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雙十一”，你”剁手”了嗎？反正我”剁”了，但所幸雙手還在，因此還能寫稿或手持話筒。
今天零點”雙十一”正式開始，據說才過了兩分多鐘，天貓一個平臺的銷售額就破了百億人民幣。想想整整九年前，當天貓推出”雙十一”的時候，一天的交易額也才5000多萬; 2014年，天貓整個”雙十一”的銷售額才500多億。
當然，趁著”雙十一”的熱潮，今天我們的《震海軒》也非常熱鬧。與別的平臺相比，我們不玩花招，直接降價，還有部分商品直接是買一送一，買二送二，相當於是半買半送，折扣贈品活動截止今晚零點。
所有這一切的進步，都有賴於這九年裡的兩個因素: 一、科技革命的迅猛發展; 二、中國中產階層消費革命的迅速提升。
關於上面這兩個因素，今天我在鳳凰衛視的《新聞今日談》節目中做了詳細的分析。如果您看不到節目，那麼就請閱讀下面這篇我寫於整整一年前的舊文吧。
下面這篇文章寫於2017年11月12日。雖然已經時隔一年，但文章中的分析邏輯和觀點卻依然有效。既然這樣，那就舊文新發，希望能為您在今天”剁手”的一天裡帶來一些其他層面的思考。
下面是這篇舊文的全文:
熱熱鬧鬧的“雙十一”過去了，大多數“剁手黨”今天都休息了：“剁”了一整天的手，畢竟都累了。
但今年的”雙十一”及其背後的互聯網巨頭髮展，卻透露出一些令人不安的跡象，趁著“剁手黨”們休息，在這裡簡單地談一談。
2年後交易額破3000億：不是痴人說夢？
今年的”雙十一”，天貓平臺最終成交額為1682億元，遠超去年的1207億元；而且去年的這個全天銷售額，在今年”雙十一”的13小時09分就已被破除了，“剁手黨”們的熱情和瘋狂可見一斑。
但你知道，8年前和3年前的銷售額僅僅是多少嗎？
2009年11月11日，天貓平臺正式推出大規模促銷活動。但當年的效果不理想，於是11月11日成為天貓舉辦大規模促銷活動的固定日期，美其名曰“光棍節”。2014年”雙十一”，阿里巴巴全天交易額為571億，與今年的1682億相比顯然小巫見大巫了。即便2年前的2015年，天貓”雙十一”的全天全天交易額也僅為912.17億元，去年為1207億元，今年則達到了1682億。
按照這個速度發展下去，明年的天貓全天交易額突破2000億，將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情。甚至，當2019年“雙十一”來臨，也就是“雙十一”慶祝10週年的時候，天貓全天交易額突破3000億，也將不是一件痴人說夢的事情。
“雙十一”真的比平時便宜嗎？
“雙十一”真的更便宜嗎？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恐怕是見仁見智的事情。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這麼多的“剁手黨”顯然不會如此衝動；但如果答案是全部肯定的，坊間恐怕也就不會存在“奧數不好，‘雙十一’都沒法愉快地買買買”的抱怨了。
還是看看官媒的報道吧。
官方新華社記者日前的調查報道寫道“一件衣服標價500元，定金15元頂30元，前4000件定金翻3倍，每件再直降96元，零點前搶購再送無門檻不折現紅包50元、滿599減60優惠券一張……請問：買這件衣服最多能省多少錢？怎麼搭配組合最省錢？幾點鐘下單最省錢？就不能實實在在打個折嗎？”
新華社的報道寫道：“不少消費者說，往年的“雙十一”，只需把喜歡的商品提前放入購物車，等到當天迅速下單、支付即可，但今年，各類新型促銷活動讓不少消費者“懵圈”。…… 促銷種類紛亂考驗著消費者的智商。跨電商平臺經營商戶滕飛告訴記者，現在很多人都不得不借助一些比價軟件或第三方平臺來算計到底怎麼買更划算。…….記者在某電商平臺看到自己一直關注的一款耳機，平時售價2000元左右，而“雙十一”狂歡價2400多元，原價更是標到了5000元。……”。
