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時代就出現了，原始人類在陶器上繪出美麗豐富而變化萬千的圖案、紋飾，例如新石器時代半坡文化的人面魚紋、簏紋、魚紋;夏商陶器上的圓圈紋、渦紋、雲雷紋、方格紋;秦漢時陶瓷器上的麻布紋，窗欞紋、網紋；隋唐時的草葉紋、蓮瓣紋、卷葉紋;兩宋時的動物紋、嬰戲、山水紋、雲頭紋、曲帶紋等等，歷代都有令人驚服的成就。而當我們仔細審觀他們間的變化演進都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因而一種圖案、紋飾的出現，不僅受到當時社會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帝王愛好、時代流行，其他器物紋飾的影響，同時也和當時製造工藝水平有著不好分割的聯繫。我們可以將各時代、時期的紋飾做一個對比，以分析它的演變過程，這樣不僅可以看出他們的來龍去脈、時代特徵、藝術價值，而且對於我們的鑑辨真偽都有相當大的幫助。本文僅對明代官窯瓷器的紋飾圖案的演變做以簡單介紹。
明代制瓷無論從工藝還是裝飾都是中國陶瓷藝術的頂峰。《江西大志•陶書》載:“或描花，或堆花，或暗花，或錐花，或玲瓏……無不具備。”此書為明王宗沐著，共七卷，刻於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卷七為陶書，書上所述的基本可以代表整個明代。
明代初期官窯上的紋飾沿襲元代的很多。洪武時期紋飾一筆點劉畫法為多，起筆色深，收筆色淡，其淡描的青花紋飾線條粗放瀟灑，寥寥幾筆，整體佈局疏郎有致。洪武時期的紋飾主要以花草植物為主，而其中又以菊花和牡丹為代表。元時花卉為大花大葉，而至洪武時已明顯縮小。花葉逐漸講究對稱，只是較元代層次減少。此外,還有一些松竹梅的紋飾，仍多帶有元朝遺風。洪武時的紋飾圖案巳很講究留白、自然，但裝飾性不強，而那些印在器壁上的扁形菊花是洪武時期的典型特徵。
建文時期僅四年時間，此間加之當時政權不穩，社會動盪，制瓷業也因而受到很大影響，因而至今我們還沒有見到建文紀年的遺物，所以，此時的燒陶面貌、特色工藝是一段空白。
永樂時期，瓷器上的裝飾手法開始繁多起來，不僅有劃、刻、印、錐拱,而且還有青花畫花、青花加金彩畫花、裡印外刻、雕塑、活環等。這種裝飾是承襲元代“樞府窯”的傳法做的。而青花瓷的紋飾也是以纏枝花卉佔多數，如牡丹、蓮花、菊花。這個時期的紋飾大多疏郎秀麗，筆意自然，由於“蘇尼勃青”料呈色不 穩定，易於暈散，所以，紋飾中人物畫較少。另外，在罐上飾有三至四個小圓系也是此期獨有的裝飾風格。
洪熙在位僅1年時間，因而給後人留的此時的東西很少，至今我們未發現有洪熙年款的瓷器，因而也無法對其進行研究。
宣德10年是中國陶瓷史上的輝煌期，青花生產的高峰期。並逐步形成以景德鎮為中心的制瓷業。被譽為海上絲綢之路也是此時開始，並走向世界。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鼓勵了制瓷技術和工藝的提高改進，使得中國瓷器蜚聲海外*宣德瓷無論從選料、燒樣、紋飾、題款都是非常精細的，並且質好量多。其紋飾多豪放、生動，題材廣泛，風格基本與永樂時相似，花草紋略較永樂時寬厚，枝幹挺勁，青花色調更為凝重和暈散。宣德時的龍紋最具特色,龍體粗壯兇惡，豬嘴，下頜突出，發須上衝，其威武雄壯，氣勢磅礴為整個明清兩代之最。另外，此時道教長壽思想在瓷器上有所反映，如靈仙、松鶴圖等。
正統、景泰、天順三朝共歷時僅30年，在此間由於禁燒的戒令和景德鎮遭遇大饑荒，《明史》卷八十二載“天順三年十一月……乙末，光祿寺奏請於江西饒州府燒造瓷器共十三萬三千有餘，工部以饒州艱難，奏減八萬，從之。”《明英宗實錄》載：正統十二年（公元1447)十二月甲戌“禁江西饒州府私造黃、紫、 紅、綠、青、藍、白地青花等瓷器。命都察院榜諭其處，有敢仍冒前禁者,首犯凌遲處死，籍其家貲,丁男充軍邊衛，知而不告者連坐。”由於禁燒令和遭遇大饑荒，造成制瓷色料的匱乏和瓷器生產的冷落，迫使制瓷業停歇，因而至今我們也未發現有這三個時期年款的瓷器,故無法知其真實情況，但我們從看到出土大量民窯器管窺其一般。總體上說:正統時期風格接近於宣德晚期，而天順則與成化和弘治的風格相似，此時留下的民窯器也較多，時代特徵也較為明顯。
【鬥彩雞缸杯】
鬥彩雞缸杯，明成化，高3.4cm，口徑8.3cm，足徑4.3cm。
杯敞口微撇，口下漸斂，平底，臥足。杯體小巧，輪廓線柔韌，直中隱曲，曲中顯直，呈現出端莊婉麗、清雅雋秀的風韻。杯外壁飾子母雞兩群，間以湖石、月季與幽蘭，一派初春景象。足底邊一週無釉。底心青花雙方欄內楷書“大明成化年制”雙行六字款。
