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歷史上以難治易亂著稱，一千年前，古人對四川就有過這樣的評價：“蜀道難，難於上青天，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一百年前，轟轟烈烈的四川保路運動也是從這裡開始。正是發生在四川的這次運動，成了清王朝的“催命符”。
清朝末年，清政府為打通千年蜀道，促進四川經濟發展，決定建設川漢鐵路，該鐵路西起成都，東至漢口，全長3000多公里，一旦修通，天塹變通途，鐵路本身的利潤豐厚固不待言，由此帶來的商業利益更是誘人，當時清廷準備對這條鐵路進行官辦官修，但始終難以籌措到資金。
錫良
1903年7月，在留學生們的建議下，錫良向朝廷提出改官辦為“官設公司、召集華股、自保權利”的官商合辦，提出“自設川漢鐵路公司，以闢利源而保主權”。這一建議對清廷而言無異於既省錢又修路。很快，在第二年1月，在清廷批准下，川漢鐵路公司在成都嶽府街成立。公司成立時，明確排斥了外資。
清政府擴大了籌措鐵路資金的渠道，資金主要來源“田畝加賦”，即在田租的基礎上將鐵路建設費用作為附加稅，攤派到每一畝田地，稅率為3%。當時，四川是個農業省份，這種做法無疑讓幾乎所有四川人都成了這條鐵路的利益攸關者。當時上至達官貴人，下至平民百姓，談論的話題都是“股票”。對他們來說，一旦鐵路修建起來，“股票”有望兌換成銀子。
張之洞
1905年，湖廣總督、新政改革的旗手張之洞，用675萬美元從美國人手中收回粵漢鐵路修築權。但是鐵路公司形同衙門，冗員充斥，辦事效率低下，各級官員又將經費當做“小金庫”任意挪用，僅錫良一人就挪用了300萬兩。這些問題直接導致鐵路修建進度緩慢，川漢線居然因為先從東西某一端開修的問題而扯皮幾年時間，連最基本的勘線都沒完成。而早在1900年就動工的粵漢線，一開始即為官督商辦，全長1095.6公里的鐵路只動工了不到100公里的長沙—株洲線，進展十分緩慢。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為維護其搖搖欲墜的統治，將川漢鐵路和粵漢鐵路路權收歸國有，並把路權抵押給英、美、法、德四國銀行財團，用以舉借600萬英鎊的外債。公開出賣川漢、粵漢鐵路路權的消息在革命黨人的宣傳下很快傳到四川。
四川人民為保障自己利益，打出了反抗帝國主義掠奪中國鐵路主權的旗幟。1911年6月17日，川漢鐵路股東大會在成都組織了“保路同志會”，喊出“拒借洋款，廢約保路”的口號。四川各族人民、各階層人士也紛紛加入保路鬥爭的行列，市民罷市，學生罷課，一場如火如荼的保衛路權運動在四川各地蔓延。
然而，這一場開端僅僅是維權的保路運動，如何進一步發展成為了暴力革命的呢？
保路運動的發端，是出於利己的維權訴求。從現代的維權理念來看，利己的維權實際將達至利眾的權益。在當時，反清意識在普通民眾中很容易被激發；同時，革命黨人大力的反清宣傳，也使得保路運動最終走向了暴力革命。在後來的獨立革命勢力中，不僅有同志軍、革命軍、新軍，普通民眾、哥老會、孝義會、少數民族武裝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哥老會是當時蜀中非常強大的民間反清幫會，在湘軍中影響尤為巨大。
趙爾豐
清廷震怒，下旨要求四川總督“切實彈壓，毋任囂張”。在朝廷的壓力下，四川總督趙爾豐決定武力鎮壓已經難以收拾的保路運動。他們逮捕了以立憲派諮議局正副議長蒲殿俊、羅綸為主的十幾名運動領袖。在清兵的長槍和鐵騎下，數百名人員或死或傷，史稱“成都血案”。血案發生徹底激怒了四川民眾，保路同志會的會員不到10天就發展到10萬人。
保路運動發展成為全省範圍的反清起義，使清朝在四川的統治陷於混亂和瓦解，極大地鼓舞了資產階級革命黨人和全國人民的革命信心，革命浪潮空前高漲。隨後清政府派湖北新軍前往四川鎮壓保路運動，造成武漢地區兵力空虛，為武昌起義成功提供了絕好機會。
起義的信號是由同盟會發出的。在趙爾豐開始對激進分子大肆逮捕後，這次運動背後的主要力量同盟會立即明確要求：“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成都附近各州、縣得到消息後，民眾揭竿而起，保路同志軍紛紛武裝起義，從四面圍攻省城，在城郊紅牌樓、犀浦等地與清軍發生激戰。全川人民浴血奮戰，反清鬥爭勢如破竹，武裝起義的烈火越燒越旺。
1911年10月10日，革命黨人成功發動武昌起義，敲響了清王朝封建統治的喪鐘。接著，各省相繼以不同方式宣佈獨立，脫離清政府的統治。在起義的風潮中，四川榮縣率先宣佈獨立。11月22日，重慶宣佈獨立，成立了蜀軍政府。
四川保路運動宣告勝利結束，清朝長期在四川的統治隨即畫上了句號。它是中國近代歷史上最經典的運動式革命案例，是武昌起義的前奏，是辛亥革命的重要導火線，是清王朝的一道最麻辣的“催命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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