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晶坤，女，黑龍江哈爾濱人。1949年入國立北平藝專（中央美院前身）學習繪畫，師從徐悲鴻、董希文等藝術家。1953年入中央美術學院繪畫系研究生班，畢業後在北京藝術學院和中央美術學院任教授。1962年中國美協組織董希文、邵晶坤到兩藏深人生活，在美術館及全國巡同展出。1978年為宋慶齡紀念館創作《國之瑰寶》（宋慶齡肖像）。1981年被聘為徐悲鴻畫室導師。1986年赴蘇聯格魯吉亞等地參觀寫生並展出，1987年赴英國，應Duruom大學邀請講學。1992年赴法國、香港參觀訪問。1998年赴美國等地講學訪問。1999年隨中國書畫家考察團赴歐洲七國訪問。2000年任首都師範大學研究生進修班導師。中國美協會員、徐悲鴻畫室導師、加拿大藝術大學客座教授、中國老教授協會會員。1995年被收入英國劍橋大學編撰出版的《國際知識界名人傳》。邵晶坤的作品參加多次中外的展覽，1987油畫《靜物組畫》在英國皇家節日大廳展出。油畫《國之瑰寶》在中國美術館展出。油畫《紹興水鄉》在美國紐約哈克尼斯參加“中國現代油畫展”。1989年赴新加坡參加“中國現代油畫展”。1992參加香港展覽中心“中國文物展覽館”展出。《瓶花》參加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四字樓舉行的“首屆中國油畫展”。1993年赴日本參加“中日建交二十週年美術大展”。1994年赴新加坡舉辦個人畫展。
邵晶坤油畫寫生——永久的情懷
在中央美術學院的校史圖冊裡，有一張拍攝於1950年代初期的照片可以說是經典的老照片：鏡頭下，一群攜帶速寫夾子的青年藝術學生在燦爛的陽光下闊步正面走來，走在通往鄉村的大路上——這是那個時代美術學院開門辦學的景象。看到這張照片，經歷過往昔歲月的人不由馬上會想到那首曾經膾炙人口的歌曲《我們走在大路上》。歌曲誕生在1960年代，而實際上從1950年代開始，包括藝術學生們在內的一代人就已經在“我們走在大路上”的經歷中度過自己的青春歲月。他（她）們集體的身影、矯健的腳步、如陽光般燦爛的笑容，留下了歷史的印跡，也成為整個時代的縮影。
邵晶坤先生就在這個行列之中。她1949年考入國立北平藝專，隨著北平的解放，國立藝專變成了中央美術學院。她和這所著名藝術學府一道走進新時代，成為新中國美術教育培養起來的第一代油畫家。從那時候起到今天，她的人生道路總是伴隨著對油畫藝術孜孜不倦的探索，而且一直非常沉穩和堅實。她在油畫界屬於那類藝術心態恆定性最好的畫家，從不輕易受外界的影響，也不簡單跟隨時流，但在藝術的內功內力上一直潛心地做著認真的文章，以敏感的心理感受時代的變遷，汲取廣泛的營養，不斷研究藝術語言本身的表現力。她這種不做“前衛”姿態、也不落伍時代的從藝態度，使她的作品幾十年來總是以清新、獨立的學術面貌讓畫壇為之欣喜。油畫界的同仁，特別是中央美術學院的長輩先生和她的同代人無不記得當年在美院的群體中有一位天份極好且美麗勤勞的女學生。歲月雖然流逝，而屬於邵晶坤先生本真的氣質、感覺卻一直保持下來，注入她的筆端，使她的作品直到晚年仍然擁有如同當年一樣年輕的韻味。
邵晶坤先生作油畫無數，其中有大量的油畫寫生，甚至可以說她的油畫人生就是長期的油畫寫生，這成為她這個油畫家的獨特道路。注重寫生是油畫從傳入中國以後就一直脈脈相承的優良傳統，它和畫家的主題創作一樣本身就是一個體現畫家性格、學養與才華的藝術主題。在中央美術學院，邵晶坤受業于徐悲鴻、吳作人、董希文以及葉淺予先生等油畫名家，她不僅將寫生作為自己油畫藝術發展的重要基礎，而且認識到寫生本身就具有創作意義。從她的早期寫生作品看，她的手筆集中了兩種來自導師的風格特徵：一種是徐悲鴻和吳作人含蓄、沉穩的風格，另一種是以董希文為代表的奔放、抒情的風格，對前者的繼承使她的作品具有大方明朗的構圖和穩定堅實的用筆；對後者的傾心則使她的作品富有明亮的色彩和典雅的詩意。兩種風格來源的結合，加上邵晶坤從寫生實踐中不斷積累的經驗，使得她的寫生從1950年代起就表現出大家的手筆，對畫面整體有很強的控制力，充滿從容的表達。在這本《邵晶坤早期寫生作品選》中，可以看到她師承名家的來路，更可以看到她在長期的寫生過程中所形成的風格。它們雖為寫生，每幅作品卻幾乎都是一幅完整的創作。