新華社的報道最後寫道：“中國消費者協會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劉俊海表示，雖有些商品即使‘先漲後折’比平時能夠便宜一些，但這種做法本質上違反了商家對消費者的信息披露義務，損害了消費者的知情權和公平交易權，實際上就是價格欺詐。”
作為“剁手黨”的我們，在“雙十一”瘋狂的同時，能否保持足夠的清醒、理智、成熟和自律？
但是，上面的這些，都不是我今天要討論的重點。我的重點在下面。
馬雲登高一呼，立時明星雲集：一個危險的信號？
今天的“雙十一”，馬雲在上海舉辦了一場晚會，明星雲集，規模甚至超過春晚。這是往年沒有的現象，顯然折射了馬雲的難以估量的能量和更大的野心。
馬雲想要在娛樂事業上“玩票”，甚至喜歡一展歌喉，這都沒有問題。作為互聯網巨頭的馬雲，其近年呼風喚雨早已為人們所熟知，甚至也早已為人們所適應。正如在香港，凡是坊間有什麼大事發生，人們最後總想聽一聽李嘉誠在想什麼，李嘉誠對此會怎麼說，今天和未來的中國大陸，人們恐怕也會把同樣的期望寄託在馬雲身上。
但是，下面的問題來了：作為互聯網巨頭的馬雲，無論是財富還是影響力，其增長的速度和規模，都已遠遠超越了李嘉誠。李嘉誠打造對香港的影響力用了整整30年，而馬雲大概只用了不到10年的時間；李嘉誠影響的只是香港，而馬雲影響的則是全中國，甚至可能是全世界的相當一部分。
這是李嘉誠和馬雲之間的本質區別：前者依託的只是一個具有無限泡沫的房地產業，而後者依託的只是一個正在新興向上的高科技行業-互聯網。
換言之，李嘉誠的興起，與現代科技沒有半點關係。既然與現代科技沒有半點關係，那麼李嘉誠的興起，最終對人類的進步就沒有直接的推動力；而馬雲則不同了，雖然阿里巴巴本身沒有直接的科技含量，但由於它是依託了現代科技的力量，因此就必然在推動人類的進步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
但惟其如此，現在互聯網巨頭們在推動社會進步的同時，其財富和影響力的擴展就是一把值得重視和警惕的“雙刃劍”。
僅僅8年，“雙十一”就讓全中國的人們為之瘋狂；僅僅幾年，馬雲就不但在電商領域裡呼風喚雨，而且還在今年的“雙十一”導演了一出規模超過春晚的晚會。
那麼明年、後年，再過8年、10年，阿里巴巴的影響力還會觸碰到哪些領域？它對中國社會的正面和負面影響還將推進到什麼程度？隨著互聯網巨頭的繼續拓展，我們的財富、我們的視野、我們的選擇、我們的自由、我們的思想、我們的成熟，究竟將更為提升，還是將更受到限制？
更重要的是，我們是否將在潛移默化或興高采烈中，心甘情願地看到上面的這一切漸漸受到互聯網巨頭們的操縱？
當然，這裡說的馬雲和阿里巴巴只是一個代號，並非特指馬雲先生和阿里巴巴公司，而是指一批互聯網的巨頭和巨頭公司。他們在推動人類進步同時可能產生的負面作用，是我們這裡討論的重點。
這裡的重點有兩個：一、互聯網作為當今一股最為迅速改變人類生活和生產方式的科技力量，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將特別容易導致財富分配的傾斜，亦即我們通常所說的貧富不均和“贏家通吃”；二、與機械化、電氣化和自動化革命不同，以信息化為特徵的這一輪科技革命，將在大眾不知不覺甚至愉悅瘋狂的情況下，對大眾的信息獲取權、選擇權和思想進行干預乃至操控，並進而對整個社會具有強大的影響力。
當科技革命遇上市場經濟：“贏家通吃”必然產生？
讀到這裡，也許你會認為我在杞人憂天，甚至誇大其詞。且慢，讓我們從分析美國的“特朗普現象”入手吧。“特朗普現象”非常典型地折射了美國社會近20年的貧富不均和“贏家通吃”現象。
