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言文长期流行与后期衰落
1、文言流行的原因和作用
文言文作为一种定型化的书面语言，自先秦时期开始在中国沿用了两三千年。经过长期发展，文言文形成了言文分离，词汇丰富，行文简练的特点。自六朝开始，骈文兴盛，到后来唐代古文运动使古文备受推崇，再到后来“桐城派”主张“义法” （主张作文为了宣传义理，而义理主要指孔孟、程朱的道统），将古文流派推向极致。不同时期的文言文形式与流行风格虽有不同，但作为主流文体却是一脉相承的。
从汉代设太学将儒经作为入仕标准开始，四书五经便成为中国传统教育的基础文本，作为教学和考试的学习材料。这样的传统教育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选拔人才提供了重要的手段，而文言文作为思想学习和表达的载体，自然而然的便流行起来。后隋唐确立科举制，以考生作文言文的优劣取士，成为中国未来一千多年选拔官员的最重要方式。科举这一取士方式无疑是巩固了文言文在中国文学发展中的地位。“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具有一种藏而不露的霸权地位，历朝历代都将拥有话语权作为拥有统治权的一种表现”。胡适指出：“……科举——真是保存古文的绝妙方法。皇帝只需要下一个命令，定一种科举的标准，四方的人自然会开学堂，自然会把子弟送去读古书，做科举的文章”。科举制作为统治阶级选拔官员的手段，对中国古代文言长期流行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从根本上控制了思想状态，因而受到了封建统治势力的极度推崇。
不能否认的是，文言文作为一种文体，的确有其独特的特点和优势。在纸张还未普及之时，以文言文记述可减少笨重的竹简和昂贵的丝绸的使用，方便人们以文字传递信息。后来纸张广泛使用，统治阶级的来往“公文”使用习惯已经定型，会用“文言文”已经演变成读书识字的象征。相对白话文而言，文言文有注重典故，骈骊对仗，音律工整，行文精炼，用句典雅等特点，这也是古代文人推崇以文言作文的重要原因。
文言文的长期流行，对中国古代文化、教育、社会政治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持续不断地文言教育，推动了中国文化的传承、传播与民族文化融合。胡适认为，古文作为传播中国古文明的工具，与拉丁文作为传播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工具，同样伟大。隋唐时期，日本曾学习中国文化制度，输入汉籍，八、九世纪曾仿行贡举制。至今日语仍保留一定数量的汉字及汉音。朝鲜和越南都曾长期使用汉字，在朝鲜文学发展历程中，他们的作品大部分是模仿中国诗歌、散文等文学形式，并在中国文学的基础上发展创作出其民族特色，这些文学作品的形式皆以文言形式呈现。
2、文言文的衰落
近代，由于受西方文化冲击和现实政治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清王朝的封建势力为了维护和稳定统治地位，坚持八股取士，桐城派、江西诗派等文学派别坚持以文言形式作文。另一方面，由于受“西学东渐”的影响，西学被许多仁人志士们利用、吸收，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新的文化风气，白话文运动悄然兴起。
清末，西方以坚船利炮打开闭关锁国的大门，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兴起，启蒙思想随着革命的深入，广泛传播于民众之中。梁启超疾呼“改良群治”、“新民”，严复也说“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于是以向广大民众普及文化为轴心强调文体通俗化的主张日益高涨，有力地促进了文学语言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化的历史历程。
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黄遵宪，在光绪十三年（1887）所写的《日本国志》中提出言、文合一的主张，他说：“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由于资产阶级改革力量亟需宣传新的启蒙思想以开民智，文言的艰深古奥不能起到思想普及的作用。改革者从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经验中，认识到近代性质的社会变革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的迫切性，于是将转向语文改革的问题上来，树立起改革文学语言和文体的鲜明观念。梁启超曾说：“尽天下人而读书、而识字，斯民智矣。”白话文在资产阶级改革者们的大力推动下很快普及，而近代传媒报刊对白话文的使用，得到了民众的追捧与喜爱，这更使中国文学向通俗化迈进。
在我国文学传统中，书面语与口语相分离。雅文学观念排斥以口语为文，语录不被视为文，桐城派还明确指出不可以语录入古文。至于俗文学，诸如明清小说，宋元话本等一直活跃于市民阶层，而作者则不被视为文人。近代文学语言的变革，主要是在文章领域即过去被视为“雅文学”领域里发生的变革。这个变革本身不是西学送来的体式，文言与白话都是中国自己的民族语言形式；它是中国自身文学语言形式的一次历史性的革命。由此可见，中国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变的过程中，并不全是由于受西方政治文化冲击的影响，也是中国文学语言发展的必然趋势。