然而細觀邵晶坤先生的作品，我們更能感受到她對自然與生活的態度。她筆下從新疆到西藏、從城市到鄉村的一系列人物和風景，充滿著鮮活的生活氣息和質樸的生命自在。在這裡體現了1950年代成長起來的中國藝術家的理想，他（她）們和時代的生活融為一體，心胸寬廣，對樸實無華的自然與生命充滿真誠的情感。因此，他（她）們總是以嚮往的心態走向鄉村或遠足邊疆，去尋找生活中那些最自然的形象，在普普通通的生活現實中獲得藝術表達的興奮與衝動，而且特別願意表現普通的勞動者和樸素的生活景象。在邵晶坤的筆下，所有的人物就處在他們生活的真實之中。她塑造形象的用筆一方面傳達出了對象特定的形貌和神情，另一方面她造型的筆觸肌理也和所畫對象一樣自然樸實。因此，她的作品是被畫對象的神采與油畫表現語言的神采同時顯現的結果。儘管穿越時光，這種神采仍然散發出感人的魅力，讓人從她的作品想到那些生活單純的時代以及生活中最純樸的人們，還有就在生活之中的畫家。許多人認為只有主題創作才能成為一個時代的圖像志，其實，把邵晶坤先生的油畫人物和風景寫生彙集在一起，也是一個時代和一種時代精神的圖像志，可以供我們今天研究和認識中國油畫歷史與時代特徵。
對光和色的天才般的敏銳的感覺是邵晶坤先生作品中傳達出的重要的視覺體驗。從今天回顧中國油畫的發展，這種視覺體驗具有歷史性的價值。雖然西方印象派乃至後印象派已經將光與色的研究發揮到了極致，但在1950年代的中國油畫界，重藝術主題、題材、情節等“內容”的創作傾向佔有主導地位，對於光影和色彩的探索往往被視為偏離正統的“形式主義”，因此，董希文對於藝術形式的自覺和探索是一種走在前沿的語言革命。邵晶坤秉承了這位老師的精神，以大膽創新的意識在寫生中研究光和色的形式語言。縱觀她的作品，大部分都是陽光下的人物和景色，既有正面的和側面的光影效果，還有許多是逆光中的形象，景物所呈現出來的光影效果十分豐富乃至微妙，邵晶坤不僅能夠敏銳地感覺它們，而且幾乎樂於面對光影對於感覺的挑戰，用即興的手筆留住光與色錯綜交織的瞬間景緻，巧妙地處理造型、色調、筆觸等藝術語彙的有機統一，使作品在一氣呵成之中散發出光與色的神采。實際上，就像她通過所畫的對象寄託自己的情懷一樣，對於光與色的迷戀也是她熱愛生命和生活的反映。她藉助色彩的變幻來實現隱藏於光和影背後的生命本色，如此，展現在觀者面前的就不單是一個“純化的自然”，畫家對生活和創作的個人觀點也得到了有力的闡述，而這一切，在她的寫生過程中發生的那麼自然與順暢。時至今日，我們再讀這些作品時，仍能感受到蘊含其中的生命的色彩和律動。
或許人們會把這種敏感的創作思維歸結到邵晶坤女性畫家的身份上，然而她作品折射出的愛心和情感更能體現一個女畫家的藝術觀照。在她的少數民族生活寫生中，她畫的最多的是女性；1980年代以後，她畫了許多城市女青年肖像，也以女人體為象徵題材創作了大量作品；她在畫壇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她所作的花卉。把她的作品貫串起來，花卉和女性形象整個就成了她的藝術符號！在中國藝術界很長時間裡，女性意識是難以被單獨表達的，或者說，女性意識基本上被淹沒在時代意識的洪流之中。在邵晶坤的身上，的確充滿了時代的共性，她的油畫風格總體上趨於明朗、剛健、大氣，都是時代性的痕跡。但是，時代的洪流並沒有能夠完全同化邵晶坤的女性情懷，相反，她的女性情懷在與時代情懷的交融中仍然閃現出存在的光彩。她反覆描繪各種鮮花的姿態，刻畫鮮花叢中的少數民族女孩，吟唱生活中女性的純樸浪漫和寧靜致遠，在寫生這種最樸素的表達中反覆體味著藝術與現實在心理情懷深層次上的完美對接，這便是一種女性美感的締造。比照當前一些過分張揚所謂女性意識的表達，邵晶坤先生的女性意識流露的是那樣自然，那樣涓涓不息，充滿著一種大愛和大的關懷，因而顯得雋永。她的作品，為我們研究中國女畫家的心路歷程提供了極好的素材。
邵晶坤先生用她孜孜不倦的實踐為中國油畫的發展增添了寶貴的經驗和成果，她對藝術執著的追求也讓人讚歎。有許多畫家的名聲總是與某幅代表作品相聯，但是很難分辨出邵晶坤先生哪幅作品是代表作。從青年到晚年，她的作品彙集成一個整體風貌，這個整體便是她的代表作。它們證明不用恢宏龐大的敘事也能表現藝術家堅定的理想和關懷，也能體現時代精神和歷史記憶，這正是邵晶坤藝術的魅力所在。她的藝術是永遠年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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