜明天的碎屍萬段的天性”，徐佛觀產生了濃烈的棄政從學的想法。
早前的一年裡，1944年春，剛回到重慶不久，借住在重慶南岸黃角坳的徐佛觀，為同鄉學者熊十力的學問所吸引，並得緣拜訪先生，受到學問上的心靈震撼和感悟。“自民國三十年(即1941年)起，對時代暴風雨的預感，一直壓在我的精神上，簡直吐不過氣來。為了想搶救危機，幾年來絞盡了我的心血。從三十三年(即1944年)到三十五年，浮在表面上的黨政軍人物，我大體都看到了。老實說，我沒有發現可以擔當時代艱苦的人才。甚至不曾發現對國家社會，真正有誠意、有願心的人物。沒有人才，一切都無從說起。”這種無從說起的末世的悲哀，是無可言喻的。徐佛觀正式拜熊十力為師，成為其弟子。從此，中國新儒學多了一位大師。
熊十力先生，中國近代國學大師，書法大家
1946年，徐佛觀隨著國民政府還都搬遷到南京，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提出辭呈，退出國民黨政權的政界圈子。他從蔣介石那裡申請到一筆錢，然後與商務印書館合作，創辦一份純學術月刊《學原》，自1947年創刊，至1949年停刊，共出三卷。他自己沒有在這份刊物上發表過一篇自己的文章。
1949年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徹底崩潰，從大陸逃亡香港，徐佛觀改名徐復觀，又從蔣介石那裡獲得九萬港幣的經費，於1949年5月創辦《民主評論》雜誌，為1950至1960年代港臺地區新儒家思想提供了一個主要輿論陣地。
從官場到學界，局勢動盪，人生地疏，生民多艱。蔣介石的接濟也只是杯水車薪，基本都用於了雜誌社，徐復觀曾一度生活無著落，只得賣掉心愛的書籍以維持一家人的生計。1952年應約到臺中開始擔任教職，才逐漸有了轉機。此後，徐復觀以讀書、教書、著書為終身職業，併成為新儒學重要代表人物。
1963年，徐復觀與夫人於東海大學宅中
他認為，近代中國貧窮積弱，國際上不斷遭受欺侮，國內政治紛爭，戰爭頻仍，社會混亂，人心浮躁，其病症根源都是中華文化危機。要讓每一箇中國人在這個世界上還有體面尊嚴的生存可能，那就是文化自省、自新、自覺，從而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開闢出能夠化解現代化生活危機的中國文化新生之路，以弘揚中華文化來拯救中國社會和現代人生。
這是一位終生與中共意識形態完全相對立，但究其的冷靜、學問以及反思，都是應該值得敬佩的大學者。
徐復觀捐贈給武大的手稿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徐復觀作為一位臺灣學者被介紹到大陸，其著述《中國藝術精神》《兩漢思想史》等在當時的知識界和讀書界頗得清譽激賞。
徐復觀晚年講學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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