特朗普去年當選美國總統，令全世界感到詫異。但只要研究一下特朗普是如何上臺的，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毫無疑問，支持特朗普的社會基礎是美國中下層的人群，尤其是其中的白人，而特朗普則是個大資本家。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一個大資本家怎麼可能代表中下層人民的利益？但去年的美國大選中，作為大資本家的特朗普就是這樣對支持他的中下層選民說：不要相信那些建制派，你們之所以生活得不好，都是建制派造成的；跟著我，美國才能更偉大，你們的生活才能更好。
毫無疑問，特朗普是個大忽悠。但正如下雨天你滑到了，不能怪老天為什麼下雨，而要問自己為什麼那麼不小心。在特朗普上臺的問題上，真正的關鍵是：美國的中下層為什麼生活得那麼差，或者說越來越差？
西方學術界大量的研究表明，過去40年，其中尤其是過去20年，是西方社會貧富不均迅速擴大的時期。這幾年，你也許聽說過西方財富分配的“兩個50%”和“三個1/3”的故事？
所謂的“兩個50%”，就是整體的社會財富只掌握在50%的人手中，而另外50%的人群則完全不擁有任何財富。這已經是一個非常可怕的結論了，但更為可怕的結論還在後面。
所謂的“三個1/3”，乃指在掌握財富的50%的人群中，1%的人群擁有1/3的財富；2%-10%的人群擁有1/3的財富；而11%-49%的人群則擁有最後1/3的財富，這部分人群才是西方社會的中產階級。換言之，長期來被稱為西方社會“穩定器”和、“安全閥”和“橄欖形結構基礎”的中產階級，在這個財富分配的大蛋糕中其實完全是個弱勢群體。
但20-40多前的情況卻不是這樣的。研究表明，美國社會貧富差距擴大最為迅速和劇烈的時期，是小布什和奧巴馬任期的16年：
①1974年，美國頂層1%收入所佔的百分之只有8%，到了2007年已提高到18%，而到了近年則更是 – 如前所述- 提高到了逾30%。
②在克林頓擔任總統的1993-2000年間，美國頂層1%享受的整體收入增長的收益只有1/2，而這一數字到了小布什擔任總統的2002-2007年則提高到了2/3。
③ 從1979年到2006年，美國實際平均家庭收入上升了近50%，而最貧窮的1/5家庭的收入即便算上各種福利，也僅上升了10。%
讀到這裡，你一定會問：資本主義已經存在了幾百年，為什麼過去近40年貧富差距尤甚？過去40年中，為什麼近20年尤其嚴重？
這就必須談到正在方興未艾的這一輪科技革命。
翻開世界歷史可以發現，過去250年是人類歷史發展最快的一段時間，原因很簡單：自從1760年進入第一次科技革命後，人類的發展便一發而不可收拾。但在其中，有三場革命性的變革卻始終如影隨形，那就是：科技革命、產業革命、社會革命。
以1760年的第一次科技革命（機械化革命）到1860年第二次科技革命（電氣化）的這100年為例，由於機械化革命的誕生，英國在1780年代進入了工業化，引發了最早的產業革命，大機器生產領域裡的勞資矛盾開始激化，繼而引發社會矛盾，這就是19世紀上半葉馬克思主義誕生的背景。
1867年馬克思《資本論》出版的時候，第二次科技革命-電氣化還沒有開始。因此，《資本論》和馬克思主義其實只是對第一次科技革命-機械化時代財富分配不公的系統分析。19世紀下半葉電氣化革命，直接催生了第一次全球化的誕生；而第一次全球化的誕生，又直接催生了被列寧稱為“資本主義最高階段”的帝國主義的誕生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上面這些枯燥的文字只是告訴你，當科技革命遇到市場經濟環境，恰好是推動產業革命的極好契機，但也是財富分配不公的極大誘因。
最近20年：“贏家通吃”為何尤其嚴重？
下面，直接省略一萬字，談談與這幾十年裡與我們生活直接有關的事情。
二戰結束後，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得到了些許緩和或掩蓋，那就是二戰後30年的“大繁榮”階段。其間有天時地利人和的諸多因素，最重要的因素是：當時還沒有出現如機械化和電氣化那樣根本顛覆人類生活和生產形態的科技革命。既然這樣，市場經濟下的貧富不均就沒有達到引發社會革命的地步。
