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发展至关重要,古代也有农业学家?他的著作让后人惊叹

元朝初年由于连年战争,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为了稳定社会,巩固统治,元朝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劝农”和“重农”的政策和措施。这些政策和措施使元朝的农业得到恢复和发展。姚枢曾任元世祖朝大司农,专管农田、水利之事,对农业情况有一定的了解。他的这首《赋龙池水》所反映的就是元朝的农业政策及农业生产的某些情况。

元政府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在中央设立“劝农”机构,并建立相应的官员政绩考核制度。中统元年(1260),下令各路中通晓农业生产的人充任劝农官。次年,在中央设立劝农司。姚枢任大司农,陈邃、崔斌等八十人任劝农使,分派到各路督察农事。至元七年(1270),在中央改立司农司,左丞相张文谦为司农卿,专门管理农桑水利等事宜。同时又派遣劝农官以及通晓水利之人分赴各地,考察地方官的政绩。至元二十五年,在江南设立行大司农司及营田司,主管垦荒等事宜。二十九年,劝农司并入各道肃政廉访司,增加两佥员,兼察农事。地方官一般都兼有劝农官的职衔,把“劝农”,发展农业生产作为主要政事来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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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枢

从元太宗窝阔台经略汉地时起,就已经有了以农业生产发展情况为标准,考察地方官政绩的制度。元世祖中统五年,又以户口增加,田野荒地开辟,词讼减少,盗贼平息,赋役平均等五件事来考核地方官的政绩。以上述标准来考察地方官政绩,以此来决定升迁还是罢黜,以督励农桑为己任。“劝农”形成一时风气,促进了元初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元政府为了开垦荒芜的土地,鼓励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推行了改革田制,招集逃亡,鼓励垦荒等政策和措施。宋末元初的连年战争,使许多农民成为流民,土地变成荒地,元世祖忽必烈改变了农民与农田分离的状况,鼓励流民安居、开荒,鼓励的方法有三种:一是资助。对于垦荒的农民发放衣、粮、牛、种,而且多次打造农具,有的无偿分发给贫民,有的定价出售;二是从赋税制度上,给予垦荒农民优待。凡是新开垦的荒地,三至六年后才开始收取地租;并免除一切杂税,江南地区,减免私租的规定,永为定例;三是从产权上,鼓励开荒。元朝规定逃亡农民有权收回原有产业,并规定原主认领田产的年限,过期不认领的土地,愿意耕种的可以随便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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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劝农文化节

至元二十八年七月,元朝招募百姓进一步开垦江南荒地,由官府发放田券,这些地田就成为开垦者的永业田。至元十三年、大德二年曾明文规定,豪强地主不得侵占农民田产,已经侵占的必须归还或转拨给无地百姓。而且还规定,豪强地主不得强占奴隶、户计籍。元政府的这些政策措施极大调动了农民开垦荒地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元朝疆域广大,军队庞大,农民军粮负担沉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忽必烈实行大规模屯田运动。包括军屯、民屯、囚屯、降卒屯,遍布全国,声势浩大,成绩非凡,有效地解决了军粮供应问题,又减轻了农民负担,从而有利于农业发展。至元六年,忽必烈在各路、府、州、县设备常平仓,平抑物价,为灾年储备物资。规定每社置义仓一处,社长主持,丰年每丁纳粟五斗,驱丁二斗,无粟者以杂粮代替。北方农民为了生产互助而立“锄社”组织,元政府加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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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祯

在“重农”和“劝农”政策推动下,旨在总结农业生产经验,传播生产技术的农书,大量涌现。官修的有《农桑辑要》《农桑杂令》等,私人编撰的主要有王祯《农书》,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等。《农桑辑要》为元朝司农司颁布的综合性大型农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官修农书。今本《农桑辑要》7卷,全书6万字,体系完备,规模巨大,所引用典籍繁多,但一律标明出处。书中主要的内容是关于蚕桑,对于苎麻、棉花也极为重视,除了详述其栽种技术外,还批判了过分强调风土条件的风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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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书》

《农书》王祯著。王祯,山东东平(今山东东平县)人,曾任旌德(今安徽旌德县)、永丰(今江西广丰县)等县县尹。《农书》总计37集,13万多字,280多幅插图。全书分为《农桑通诀》《百谷谱》《农器图谱》三大部分。《农桑衣食撮要》为元代杰出的畏兀儿农学家鲁明善所著。全书约一万五千余字,按“月令”体裁撰写,列有农事二百零八条。分为十二个月,每月列举应操作的农事,范围极广,注重实用,适合于一般农家实际应用。这些农书对元代农业恢复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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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桑衣食撮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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