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7日，虎牙直播平臺主播莉哥因惡搞國歌被網友舉報，虎牙直播間被封禁，賬號凍結，全部相關影像作品下架。第二天，這名主播4000多萬粉絲的抖音賬號被清空，10月13日，莉哥因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而被上海市公安局靜安分局依法行政拘留5日。
據悉，莉哥於抖音走紅後，虎牙直播平臺花費5000萬鉅額簽約費將其簽下，從虎牙首秀到封殺拘留，莉哥在虎牙直播時間一月不到，直播次數僅11次，另據外界爆料，如果虎牙按照合約全力索賠，莉哥或將面臨揹負2.6億高額違約金。
從“一人我飲酒醉”的天佑到篡改國歌的莉哥，從開掛並慫恿粉絲罵人的盧本偉到“日本人刀真快”的陳一發，知名主播“翻車”的速度著實令人驚訝。相較於網紅們“崛起”和“翻車”的速度，一眾“翻車”網紅們所犯錯誤的水準則是不斷刷新人們對這一群體在相關常識方面無知程度的認知。
無論是基於對現象背後本質的瞭解需求，還是直播行業健康發展的現實需要，亦或是主播群體自我完善的方向選擇，關於這些動輒月入百萬、粉絲千萬的“翻車”網紅們屢屢觸碰道德底線，遊走法律邊緣等現象內在根源的思考已經變得尤為迫切和必要。
為此，葉探花采訪了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在談到直播行業頻頻出現的網紅主播言行出格現象時，
朱巍表示“當前網紅素質偏低，基本都是初中以下文化是此類事件頻發的深層原因。另外，直播用戶在這些事件中既是受害者也是幫兇。”關於行業平臺監管方面朱巍則表示，“現在立法健全，但落實卻很難。主要因為網紅崛起於野，素質偏低，負能量太大，而且利益交織盤根錯節，平臺改變就是要去網紅化。”
缺乏媒介素養人性弱點集中爆發
按照馬克.波斯特的說法，隨著短視頻直播行業的崛起使得信息傳播主體分散化、個體化的現象進一步突出，而這一現象加劇的直接結果便是傳播權力和信息的話語權被更多的分散到了普通個人手中，就直播而言也就是主播和直播用戶手中，主播在直播中可以根據自己對信息的解碼自由發表言論，直播用戶則可以通過彈幕或關注表達自由意見，通過這種方式，主播與用戶之間毫無障礙和限制的互動持續進行。
在直播平臺創建初始，無論主播或是用戶都還受到現實世界價值觀的勢能影響，直播內容創造和直播互動結果更侷限於主流價值範疇，用戶的彈幕表達相對溫和，其關注的內容也相對正能量。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主播和用戶群體的傳播權力和信息話語權的逐漸覺醒，直播互動開始超越正常表達輿論的範疇，部分主播和直播用戶開始自覺或不自覺的釋放人性弱點，色情的、低俗的、反主流價值的內容開始被創作、被追捧。
而當後知後覺者嗅到了使用權力背後利益的味道時，除了跟風還試圖尋求“超越”、“炒作”、“博出位”、“上熱搜”便成了不擇手段後的最終目的。 從行業現狀來看，作為媒介傳播變革新浪潮的主要三大群體，主播、用戶、以及直播平臺在扮演新角色的過程中都沒能很好的克服“人性的弱點”。事實上，在行業潮流的推動下，快速擁有新媒介的主體角色的三方——主播、用戶及直播平臺都沒能做好充分準備，言行出格事件頻繁，媒介素養缺失問題開始凸顯。這與2003年被色情新聞攻陷了的新創互聯網信息門戶網站新浪、搜狐有頗多類似之處。
在媒介素養缺失情況下，部分直播用戶對於低俗出格內容帶來的直接感官刺激進一步襯托了主流價值內容的“乏味平常”，部分主播則通過製造各種出格言行、低俗色情直播內容吸引更多流量從而成為輿論焦點的做法，無不代表著內容創造群體和消費群體媒介素養缺失下人性弱點的集中暴發。