伴随着文化下移与文体革命的产生，文言文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的地位日渐衰落，文言、半文言、白话和欧化的白话等语言形式在动荡的社会背景下共同存在，并逐渐以白话为主导，文言文逐渐失去其霸权地位。
二、白话文运动兴起
1、背景
中国近代兴起的白话文运动始于19世纪90年代，即资产阶级改良派维新变法运动时期。这一时期，中国近代文学受到了西方文化冲击的巨大影响，“西学东渐”是本时期文化上最突出的特点。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从作家身份、文学观念、文学内容、文体形态直到文学载体、接收对象，无不渐次发生了巨变。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新式学堂的建立又冲破了传统教学模式的限制，为新思想的普及提供了教育基础，为白话文的成长和发展提供土壤。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文学观念与作品形态的变化直接影响了白话文运动的产生和发展。维新派从西方国家的历史中看到小说在思想启蒙和社会变革中的作用，提高小说的地位，以“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梁启超更是提出了“小说救国”的观点。后来白话小说期刊的发表也是得益于之前维新派在改革文学观念方面所做的不懈努力。翻译文学的普及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思想，新的文学形式，新的文学表现技法。这为作品形态的变革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较早译本小说有1896年张坤德译英国的《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1899年林纾译的言情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1898年梁启超译政治小说《佳人奇遇》等，这些翻译作品虽不是用白话文翻译，但其新鲜文学形式以及思想受到民众的热烈追捧，文言文在翻译中显现出的弊端，如晦涩难懂，更改原著本义等也从侧面推动了白话文的发展。
作家的新旧分野和作家主体的转型对白话文运动产生的影响巨大。这一时期的“新学”与“旧学”呈现出水火不容的态势，一方面，桐城派、宋诗派、汉魏六朝派等保守文学流派坚持中国传统文学形式，坚决捍卫古文；另一方面，以康、梁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则是“新学”人物代表。不论是前期康有为的“托古改制”，还是后期梁启超、黄遵宪直接提出改革文言，以白话为正宗，新作家们的新思想对封建守旧势力都是一种强大的冲击，为后来白话文运动的顺利进行铺平道路，提供理论基础。
2、过程
（1）文言与白话之争
白话文运动一直处于两条战线作战的状态。一条战线来自内部，即支持保留使用文言文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另一条则来自外部，即守旧的封建文人。对于内部的争论，焦点是要不要白话文的问题。其中比较著名的一次争论是梁启超等人与严复的争论。
严复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以翻译介绍西方政治学术著作而闻名。他翻译的《原富》曾得到学术界人士的认同和赞赏。，梁启超曾称许严复 “于西学中学中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同时也对其文章加以批判。梁启超曾说：“文界之宜革命久矣。……况此等学理邃赜之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安能使学僮受其益乎？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文人结习，吾不能为贤者讳矣。”梁认为，严复的文章学理艰深，语句晦涩，初学者很难完全读懂其中的意思。翻译外国著作本应起到普及大众，传播启蒙思想的作用，然而用文言写成的文章达不到预期效果，反而使人们更难接受新思想，新事物。对于梁启超的批评，严复十分不满。严复指出，“窃以为文体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意之音声也。是故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俗之气。”他认为，翻译要讲究“信、达、雅”，绝不能使用白话这一带有“鄙俗之气”的文体翻译外国著作。针对梁的批评，他还指出，他写的文章并不是给初学者“学僮”看的，而是给有一定文学素养的人看的。另外，他还提出了“文界无革命”。他说：“且文界何革命之与有？持欧洲挽近之文章，以与古者较，其所进者在理想耳，在学术耳，其情感之高妙，且不能比肩于古文，至于律令体裁，直谓之无几微之异可也。”他从文体的角度阐述了自己坚决维护文言文的观点和立场。而对于严复的“文界无革命”之观点，黄遵宪并不十分同意。他说：“公以为文界无革命，弟以为无革命而有维新。如，旧体也。自鸠摩罗什辈出，而内典别成文体，佛教亦盛行矣。本朝之文书，元明以后之演义，皆旧体所无也，而人人遵用之而乐观之。文字一道，至于人人遵用之乐观之，足矣。”黄遵宪以《四十二章经》之例解释了文体变革的重要性。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文学也应当为适应社会潮流而发生变化，文言固然有其传统优势，但在社会政治思想大变革的社会背景下，文言文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社会的发展，“旧学”已然受到了“新学”“西学”的冲击，若文体不变，很难实现彻彻底底的革命。