成化時期御器廠的燒造十分巨大。《明史•食貨志》載：“成化間，遺中官之浮樑景德鎮，燒造御用瓷器，最多且久，費不貲。”成化時期的瓷器最主要是以青花筆繪以及鬥彩為主。在圖案的裝飾手法上，更趨向於輕鬆、愉快，構圖開闊，所留的空白也更為疏郎，如婀娜多姿的花卉和行雲流水般的纏枝花，其中花卉植物紋的比例減少，而龍鳳紋的比例增加。這個時期所畫的鳥類，體形豐滿，大多棲身於枝頭，細語叮嚀，親密生動，花葉常作手掌狀，花朵只繪正面，葉無陰陽反側,且喜用修長的蕉葉裝飾。成化時期所用青料主要是進口的蘇麻離青，著色穩定，不易散暈，因而人物畫也增多，但此時人物主要特點是“一件衣”，即瓷器上所繪人物，無論長、幼著衣，只繪單色外衣,無內衣做補託。同時這個時期受鄉教的影響其紋飾中也隨著表現出藏文、八長蓮、寶件等等。總體上說,成化時期的圖案裝飾是傾向於較規整的圖案式畫法。
《明史•孝宗記》載:“冬十一月甲辰，停工役，罷內官燒造瓷器。”《明孝宗實錄》載江西饒州府燒造磁器、除各年起運外，十八年後暫停二年。”類似此類“停工役，罷內官燒器”的現象在弘治朝發生多次，故傳世品中“大明弘治年制”款的器物，較少見。弘治時期的紋飾與成化時期基本相同，只是佈局紋飾較成化時期更加纖巧細緻，瘦小，留白多。常見的紋飾是龍紋、花草植物紋,龍紋以蓮池游龍最多《從主題的構思來看，那種象徵威武、尊嚴、權力騰躍的龍竟出現在蓮池之中，是很不協調、不成比例的，因而這種題材在以後用得較少。花草紋還是以蓮花為主。
正德時期紋飾圖案，猶有宣德、成化、弘治的淡雅的風格，但已比較少見，而是逐漸地向嘉靖、萬曆時期的濃重熾烈色調過度。龍紋仍是此朝的主要裝飾圖案t龍紋較多應用穿花面紋和翼龍紋飾，露胎的堆塑裝飾盛行，如獸面、魚紋、龍紋。而最值得一提的是正德時期有很多是用阿拉伯文來作裝飾的。
嘉靖時期的官窯瓷器燒造的數量，僅《江西大志•陶書》載每年燒造瓷器累計已近百萬件，目前傳世的嘉靖瓷器也是比較多的《陶說》載:“嘉靖尚濃，回青之色幽菁可愛”，這正是其成功地掌握了恰當的配料比例。嘉靖時期瓷器不僅產量大且種類多。圖案裝飾傾向自然寫意用筆率意，圖案花紋幾乎佈滿全器，紋飾的畫意突出表現封建統治者祈求“吉祥長生”的內容，如靈芝、壽山、福海、瑞獸祥麟，其至還有以樹木或花枝纏繞形成的“福”字或“壽”字的圖案，這是以前很少見的。由於嘉靖帝崇信道教，瓷器上紋飾也相應地反映道教思想的內容，如八仙、八寶、八卦、如意、纏枝蓮花托八寶、雲鶴等。瓔珞紋也在此時出現於青花和五彩器上。魚藻紋在嘉靖時期用得更加普遍，所繪魚體大而肥。
隆慶一朝，僅6年時期，且社會動揺，經濟蕭條，景德鎮又屢遭水患，因而此期瓷器數量銳減，傳世器不多，唯青花器和五彩器兩類，但卻製作工藝精細，在嘉、隆、萬三朝中，其質量為上乘。佈局同嘉靖，部分疏郎，技法單線平塗不向外散，填色工細，色調美麗，回青呈色穩定純正，藍中泛紫。紋飾有串技龍 鳳、團龍、團鳳、團螭，有靑花和喑花結合的靈芝，也有用字文組成的圖案，例如“九五之尊”等等。同時小說和通俗演義上的人物故事逐漸被採納為紋飾的主題，其人物均身材修長、姿態飄逸。
萬曆是明代皇帝中在位時間最長的一個，長達48年，瓷器傳世器數量也較多。此時五彩器的製作達到鼎盛時期，堪稱空前絕後。此時的文房四寶器明顯增多。萬曆吋期的裝飾工藝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鏤空技法得到普遍使用。正面龍紋以及道教紋飾使用更加廣泛，例如折枝靈芝及錢紋，“田”字做邊飾。人物中也多體現道教色彩，其中以畫些仙風道骨的人物為多，如張天師斬五毒等。但此時人物與獸類往往比例失調,使其造形失真。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福、祿、壽內容如樹木“福”字、壽山福海、百鹿百鶴、雲裡百蝠等較嘉靖時增多，且對後世影響較深。另外，用錦地花作為瓷器圖案的底紋特別流行。
泰昌皇帝在位僅30天，即駕鶴西遊，轉瞬改元，因而即使在此時期燒的器物也不一定署泰昌年款。
天啟、崇禎時期，內憂外患，政局動搖，瓷器的數量質量相對減少，帶款的很少，所以無法反映此時狀況，因而研究此時官窯器時只有拿此時期的民窯遺留下的器物和清初官窯器得知當時官窯風格。大部分是實用器，裝飾圖案以寫實為主，畫意粗率，往往以粗獷而簡煉的減筆寫意出人物、山水的景緻。所繪人物大多很小，一般來講都不是很精緻。由此我們可窺斑見豹，大略可知當時官窯器的裝飾圖案是向減筆寫意類的風格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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