戰後30年的“大繁榮”，可以說是西方社會將效率與公正處理得最好的階段。可惜好景不長，因為以互聯網為載體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很快就打碎了這一“好景”。
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世界進入了第四次科技革命 — 信息化，同時人類進入了第二次全球化。這個進程迄今已延續了將近40年，中國的高速發展恰好就是在這40年裡。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這40年裡世界出現了哪些新生事物？又導致發生了哪些變化？
你想起來了嗎？
對，你可能想起來了。大概有三個事物，是過去40年裡幾乎所有人都印象深刻的：一是互聯網的誕生，二是全球化的發展，三是金融創新的大幅飛躍。
先說說互聯網。互聯網的誕生，意味著世界進入了以信息化為特徵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時代。其間，兩個階段是有時代意義的：2000年左右，世界進入了寬帶時代，電商誕生並不斷髮展；2010年進入了移動互聯網時代，2G時代速度很慢，3G時代時間很短，但直到4G誕生，我們的生活和生產方式才發生了根本改變。
但這種根本改變，在社會學上的後果卻是劇烈而嚴重的。
首先，大家可能已經發現，時至今日，在互聯網領域環視全球，就只剩下了那麼幾家巨頭公司。如今，若再有新的互聯網公司誕生，幾乎就只剩下了被這幾家巨頭吞併的命運。這就是傳統意義上的壟斷，而這些壟斷完全是隨著科技力量的發展，自然而然形成的。這一點，十分類似馬克思時代的康采恩的壟斷。不同的只是，今天是在更高的科技水平上的壟斷。
2017年上半年，我在深圳參加一個企業家聚會。其間，一位物聯網企業的年輕創辦者對我說：“今天在中國，再創辦互聯網公司已經沒有前途。下一波的前途必定在物聯網；下一波的物聯網巨頭，必定在目前的20多家草創型物聯網公司中產生，而這個過程不會超過5-10年。”
這就是“贏家通吃”的邏輯。數百年前的機械化和電氣化時代如此，今天的互聯網、大數據、物聯網時代也是如此，未來的人工智能時代將更是如此。
其次，在這種高度壟斷的基礎上，財富的分配開始迅速傾斜。回到我們今天的主題 – “雙十一”。你沒有覺得，每一年的這一個時刻，當全民都在狂歡和“剁手”的時候，其實就財富分配的角度而言，都是全民在為某一個互聯網巨頭“打工”而已。這一點，似乎也與馬克思時代因壟斷而產生的財富分配不均頗有類似之處。不同的只是，今天的財富分配不均以更為隱形的方式呈現，但卻絲毫不能掩蓋“相對貧困”的狀況及其本質。
再談談全球化。所謂全球化，最簡單地說，就是各種資源的全球配置。但從全球範圍而言，當各種資源全球配置的時候，實際上是在富裕經濟體和貧窮經濟體、發達產業與落後產業放在同一個水平上，任其自由競爭；若相關經濟體和產業不做自我保護措施，那麼其遭遇的“滑鐵盧命運”一定是難以避免的。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為什麼在全球化最鼎盛的時期，凡是世貿組織開會，必有抗議團體如影隨形。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19世紀末由電氣化革命而導致的第一次全球化，最後居然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方式終結。