從目前來看，部分直播用戶是媒介信息的接受者，卻不見得是很好的分析者和批判者，對直播中屢見不鮮的非法、暴力、垃圾、庸俗及錯誤價值觀等內容，部分直播用戶並不瞭解其危害性，甚至充當負面內容產出的推動者，更遑論提高對這些負面內容的免疫力。
“翻車”網紅背後動輒千萬的粉絲數量，以及“翻車”事後涉事直播間“燒錢刷屏”的瘋狂舉動，其背後最令人擔憂的是部分直播用戶對直播內容的選擇能力、質疑能力、理解能力以及評估能力等切實反映這一群體媒介素養水準的各項指標，說是“受害者和幫兇”再恰當不過。
亂象涉事各方沒有無辜者
如果說部分直播用戶是因為媒介素養不足而基於人性弱點選擇了各自的消費方向，從而間接充當了各種直播亂象滋生的土壤，那麼“翻車”網紅以及已經脫軌還未“翻車”的主播們則是這些亂象的播種者，涉事直播平臺則是這片種植園裡不稱職的管理員，誰也不比誰無辜。
對數以億計需求各異直播用戶在種種直播亂象中做定位分析更多隻能依靠理論，那麼對於目的性更明確的主播群體及直播平臺的相關分析，則顯得相對簡單。
不可否認，主播之間收入差距巨大和激烈競爭是其“劍走偏鋒”的外在誘因。一份來自“今日網紅”統計顯示，映客、花椒、一直播、美拍、陌陌、火山等平臺上半年收入排名前1萬的主播，僅佔六大平臺整體主播數量的0.7%，但卻佔據著所有主播收入的68%。也就是說，其餘99.3%的主播，在搶奪剩下32%的收益，月均收入在4000元以下的主播成為了其中的主要群體。
收入極不均衡，意味著絕大多數主播要想辦法活下去和活的更好，而已經活的很好的主播則需要守住現有地位。
“網絡直播這個行業現在還是有不少泡沫和灰色地帶。在一些不夠規範的平臺，另外一些遊戲主播作弊，甚至請代打、買演員、炸魚的現象也屢見不鮮。”一位直播行業的業內人士談到目前市場現狀時，表達了自己的憂慮。他強調，有些不規範的做法甚至就是公會或者經紀公司層面在運作。有分析認為，迫於生存壓力，越來越多的公會和主播們都在琢磨如何“生財有道”。這個“琢磨”的結果如果是非正常追逐利益的手段，那便是職業道德缺失下人性弱點的抬頭，這一論斷的對象同樣包含有類似行為的行業公會和經紀公司。
如果觸碰底線只是主播無意識“口嗨”而鑄錯，為無知買單天經地義，如果是為取悅直播受眾有意識炒作，可理解為能力不足後的鋌而走險，同樣算不得無辜。平臺方面，商業化和價值觀之間的博弈使得各直播平臺不得不在資本的壓力下尋求兩者之間的危險平衡。
截至2018年6月,我國網絡直播用戶規模達到4.25億，這也意味著網絡直播已然成為重要的信息傳播方式。美國傳播學批判學派的後起之秀代表人物阿特休爾在其《權力的媒介》一書中對大眾信息傳播所受的制約形態做了歸納，分別為社會控制、經濟控制、受眾控制和自我控制。
最大限度追逐經濟效益是直播平臺遵循資本意志的體現，即所謂的經濟控制，企業社會責任則要求直播平臺必須將主流價值內容擺在重要位置，這是社會控制，表面上看兩者並不矛盾，實際上兩者衝突與否要看第三者的態度——受眾控制，不巧的是，事實證明部分甚至相當一部分網絡直播用戶由於媒介素養的缺失讓非主流價值獲得了巨大生存空間，從而引發了作為重要信息傳播場所直播平臺的社會制約與經濟制約之間的不斷衝突。
在這種衝突之下，直播平臺所選擇的自我控制則更像是行走在刀尖上的藝術。
10月13日，針對鬥魚當紅主播B總001直播發表不當言論，人民日報發表微評“鬥魚須’鬥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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