关于文言与白话的争论在此时期一直没有间断。到辛亥革命，清政府被推翻之后，这样的争论也持续存在，并且火药味十足。然而正是在争论的过程中，改革者们逐渐认清白话文的优势，并进一步推动近代文学革命向前发展。
（2）小说是推动白话文运动向前发展的主要动力因素
早在1840年以前，近代文学的因素已经萌生。清代的小说《儒林外史》、《红楼梦》已经出现了民主的思想，小说的近代因素为之后文学向民主化、近代化和通俗化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因素。
二十世纪初的文学观念的变化推动小说向正统文学迈进。在近代文学变革中，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文学的启蒙先驱。他曾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强调了小说在中国文学变革中起到的重要性，他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虽然很多人认为梁启超的这段话极具煽动性并过于片面的强调了小说的地位，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梁启超的“小说救国”的确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产生了相当大的轰动效应。在这个文学观念、文学思想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一向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因其向民众启蒙最为得力，被推为文学的最上乘，占据了中心地位。吴沃尧认为，小说具有德育的功能，它应该“为德育之一助”。陶曾佑曾说，小说“其感人也易，其入人也深，其化人也神，其及人也广”，因此，欲改良社会、民族自强非小说莫能为。小说在社会上形成的巨大影响力使得资产阶级改良派更加坚信“小说救国”，而伴随着散文的通俗化运动，白话文也开始自觉被采用。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作家从各个方面肯定了小说的价值和作用，并通过报刊文章大力宣扬和鼓吹，使小说新观念深入人心，小说期刊和创作空前活跃，从而打破了封建传统观念的桎梏，确立了小说应有的地位，在白话小说流行的时代中，这无疑是为白话文的推广提供了最有力的平台，推动白话文普及，发展。
3、影响
首先，白话文运动对当时社会产生的影响是值得肯定的。白话文运动将中国文学从封建陈旧的形式桎梏中解救出来，推动了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传播和发展。同时，为后期“五四”白话文体革命创造了一定的条件。钱玄同认为，“现在我们认定白话是文学的正宗，正是要用质朴的文章，去铲除阶级制度里的野蛮款式；正是要用老实的文章，去表明文章是人人会做的，做文章是直写自己脑筋的思想，或直叙外面的事物，并没有什么一定的格式。对于那些腐臭的旧文学，应该极端驱除，淘汰净尽，才能使新基础稳固。”陈独秀也曾说：“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正是改良者确立了“以白话为正宗”的理论条件，才为后期文学革命的运动奠定理论基础。
然而，白话文运动也存在着诸多问题。
首先，白话文运动是一次不彻底的文学运动，它在肯定白话文为正宗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否定和批判文言文。梁启超说：“自语言文字相去愈远，今欲为此，诚非易易。吾曾试验，吾最知之。”这说明改良者并没有足够的信心和勇气推翻文言，而是试“性的对白话进行尝试运用。纵观当时整个文学革命的大背景，也正是提倡“理想宜新，形式宜旧”，“以旧风格含新意境”这样不彻底的改革准则。当时的人们已经知道语言通俗化是文学革命的必经之路，但多数作品仍使用文言。刘师培也说：“近日文词，宜区两派：一修俗语，以齐钥启民；一用古文，以保存国学。庶前贤矩范，赖以仅存。”他认为文言文应该作为“国学”被保留，与所谓“白话”同时存在。
其次，白话文运动由于受领导阶级的影响而呈现出片面性。白话文运动只强调形式上的改良，基本上不做内容的革新。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改良方式正如资产阶级改良派在中国政治改革中的改革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对中国近代文学进行彻底的革命。像梁启超所倡导的“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新意境”所知何事，他并未给出准确的定义。这也是受其阶级性质所限。直到后来的“五四”文学革命，白话文的使用才真正有所改观，白话杂志和白话文大量出现，一部分散文也趋向通俗化。
作者：杨濛，1994年出生，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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