過去40年，有兩個現象值得高度關注：一、一部分發展中國家與富裕國家的差距在縮小（比如中國和印度），而另一部分欠發達國家與富國的差距卻在擴大；二、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過去40年裡的貧富 差距都在急劇擴大之中。其間的原因當然是十分複雜的，但基本上都與我們討論的幾個問題有關。其中，第一個現象顯然與全球化密切相關；而後一個現象，就涉及到我們下面要說的的金融創新問題了
最後談談金融創新。毋庸諱言，過去近40年，是全球金融創新大發展的年代，全球經濟，尤其是發達國家的經濟貢獻是不言而喻的。但這裡出現一個重要的問題，即：金融在一個經濟體中的佔比過大、過高，往往是經濟不健康的象徵，而這一不健康的特徵目前恰恰就出現在很多經濟體的身上。
研究1500-1800年的世界經濟史可以發現，金融顯然是作為對大機器生產的補充和支持而出現的。但在過去40年裡，金融的這一補充和支持的作用有所減弱，其作為一個獨立產業的作用明顯增強。尤其在過去近20年裡，這一點表現得尤其明顯，各種金融創新手段層出不窮，在帶來表面繁榮的同時，最終釀成了2008年的美國金融危機。
金融創新的大發展，先不管其對實體經濟的影響，首先帶來的是財富分配的巨大不公。在美國，金融從業人員的薪酬1980年還處於全社會薪酬的中間線，但到了2000年則已超出中間線60%。前面提到了“兩個50%”和“三個1/3”的財富分配怪圈，有很大部分都可歸咎於金融創新的發展。
但是，無論是互聯網、全球化還是金融創新，就其本質而言都來源於科技的發展。自1760年代第一次科技革命以後，人類就難以拒絕科技革命的潮流，而且也已深深捲入其中。人類已不可能返回到過去那種返璞歸真的年代，這是一個帶有哲學色彩的困惑。
從《資本論》第一卷誕生到現在，150年過去了。今天的科技和產業發展水平，都與150年前不可同日而語，但由科技和產業革命導致的財富分配不公和貧富差距擴大的本質卻依然相同。
150年前的馬克思沒有預見到兩個事物：一是科技革命的繼續迅猛發展，二是中產階級的產生往往對社會能起到穩定作用。
在馬克思的那個年代，城市化的社會里只有資本家和產業工人兩個截然對立的群體，中產階級尚未產生。從19世紀末開始，中產階級在歐洲產生，並繼而被稱為社會的“安全閥”和“穩定器”，一度似乎讓人覺得資本主義的自我調節機制又在發揮作用。但直到最近若干年，由於財富分配不公，中產階級在西方社會萎縮，人們才發現，還是有一些規律性的東西沒有改變，那就是：當科技革命遇到市場經濟的環境，必然導致產業革命和財富大爆炸；但是， 在財富大爆炸的同時，若僅僅依靠市場的力量，又必然會導致財富分配不公和社會矛盾爆發。
必須看到，這一輪科技革命目前正方興未艾，目前的互聯網（包括移動互聯網）只是一個前奏而已，其頂峰將是已經漸露崢嶸的人工智能。
可以肯定的是，這一輪科技革命給人類帶來的進步，將遠遠超過18世紀下半葉的機械化和19世紀下半葉的電氣化。但同時，它給人類帶來的財富分配不公和“贏家通吃”的規模和程度，也將遠遠超過機械化和電氣化時代。我們今天討論的話題 – “雙十一”和《在馬雲面前：我們所有人都是奴隸？》，實在只是一個小巫見大巫的由頭而已。
也許，當我們討論科技革命洶湧而來時的貧富不均時，你會覺得，這一步離你尚遠。如果你有這樣的感覺，那麼請允許我恭喜你，因為你生活在中國，一個經濟仍在高速發展的國家。
換言之，當經濟高速發展時，縱然互聯網和金融巨頭們的財富已經高度集中，但只要底層百姓的收入也還在增長中，那麼普通百姓是幾乎感覺不到財富天平的傾斜的。但是，西方經濟已經進入成熟期，經濟不再高速增長，因此普通百姓就能從他（她）的荷包中明顯感受到天平的傾斜。
美國依然是當今世界最發達的科技強國和市場經濟國家，因此過去40年科技革命、全球化和金融創新帶來的所有社會弊端，也都首先在這個最發達的國家產生，繼而產生傳導和蔓延效應。
當這一步產生的時候，也就是美國產生“特朗普現象”的時候，也就是英國脫歐、歐洲集體民粹和右滑，甚至是“獨狼式”恐怖襲擊此起彼伏的時候。
但即便沒有達到這一步，互聯網巨頭在導致財富天平傾斜的同時，其對社會各方面潛移默化的影響和控制，也已經是一個越來越令人擔憂的現象。週五（11月10日）出版的德國《時代週報》頭版頭條的文章就是《權力在誰手裡？- 國家還是超級富豪們？》。不用我多做解釋，這個標題背後的意思已經非常明確了。
當然，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國家的掌控能力不會讓事情發展到西方社會的這一步。但必須看到的是，除了政治領域之外，我們在市場經濟領域和現代科技領域裡的邏輯和麵臨的趨勢，與全球最發達的經濟體是有相通之處的。
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發生在我們身邊的潛移默化的事情，正在對我們產生著微妙而深遠的影響，那就是互聯網巨頭對公眾視野、選擇、和思想的潛移默化的掌控和操縱。
互聯網“算法時代”：你的視野正越來越窄？
聽上去，上面的說話和這裡的小標題，都似乎是聳人聽聞的說法。那就讓我們還是從身邊的事情說起吧。
請大家注意這裡的“算法”二字，亦即近幾年我們正越來越多地享受其中的“新聞推送”模式及其背後的大數據和“算法邏輯”。
德國哲學家哈巴馬斯早在上世紀60年代就發現，西方社會正出現“公共空間的再封建化”（德文：Refeudalisierung der Oeffentlichkeit），後來被西方學者歸納為“現代資本主義再封建化”（德文：Refeudalisierung des modernen Kapitalismus）。哈巴馬斯發現，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里，由於商業力量的介入，某些公共領域出現私有化，其社會公器的作用被大幅削弱，因此當代西方在某些地方出現了倒退現象，一些過去曾經已被克服的封建的殘餘開始沉渣泛起，其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財富階層的特權化”；二是媒體使命的淡化。
從歷史的邏輯看，資本主義社會之所以超越封建社會，就在於兩大特徵：一、財富的獲得乃通過自由競爭，階層不再固化，民眾從世襲的牢籠中得以解放；二、對財富的自由競爭導致自由權利的上升，並繼而導致民眾對對知情權、選擇權、自由權的日益重視。
但是，在互聯網巨頭的年代裡，當財富的天平出現傾斜的同時，人們發現，在社會影響力方面，幾個互聯網巨頭幾乎把持了人們的財富、視野、選擇權利的所有“入口”和“出口”。這一點，在西方的幾大互聯網巨頭 – 蘋果、臉書、谷歌、亞馬遜那裡，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正因如此，在今天的美國，有一批大學校園裡的年輕精英，開始自覺遠離社交媒體和移動支付，重新迴歸對大眾傳媒的信任和對傳統支付方式的擁抱，其背後既有對大數據的不信任和對個人隱私的保護，同時也有對“小眾傳媒”時代公民知情權、選擇權和自由權的思考。
大家都知道，隨著新媒體和“點贊經濟”（Like Economy）的崛起，越來越多精準定向的自媒體開始壯大。
過去的大眾傳媒雖然也受到商業勢力的操縱，但畢竟還具備“大眾”的特徵，亦即以大眾關心的話題為使命。但精準定位的自媒體則基本上是“小眾傳媒”，亦即以精準的受眾定位為訴諸對象。比如，今天一個以售賣紅酒或以婦女服裝搭配為定位的微信公號，其商業利潤甚至可能超過一個報道大眾關心事務的主流媒體；今天，一個“大眾傳媒”可能處境很艱難，但一個“小眾傳媒”卻可能日子很好過，其間的邏輯就是商業投放大都從“大眾傳媒”流向了更為精準的“小眾傳媒”。
但問題是，在“小眾傳媒”那裡，其精準定位的粉絲與其說是受眾，還不如說是更為直接的客戶或消費者；“小眾傳媒”與其說是“媒體”，還不如說只是更為直接的“銷售平臺”，因為它不具備大眾傳媒的社會公器的特質。所有的大眾傳媒所具備的媒體使命，在“小眾傳媒”那裡幾乎都不存在，也不需要。
更嚴重的是，在社交媒體時代，越來越多的人傾向於從“小眾傳媒”，而不是從大眾傳媒獲取資訊，繼而導致大眾傳媒的日益式微，而越來越多的分發平臺則也以精準的算法向其客戶推送資訊，並在潛移默化中影響、左右了客戶的資訊基礎和價值形成。
你有沒有發現，當我們每天享受“新聞推送”的時候，我們的視野、資訊基礎和價值觀正在潛移默化地受到“推送者”的影響和操縱？這些“推送者”到底是誰？他們究竟如何決定，我們該知道什麼和不該知道什麼？他們又怎麼知道，我們喜歡看什麼和不喜歡看什麼？這背後，一定有無數個“眼睛”在看著我們的一切，有無數個“大腦”在算計著我們口袋裡的那些錢。而剛剛興起的“算法”(Algorithm)只是其中的“操盤手”而已，以後的人工智能(AI)一定將更為強大。
在大眾傳媒的年代裡，大眾傳媒雖有傾向，但基本考慮大眾的共同利益，但“小眾傳媒”考慮的卻只是定向推送背後的商業利益，其根本損害的是大眾的知情權、選擇權和自由權。
在以推送為載體的“算法”的操縱下，大眾將經歷一個潛移默化而又十分“愉悅”的被洗腦、膚淺化的過程。在日益依賴推送的過程中，公眾的思維能力將日趨下降，對公共事務的關注和思辨能力將逐漸衰退甚至蕩然無存。
必須承認，包括算法（Algorithm）在內的現代科技是人類難以迴避的趨勢，而其從整體上看必然將有益於人類。但在資訊的發放上，如果說大眾獲得的資訊不是在自由流通的公共空間裡可以任意獲取，而是經過一些出於商業和其他利益的“算法”（Algorithm）的推送，那麼不但公眾藉以形成價值觀的資訊基礎將被嚴重扭曲，而且社會的公共空間也將由此而嚴重萎縮。
另外，在壟斷不斷出現，贏家通吃的環境下，越來越多的“食利一族”出現並壯大，支付已不再是對勞動付出的報酬，而且越來越多的非合約制員工出現，所有這些都帶有一定的“前資本主義時代”的特徵。
前面提到，資本主義社會之所以超越封建社會，就在於兩大特徵：一、財富的獲得乃通過自由競爭，階層不再固化，民眾從世襲的牢籠中得以解放；二、對財富的自由競爭導致自由權利的上升，並繼而導致民眾對對知情權、選擇權、自由權的日益重視。
這兩個特徵導致了兩個重要趨勢：一、平等觀念的建立；二、公共空間的出現。前者有賴於對財富分配的掌控和社會公平正義機制的確立，而後者則有賴於客觀、公正的大眾傳媒。但在互聯網時代催生的、在當今西方已經十分明顯的“再封建化”風潮中，現代社會的這兩大基石都正在受到挑戰。
由“雙十一”開始，今天討論的內容，也許有些過於抽象。但作為一種當代科技革命下的全球性現象，還是有必要在這裡提出來加以討論。
只要想想，僅僅幾年時間，“雙十一”已經成為全民瘋狂的節日，互聯網巨頭們在為人們帶來便利的同時，也正在對這個社會進行潛移默化的影響、控制和操縱，那麼這個問題至少必須引起越來越多的人們的思考和警惕了。
如果告訴你，你已經成為互聯網巨頭的奴隸，這話恐怕沒有人愛聽（我自己也不愛聽）。但當我們所有人都為“雙十一”如癲如狂，當我們所有人都沉迷於各種“算法”的推送和未來人工智能的服務，而同時我們的視野開始變窄，思維能力開始下降的時候，不願成為奴隸的我們，大概距離奴隸也就真的不遠了。
再過8年，甚至不用那麼長的時間，一定還會有比“雙十一”更高明的操縱手法，繼續把我們搞得如痴如醉，如癲如狂，社會財富的分配屆時可能將更為傾斜。
也許有一天，互聯網巨頭將把影響力延伸到這個社會的各個角落，而我們的所有一切，從財富、習慣、視野再到思想，都在巨頭們有意和無意的操縱之中。屆時，恐怕國家力量的介入都會力不從心。
那個時候，我們再拿出今天的這篇文章來讀一下吧。
但更重要的是，從現在開始，應該有越來越多的人一起來思考這一問題，並探尋解決的出路。無論如何，人類21世紀的歷史，不應是19世紀曆史的一個更高水平的翻版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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